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总会遇上几个能够让自己离开时思念，见面时欣慰，成功共同分享，忧虑一起承担的好人，在他们的跟前，你可以谬托知已，可以全身心放松，可以展现自己的本色，可以暴露原先刻意地掩饰着的缺点，总之，完完全全恢复自己的自然本性，彻彻底底摆脱利害的缰绳束缚。有了这样的人做导师、做朋友，那你这一辈子就算有福，就不算白活。这样的师友，即使是驾鹤仙逝，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她)仍将活在我们的心中，其所留下的精神烛光依旧不会熄灭，在漫漫的长夜里替我们驱除黑暗，照亮道路，带给我们温暖，带给我们慰藉！让我们时不时地想起他(她)，并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对我来说，当年杭州大学历史系的魏得良老师，就是这么一个人。初次见到魏老师，那还是在1978年11月初的历史系新生入学欢迎会上。当时他就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印象说白了，就是一个“土”字，用夸张的语言讲，就是“土得掉渣”。我们怎么地无法想象，在堂皇气派的高等学府里，居然还有这样纯朴得像泥土的老师，黝黑的脸堂，花白的头发，刻满饱尝沧桑烙印的神态，携带一把市面上几乎已绝迹、破旧在八成以上的黄油布雨伞，身着灰白驳杂的中式对襟棉袄，走上暂借用为会场的教室讲台，稍显拘谨地面对我们。这时候的魏老师，活脱脱一位憨厚木讷的农民老伯伯形象，这与我们过去所想象的大学老师潇洒优雅的风仪，真的一点也沾不上边。当时，他的发言也和其他那些老师不同，没有华丽的词藻，不见优雅的口才，更没有激动人心的鼓励，而只是直截了当介绍了他所承担的那门《历史文献》课的课程安排，以及同学们在听课学习过程中所应注意的事项，一板一眼，简朴实在，平易自然，就如同他本人的形象一个模样。
就这样，魏老师平淡如水、悄然无声地走进了我的生活，在我数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从此增添了一重十分平凡而又有悠长回味、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师生情谊。
魏老师主讲的是面向历史系全体本科生必修的《历史文献》这门基础课，这门课的基本宗旨，是通过对重要历史文献篇章的阅读和理解，让历史系的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史料，培养起解读和运用史料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应有的基本能力。整个课程前后两个学年，是历史系学生一门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课程，也即进入中国历史学典籍宝库的一把开门的钥匙。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十年艰难探索时期”后，恢复高考招生的第二届，整整十年以上的积压，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色，就生源而言，班上有年龄在30岁以上的“老三届”高中生，也有18岁以下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在古汉语基础方面，同学们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第一堂课，魏老师没有讲课程的内容，而是发下一张试卷，让所有同学标点和翻译《史记·淮阴侯列传》(节选)。到第二堂课时，课间休息期间，我不安分地走到讲台边上，用目光瞄了一下魏老师摊放在讲台桌面上的资料，发现全班同学的花名册也赫然在列，每个人姓名旁都用图案符号做了标识，有的是五角星，有的是小圆圈，有的是三角形，有的是菱形。我好奇地问站在一旁，正利用课间间隙吸烟的魏老师：这些图形符号代表着什么？魏老师不以我的唐突冒昧为忤，微笑道告诉我：这是上星期古文摸底后，对同学们古文水准的大致分类，这样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按照大部分同学的现有水准，来讲解相关文献了。我接着说，得五角星标志的同学特别少，好像只有钟安西、楼毅生两人。魏老师不厌其烦地解释：五角星标识，是这次摸底测试成绩最佳的标志，这次82人的试卷，就这两位同学，无论断句，还是翻译，都做得最好。于是乎，我唯唯而退，知道班里同学中卧龙藏虎不乏其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自己虚心低调才是正道。现在回想起这个细节，才真正理解魏老师当年朴实无华的教学风格中，其实一直是在践行孔夫子“因材施教”的理念，可谓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可以这么说，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魏老师始终以他固有的质朴风格讲解这门课程。他讲得很认真，但丝毫不渲染，只用平直、朴素的语言顺序渐进、按部就班把一篇篇古文献予以串讲疏通，帮助同学真正读懂课本上上所记载的文献内容，使大家在潜移默化之中，增添阅读古代文献的兴趣，提高鉴别和运用史料研究历史的初步能力。由于魏老师授课从不追求轰动效果，从不横拉直扯掺入一些趣闻轶事，语言朴实无华，所以初听起来，颇有些平淡，甚至单调。然而时间长了，你就能咀嚼出它的深厚滋味，发现它的确蕴含着博大而丽实用的学问，可以让你从中受益无穷，学业精进。大道至简，老子有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可谓是魏老师授课的风格，也是他通过这门课程的“传道授业解惑”之真谛。我始终认为，自己今天能够在史学研究方面做出稍许的成绩，与魏老师当年给我打下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息息相关。
如果我与魏老师之间仅仅是限于这样的一层关系，那么就只能算作一般的师生，没有必要特别费笔墨追叙。魏老师之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乃在于他的品质、他的人格帮助我懂得生活的意义、人生的境界和作为一个读书人应有的操守，与知识相比，它们更让人受益无穷！
大学4年，我除了听魏老师讲授的《历史文献》课外，还曾选修过他开设的选修课：《左传选读》。可是在此期间，或许是我的腼腆内向，或许是我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出类拔萃，我没有引起魏老师的太大注意。双方之间也就是一种普通的教与学的关系，谈不上亲切的私人情谊。我同魏老师的相知相交，关系出现质的飞跃，乃是在我考取历史系黎子耀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之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2020年新冠病毒大规模肆虐期间他告别人世，前后近四十年，彼此间的心扉渐渐向对方打开，真正融入各自的生活。
这里，我既不想揣度自己留给魏老师的印象，也不愿妄测魏老师对我这个学生的具体感受，因为时到如今，魏老师与我之间，乃是天人永隔，再作揣度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这里只希望把自己心目中的魏老师形象，浓缩成寥寥几笔，告诉我所有的朋友。
魏老师的宽厚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中是出了名的。外校的师生只要同魏老师有过接触，也一样会有深切的感受。与人为善，自甘吃亏是他生活的准则。我与魏老师有真正私谊的交往将近40年，其间作彻夜长谈者不计其数，可就是没有见过他在我面前臧否过他人。即便是在当年他晋升教授一事上，系里有个别人玩些手法，想把他挤兑掉，他知道实情后也没有动气，更没有站出来斥责对方拿不上台面的行径。而是主动替对方着想，认为名额有限，对方为了一己的利益打击、贬低他人的人，虽不怎么道德，但若换位思维，亦是可以谅解的，何必计较，伤了和气，何况对方的操作最后并没有得逞，自己还是顺利地评上了教授，那就更无必要得理不让人了！以德报怨，这可谓真正的“恕道”！
在书稿的署名、课题的承担、稿费的分配这一类敏感易起风波的问题上，魏老师的宽厚和谦让也是有口皆碑。他始终觉得，大家合作一次很不容易，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利益的分配而闹什么不愉快，所以他总是承担最艰巨的任任务，负责最是具体的工作，以自己的默默劳动和无私奉献，确保一些大型合作课题的最终成功，例如，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史辞典”系列大工程中，《史记辞典》、《汉书辞典》等重要的几部，魏老师皆无役不与，担任副主编一职，从人员组织、体例拟定、样稿撰写，到条目审读、史料核验、文字修改，他都做到了一丝不苟，忘我投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的无私奉献，这些重要的工具书，是无法以目前的样子付梓面世，泽惠学林的。这一点，当年担任该套辞典责任编辑的山东教育出版社编审温玉川先生是可以作证的。在魏老师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体现了一个忠厚长者的风度。
对自己的老师，魏老师始终能谦卑地恭执弟子之礼，在各方面予以关心，尤其是在专业上提供帮助。我的硕士生导师黎子耀先生，晚年培养的几个研究生，或如我这样的，远远离开了杭州，对先生的学问总结之事，鞭长莫及。或改行从事了其他专业，在这方面亦是有心而无力。总之，已届耄耋之年先生的身边并无一个自己的及门弟子可以依托。这是业师子耀师当时感到最困扰、最苦恼的事情。魏老师退休后，有一年春节前往子耀师府上拜年，子耀师向他倾诉了自己的遗憾，并委婉地表达想请自己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的老学生，来帮助自己整理学术研究心得，给自己的一生历史教育与研究事业做个总结。魏老师自己也是教授，也有不少多年积压下来的学术欠债需要清偿，但是，面对自己当年老师的殷切期盼，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承接了这任务，从此当起了义务的子耀师学术助手，每周都有这么一到两次，自杭州城东体育场路的杭州大学宿舍，辗转换乘三次公共汽车到城西的桂花园子耀师家，投身工作。
当时，子耀师患严重的白内障眼疾，已经目不能视，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将史料和自己的分析及其结论一一道来，由魏老师记录成稿,积腋成裘。这个过程对魏老师来说，是异常的辛苦，他需要对先生凭记忆引征的史料仔细核对勘验，需要誊请和梳理文稿，需要将誊清后的文稿读给先生听，再记录先生的修改意见，如此，反复多次，才最后定稿。慢工出细活，对当时已届古稀之年的魏老师来讲，是精力、时间、体力的巨大付出，甚至是魏老师他自己学术事业做出的一种牺牲。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子耀师的“名山事业”，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申请课题，这当然也就没有了任何经费资助。魏老师的协助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是无偿的付出，是真正的古道热肠，这样的精神境界，在今天这个利欲熏天、乃至尔虞我诈的世道里，可谓是“广陵散”，早已绝响了！也是幸亏有了魏老师的鼎力佐助，子耀师的学术生命一直延续到了98岁其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间，亲眼目睹了自己《周易秘义》《老子秘义》《论语秘义》《周易黎氏学》等多部学术专著的陆续面世，没有留下学术事业上的遗憾！
胸襟的广阔，性格的宽厚，使得魏老师在为人方面处处表现出真纯的质朴、至挚的诚恳。这一点上，我有极其深刻的亲身体会。我1985年报考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的博士生，通过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老师(他们在一起合编了高校历史系《历史文献》课程教材)，魏老师主动热情向仲荦先生推荐了我。我机缘凑巧，顺利上榜，这中间无疑有魏老师的一份力量。
我负笈济南，乃至继续漂泊帝京期间，每次回绍兴探亲都取道杭州中转，每一次在杭州中转时，都选择魏老师家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他和他的家人从来不以我的打扰为麻烦，而总是以最亲切，纯粹家庭成员式的态度欢迎我的前去，使我感受到一种回家般的放松和愉悦，无拘无束，潇洒自在。日子一长，几乎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我往往在不预先打招呼的情况下，扛着大包小包冲撞进去，魏老师在惊喜之余，安排我稍事休息。尔后我就和他确认是否在他那里吃饭，说明晚上要回他家里过夜。我提要求毫不迟疑，他满口应允也平易自然，彼此丝毫不讲客套。于是我便从他那借得一辆自行车，在杭州城里疯跑，拜访师友，处理琐事。通常总要忙乎到晚上10时以后才回他家，就如同倦鸟返巢似的。魏老师每一次都是在家里等着我，待我进门后，先送上一杯预先泡好的清茶让我解渴，然后再递上烟卷与我叙说家常。这一聊，往往就到12点钟以后。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起来准备好可口丰盛的早餐，油条，豆浆，小笼包子，让人大快朵颐，待我用餐完毕后，再用自行车驮上我的大包小包将我送到前往火车城站或汽车东站的公交车车站，目送我登上公共汽车，车缓缓地启动了，我透过车窗，看见他还站在那里，时不时朝着我的方向挥手致意。这样的情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几乎是每年来一个轮回，他从来不为之而有丝毫的厌烦，始终是做得那么的亲切和自然。
魏老师的达观和坚忍同样令我肃然起敬。由于种种原因，魏老师的境遇并不太好，师母没有正式的工作，家庭也数次遭受不幸。可谓经历坎坷、忧患迭至。可他始终没有为人生的厄运所压倒，总是以常人无法想象的坚忍战胜命运，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正气。这种顽强的生命力是最可珍贵的，它使得魏老师能够以泰然达观的态度直面人生，能够以律己恕人的原则积极处世，能够以发愤勤奋的姿态投入工作，能够以宽容诚挚的品德赢得尊敬。在魏老师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所有传统美德。他是小人物，然而他的人格和情操足以成为每位读书人的楷模！
我与魏老师的交往，是家人间的温馨分享，1986年我成家时，他专程到绍兴出席我的婚礼；当我母亲在绍兴的住房遭遇“祝融之灾”时，他一得悉情况，就放下手头的事情，专程从杭州赶来，向我们全家致以慰问，并提供了经济上的珍贵帮助。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了。应该说，这中间并不掺杂任何功利的因素，而纯粹属于心灵的沟通、精神的慰藉。人的短暂一生中，曾经有这样的好老师做自己的朋友，我真的感到无尚的自豪和幸福！而魏老师的去世，则让我感到难以名状的悲痛，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使得我无法回到杭州，送敬爱的魏老师最后一程，这尤其教我不胜哀戚，潸然泪下，留下心中永远的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