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这个宝藏，有助于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绵延5000年不曾中断的优秀文明，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中国近代的文化人梁漱溟先生所言，道出了大家的共识，“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何秘诀？一言以蔽之，大都包括在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念中。中华文明讲究天人共生之道，实现天人和谐共生，这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追求。
“天道”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体系，中华民族的思维逻辑建立在人与天地互通、主体和客体统一的思维框架之中。人与天地万物同源同根，人能感悟天道，做到自强不息；也能如大地般容纳万物，实现厚德载物。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人的精神、人的心性、人的价值、生命意义、存在方式、生存样态、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深沉的民族心理结构都产生了持久影响，从而成为探讨人与神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思想文化之总成。用中国哲学的概念来说，就是关于“心性之学”的真学问和“天人之学”的大学问。
中华民族的先人历来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天人关系即“神人”关系。上天造就万物并赋予其美好的德性，为其制定了法则，《诗经》中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书》中则有对尧舜“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中华文化中的儒、道、释三家对此也均有阐述。从儒家看来，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人通过修德可成贤成圣；从道家看来，修道之心人人都有，返本归真，回归大道；从佛家看来，佛性人人有，佛法无边，慈悲普度众生。由此可见，要达到人与天通的境界，人必须要升华道德，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达天人合一。儒家讲“致中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
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个大殿高悬着三块牌匾，告诫统治者以至天下庶民，必须永世传承的中华文化之精华。一曰“皇建有极”，极是指中道、法则，意思是统治者建立政事要有中道，基本是不偏不倚，取中庸之意。二曰“建极遂煪”，意思为统治者承担上对皇天、下对庶民的双重神圣使命，既须承天而建立法则，又要抚民而顺应大道。三曰“允执厥中”，语出《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安的，道心则微妙难明，惟有精心体察，专心守住，才能坚持一条不偏不倚的正确路线。指言行要符合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三块警世名言牌匾一以贯之的，正是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念。陈来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合为本。与西方近代的价值观的不同在于，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强调社会和谐，重视公平平等。今天我们要坚持这些“本”与“先”，当然也要关注那些“被先于”的内容；当然也要患寡患贫，更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概而言之，“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为上、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贵，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天道”观念，乃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由此方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礼记·中庸》)，展开来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为政以德、政者正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奉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等等。其中，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真求实、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协和万邦、睦邻友好的和平精神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贯彻始终的精神内涵。
《周易》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礼记》说：“凡举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老子则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一气流通，原是一体，所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靠“心之仁”才可能，此即“一体之仁”；“一体之仁”使“大人者”“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因此说，坚持“天道”观念，天人合一，方可“养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
强起来的中国永远不会有称霸世界的基因
如果按照“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强起来的中国，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竞争，也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2014年1月22日《世界邮报》刊登的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这样的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明确地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基因，是内在成因，是根脉，是抗体。正如人长得像自己的父母是有遗传基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基因，从而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性格和文化习惯。中华文明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根本特征。“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就是出自“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为上、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贵，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这个“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道”观念。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和平是个人心境的内在修为，也是一种关注黎民苍生的外在超越。这种“根于天性”、出于“修为”、成于“超越”的和平追求，就是中国的文化基因。
“礼之用，和为贵”。中华民族自秦汉时期实现大一统之后，“和”从价值层面跃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平思想已深深地积淀在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孙子兵法》是中国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数百年前，即使中国强盛到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30%的时候，也从未对外侵略扩张。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里，中国频遭侵略和蹂躏之害，饱受战祸和动乱之苦。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和平安宁才能繁荣发展。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智慧、维护和平。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深知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强起来的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有“地势坤的厚德载物”，就有“天行健的自强不息”。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就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中国共产党植根的深刻的文化根源，离不开“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为上、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贵，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这个“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天道”观念。中国共产党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就有着许多天然的契合相通之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朴素的思想因素。譬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废私立公、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的思想与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张，以民为本、以政裕民、安民富民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万物自生、不信鬼神、重视人事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以道制欲、不为物使、俭约自守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克己奉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知易行难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道立于两、阴阳共生、物极必反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都有着天然的契合相通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秉持“天人合一”，就要坚定“以人为本”。人民至上，“事人如事天”。中国共产党始终着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性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新时代鲜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等思想的科学指引，也都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保民、安民、富民、乐民”等思想的滋养。正是因为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始终着眼于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方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信服和践行，从而指引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为当代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既然深信“天人合一”，必然崇尚天下为公，功在天下。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中国深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致力于推动世界建立更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大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同舟共济，和衷共济。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人类的价值观也难免众说纷纭。但既然同为“人类”，就总有相同相通之处，总有全体人类都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如果说“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的价值观高不可及，总不会有人公然反对和平、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关乎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是世界人民的永恒期望，犹如空气和阳光；发展是各国的第一要务，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无人公然反对公平与正义，这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也关乎人的尊严。无人公然反对民主与自由，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关乎个人的福祉。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大要素，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相互联系、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形成完整的逻辑链条。
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既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也完全契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链条。全人类共同价值，又正好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厚度。全人类共同价值传承着“天下一家”“协和万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中华文化基因，蕴含着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因此，传承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基因的中国共产党，必然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必然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言行一致，坚定不移地倡导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
现代化起源于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的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是使欧洲摆脱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向全世界扩张的前奏曲。
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大国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本模式，必然涉及对煤、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需求，以及对市场、对资源不断扩张的需求。近代西方世界在崛起的过程中为满足这种需求，以坚船利炮、圈占土地和奴役他人来掠夺资源。这虽造就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繁荣，同时也埋下了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仇恨，引起如下三个关系的“紧张”，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必须破除的桎梏。
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张。文艺复兴推动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形成了以“欧洲体系”为骨架的“世界体系”的初期形态，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但这个市场体系，无疑延续了传统的帝国式殖民体系的政治结构，形成了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孙中山早前就敏锐地发现：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也是行霸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内在矛盾，外化为世界体系的剧烈动荡乃至分裂。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危机与革命、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反映出这个世界体系形成之初，就开始解构。二战后，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重新整合：从西欧到美国。同时，这个世界体系之外，崛起了一股强大的与之对抗的力量——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冷战以苏联解体告终。其结局说明，文艺复兴推动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资本运行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的。只要世界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超越它的世界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但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和危机也显示，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的现代性矛盾，并未因冷战的结束而消除。
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现代工业文明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和谐与宁静，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敌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天、地、水、空气都在遭到破坏。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感叹：“人类不是哺乳动物。因为地球上的每一种哺乳动物都会本能地发展和自然的平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但是人类并不这样。人类每到一处就拼命扩张，直到耗尽自然资源。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张到新的地点。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与人类相似，那就是病毒。”这是极而言之。
三是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当代西方社会在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上帝之死”带来了信仰迷茫和精神焦虑。当代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远离崇高”和“信仰缺失”的精神现象。现代化带来了“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失落了信仰，也就失落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终极关怀。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经济怎么繁荣，如果放弃了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大家都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高气盛欲壑难填，社会不能和谐稳定，发展又如何协调持续？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人”又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
那么，出路何在？
一场新的文明复兴，已躁动于时代的母腹，呼之欲出：它要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和谐的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和谐世界。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促进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明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这是基于两点：
一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后指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为了说服谁、取悦谁、欺骗谁，而是基于自己的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必须坚定不移执行的战略抉择。
二是中国倡导“新人文主义”。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将建造和谐的人。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同时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
人类社会发展先后经历了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当代西方“新人文主义”。但“新人文主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专利。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加上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理念，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
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的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