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叙事逻辑有其发轫端点。不妨从理论起点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党奋斗历程内嵌的道理，凸显善于创造新世界的实践禀赋，尤其在四个“历史分期”中映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演进的逻辑。继而从实践成就考量，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显著成果内蕴的学理，依赖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犹可从认知状态考辨，人类文明新形态尽显价值追求内含的哲理，藉由反思性建构而推动文明价值“立法”。循此路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紧密关联奋斗历程的道理、显著成果的学理、价值追求的哲理，架构起相互贯通的整体化叙事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展陈党和人民历史性实践的产物，聚合为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和人民历史性实践中孕育生成的文明特质和精神价值，彰显并形塑出人类文明的新范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内涵有待整体疏证。人类文明不断嬗变和跃迁塑造出特定的表达方式，然而，人类文明绝非不言自明的价值观念和实践选项。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重要学术命题，如何才能阐证其历史起源和生成机理，何以证成其理论生发的根基和创造性贡献，怎样贯通其赖以昌明和体认的道理、学理、哲理？循此路向，探察这些连贯性问题，需要接续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回溯性建构，亟待架构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化叙事逻辑。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内嵌的道理
人类文明形态的更迭内嵌历史的张力，映射历史主体的价值追求。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彰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探索复兴之路的艰辛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续写宏伟事业的伟大实践，则铺垫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奋斗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孕育生成、开拓新境、赓续发展？这不仅熔铸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融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线，而且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敢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创造新世界的实践禀赋。
文明的认知方式从历史界域打开。创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一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愿景。面对西方政治观念和文明观念传入所带来的思想碰撞，中国思想界广泛讨论中华文明走向问题。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尽管受到西方观念影响，但仍不忘为统合“西方”时代性和“中华”民族性而思索，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清晰表达出了有关中西文明之争的诸多观点。譬如，李大钊同志认为，中西文明结合能够创造“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由此可窥探“灵肉”所展现的体用关系。瞿秋白同志认为，协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艺术文明，社会主义展现出更高层次文明追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中华文明无疑是中华民族的“长处及特点”。中国共产党人探问文明本质、社会主义文明价值、中华文明特质，绘就了创造中华民族文明的愿景。
文明的实践方式在历史进程中展现。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映现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胸怀天下”的文明基石。历史沧桑巨变，文明代际相承。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交融并进，以其深厚底蕴彰显了中国历史演进的独特风貌。回溯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迈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我矮化转向文化自信，从蒙羞蒙难蒙尘跨入伟大复兴征程。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见诸党的历史分期。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百年奋斗历程界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奋斗历程的全新认识。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概括“四个历史分期”，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强调“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领导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强调“进入新时代党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四个历史分期”中各有侧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牢牢把握历史主动试图重塑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就对以马克思主义塑造中华文明作了充分准备。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同志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明：“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其中蕴含的历史主动精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上的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开拓了中国探索新的社会文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由此展现了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形式”结合并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意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前提和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持续探索新道路努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战略策略，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了党的任务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5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中强调：“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作为解放的手段，“国家工业化”目标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逐步推进。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仍然取得了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打牢了物质基础，给予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和人民的事业迎来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洞见时代潮流，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高度文明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中曾有精辟论述，“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只有赶上时代，才能引领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应时代大潮，奔涌在时代潮流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证明，中国仅仅以几十年时间“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些实践成就来之不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担负起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历史使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党和人民肩负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新的赶考之路。当然，这也是追求文明进步的赶考之路。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目标和重大举措，建设中华民族文明，既需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更好激发文明进步活力，也需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未来愿景唯有在实践中方能实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还须有效调整和调适“古今中外”关系，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既要“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也要“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藉此推论，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以崭新的现代化模式垦拓步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道路。
综上而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嵌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百年奋斗获得了彪炳史册的成就，重塑了中华文明的新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四个历史分期”展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彰示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也映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演进逻辑。具体而言，新民主主义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中国文明进步的深厚根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启了文明进步的全新阶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新图景。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出显著成果内蕴的学理
文明的活力在于有目的的实践创造，能动性的实践活动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基本条件。人类文明作为社会实践的对象并凝结为实践创新的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熔铸于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历程，见诸党和人民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党和人民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显著的实践成果，根本原因即在于接续完成自身历史使命，赋予新型文明以时代内涵，拓展人类文明行稳致远的实践空间。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解决中国问题中进入理论探究视域。观念形态的文明犹如一颗颗种子，只有在合适的实践土壤中才能萌芽。离开了历史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类文明终将一无所获。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谈话时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强调“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党和人民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积累起文明创造的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仅用几十年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国从“一穷二白”状态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为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广阔前景，提出了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正是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独立自主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才提交出中国奉献世界的文明方案和文明成果。
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着社会主义文明高度。社会主义文明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汇聚起来、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出来、在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交互作用中成熟起来，展现出既往文明形态未曾有过的显著特征。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阐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时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文明及其成果内蕴着比较优势，尽显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蕴含的制度优势。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学理性阐证党和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和显著成果，延展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视域。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依赖于“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文明不能缺乏制度支撑，制度本身就是文明的载体。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2019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七十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具有制度优势也展现文明优势。党和人民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坚持和发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社会主义先进制度。制度保证的效能需要接受历史和实践检验。制度建设使得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蹄疾步稳，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成效密切相关。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国与国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譬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经受了历史和实践检验，提供了文明新形态的制度保证。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依赖于“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文明不能缺少物质条件，物质基础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要件。回望党和人民的奋斗历程，中国从“现代化的迟到国”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的精彩蝶变成为现实。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初心使命事关文明进步、奠基立业事关文明基础、开辟未来事关文明走向。这场历史的接力赛，致力于打牢物质基础、增强综合国力，就是为了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为这场接力赛的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凝聚起党和人民的事业情怀和实践伟力。物质基础的强弱意味着文明进步的程度。物质基础提供社会制度优越性的根基，展现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力。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城镇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由此奠定了实现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数据显示，2023年“居民收入增速稳定回升”，“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为6.3%”。这意味着中国距离国际公认的高收入国家平均线（人均12700美元）越来越近。中国拥有最完整的现代工业制造体系，在一些基础和前沿领域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场艰巨而浩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坚强后盾。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依赖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文明不可或缺精神力量，精神力量本身就是文明的表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当高楼大厦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巍然耸立。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实干是铸就伟业的根本，奋斗是创造文明的动力。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赋予人类文明新形态精神底色。精神力量的赓续需要彰示文明进步的世界意义。精神力量来源于创造性实践，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魅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果，提供了中国人终于能够平视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条件。文明进步的影响力，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便国外学者和共产党，也普遍认同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转向，认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文明进步新图景。譬如，美国共产党前主席约翰·巴切特尔聚焦资本主义生产环境，认为“中国如今是世界能源领域中促进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的主要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锻造出人类文明新范型。美国汉学家韩慕肯认为：“今天的中国可以被视为文明发展的最新阶段，它走的是一条与欧洲及其分支不同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将为更多国家开辟通往美好未来之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毛罗·阿尔博雷西认为，中国21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社会主义理想与信念的复兴”。由此展现考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向度。
综上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内蕴系统性战略思维。文明进步不能一枝独秀，更不能独善其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类文明新形态呈现综合化发展趋势，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认识把握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达到了全新高度，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谋划、战略性安排、系统性部署达到了全新高度。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尽显价值追求内含的哲理
文明进步内嵌人类的价值认知。人类文明的价值意蕴及其实践走向事关世界未来前景而颇受理论界关注。哲学探问人类生活方式同样是以价值命题为开端，人类文明的价值讨论就位列其中。特定认知界域的文明发展是否存在历史局限性，建构和塑造文明体系是否受到独断论思维的掣肘，诸如资本主义文明暴露出怎样的积弊？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场域，显然要竭力破除文明发展的桎梏，有效证成“新形态”的价值规范，着力构建与中国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范型。
人类文明作为价值追求具有不同认识角度。人类劳动产生文明、人类智慧塑造文明、人类历史延续文明。阐证人类文明的走向，关涉认识本体即“人类文明”何以生成和延续的基本问题。人类文明是历史性、现实性、超越性的结合体。黑格尔所著《精神现象学》把人类文明史界定为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的辩证发展史。正所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文明暮色的尽头或将是人类为了生存而面临的更激烈的竞争。许倬云教授感喟21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与过去人类的历史脱节，我们的进步，似乎是搭上了死亡列车，正加速度地奔向毁灭”。人类文明在认知领域体现出特定价值向度，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亦如此。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的兴起都是同一变化的其他方面。”以哲学视域打开思维端点，人类文明汇入社会历史进程并展现出独特价值意蕴。只有进行价值重估，人类文明才能摆脱既有认知状态而具有超越意义。
人类文明在反思性建构中发现了断裂面。社会生产方式锻造出特定社会制度统御的文明形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了从工厂手工业分工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认为这种发展形式“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无耻和露骨的剥削手段，经由“文明”的伪饰，成了所谓合法性和公平性的标准。文明的抽象化价值营构出“剥削手段”的寄居所。资本主义革命喊出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口号，只是打破封建主义的“文明筹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并获得统治地位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文明”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处于“二律背反”状态。资本逻辑和个人主义最终带来的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阴翳和窘境。
人类文明在祛除光鲜外衣后还原了本来面貌。资产阶级标榜文明，真正目的在于拥有满足自我的“文明”，拥有维护剥削制度的“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戕害了人类普遍需求和精神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这种自由撕去了伦理的“遮羞布”，贬损了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观，最终在分裂和对立中走向极端。无怪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坦言：“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或者市场经济法则能够确保降低财富不平等并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是一种幻想。”这一观点表明，经济不平等使得社会文明成为泡影，造成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旷日持久的文明危机。由此迫切需要重塑人类文明及其价值范式，阐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向度。
人类文明映衬出特定社会制度的价值立场。社会制度既是文明的范畴，也是文明确证和延续的载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人类社会赋予新唯物主义以文明向度，作为人类自觉创造的产物，制度文明包含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以根本性力量制约着社会实践活动，确立起联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键纽带，表征着人类文明发展状态。特定社会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立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例，其文明的价值度量反映着资产阶级的利益立场，以及资本支配的全部生产过程。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业已阐明，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分裂，恰恰表明特定价值立场成为区分不同文明形态的关键变量。循此思维路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反映出人民的利益立场，确证了人民的利益诉求。
有鉴于此，人类文明需要价值再造和再发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属于社会主义文明，既表现出文明的超越性，也展现了文明的包容性。而这种较之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和平等对待不同文明的包容性，呈现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宽度和价值向度。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度量人类文明的价值内涵，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逻辑和发展前景。由此迫切需要释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追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人民立场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前提。人类文明如何以新形态实现历史性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实现共同体中的个人自由，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基准。共同体价值内在包含着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和认同利他性的价值追求。毛泽东同志所著《论联合政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党和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根基所在。
人类文明新形态彰示社会历史缔结的价值共识。文明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价值共识生成于社会实践活动。时空范围内的价值共识，总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相契合，体现价值主体的需求。《德意志意识形态》确证价值主体并视之为“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起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价值共识生成中的根本地位。法国哲学家、社会科学之父孔德主张：“认识一致是人类任何真正结合所必需的基础，这一结合又与其他两个基本条件有相应的联系：感情上的充分一致，利益上某种相通。”价值共识反映出经济活动和社会伦理诉求乃至情感诉求，指向终极意义上的人类价值追求，但这种价值指向奠基于人类的历史性实践。价值共识的普遍适用性总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人类文明新形态塑形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并且以价值共识开辟自身的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着人类解放的价值导向。文明进步是总体性而非单一化的价值设定。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却止步于人类解放的门前。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文明进步遵循着这样的规律，也孕育新社会因素。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预示着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可能。刘同舫教授潜心释证“解放”命题并且阐明，人类解放涉及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和文化解放领域，是“全面颠覆资本逻辑，消除私有制，以自由人的联合体取代市民社会体系和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导向因由人类解放而汇入漫长的历史征程。
综上而论，人类文明新形态汇入价值实践的历史进程。人类文明的超越性以价值追求为背书，以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为目标，以文明交流对话开辟道路。《德意志意识形态》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由此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路径和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藉由反思性建构而推动文明价值的“立法”，彰显出人类文明作为价值追求所内含的哲理。塑造人类文明永无止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值得期许，其展现了中国实践的无穷魅力。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