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为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累积了必要条件。从历史语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依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无产阶级专政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双重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国际关系建构方面呈现为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能够在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引领世界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价值创造的建构意义，在实践中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从而推进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

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来解析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利于把握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也有利于明确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讨，不仅应当明确其在世界文明序列中的特殊性，而且要分析人类文明新形态产生与发展的政治基础。政治是指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用，国家治理体系作为规定公共权力分配与运用的体系性制度呈现，是政治的重要载体，也是立于其之上的文明的政治基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扎根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在逻辑上蕴含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内在需求，在实践中成长于中国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生成的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

解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语境是探究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在阶级分析理论的视阈下，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双重历史语境表现为：从历史一般的维度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具有社会形态嬗变意义上的过渡性；从历史具体的向度看，无产阶级专政的世界环境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共存，具有国际力量斗争和国内社会建设意义上的长期性。

从历史一般维度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使命是在阶级斗争和政治统治中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以实现社会形态的嬗变，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治理原则，在推进社会形态嬗变的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呈现出过渡性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分工越细化，无产阶级的生产与生存的“非人”状态越深刻。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的双重压迫，促使无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摧毁奴役自身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革命同以往各阶级的革命相比，有巨大差异。以往各阶级的革命是将自己的身份颠倒，从被压迫者变为压迫者，以少数人获利的新阶级社会代替旧阶级社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要结束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生产方式，以终结阶级社会为革命目的，通过实现自身的解放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通过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展现出强大生产力的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全社会占有，将“绝大多数人”从阶级压迫中解放出来，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各方面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痕迹，实现整个社会的新陈代谢需要经历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将无产阶级的意志贯彻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集体财富的充分涌流和共产主义社会意识的塑造，从物质、精神层面消灭阶级存在的条件，列宁明确指出这一阶段“通常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形式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作扬弃对象，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发展目标，致力于在消灭阶级存在条件的过程中消灭自身，具有过渡性。

从历史具体向度看，由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均衡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国家将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保持共存状态，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前提，具有国际力量斗争和社会建设意义上的长期性。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不平衡的发展方式既意味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空间扩张缓解本国社会矛盾，也充分表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历史机遇。20世纪以来，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从实践层面确证了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则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社会改良和转移国内矛盾而延续自身存在合法性的历史环境下，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既是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生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本国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持续推进人类阶段性解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向前发展的政治保证。由于社会建设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只有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通过行之有效的体制建设与凝神聚气的价值引领不断实现自身的全方位发展，创造出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成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希望。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差异主要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过渡性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目标的特殊，长期性蕴含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过程的特殊。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建立之后，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对内创新国家制度设计，对外推进国际关系构建，展现出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理念与国家治理体制的综合，表现为按照一定的治理理念确立起来，使国家能够顺利运行的体制机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置于“传统—现代”的叙事语境中加以理解，指向农业国家治理体系向工业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治理原则，具有特殊的治理目标和治理过程，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蕴含国内与国际双重要求：对国内的治理要求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要求实现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要求实现对封建国家治理体系的批判和对工业生产方式的适应，也追求将人从资本增殖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治理目标，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超越和未来政治文明的建构。

在国内治理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既要适应和推进生产力发展，也要适应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仅需要通过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扬弃以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束缚，而且需要消解资本增殖逻辑下物的力量对人的异化，在生产力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双重维度中，向全世界国家与人民展现出其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前景。苏联的历史为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提供了历史资源。苏联时期，斯大林模式是对传统沙皇俄国治理体系的超越，否定了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所提供方案的唯一性，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这种现代化在前期取得辉煌成就，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因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而无法精准定位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丧失了引导和满足苏联人民需求的能力。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与相对匮乏的个人发展之间的错位加深了苏联人民意识形态的混乱，在西方的和平演变之下，苏联人民对苏联的国家治理产生消极甚至是否定的态度。通过对苏联历史的反思，我们能够从经验事实中发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追求生产力进步的同时，充分服务于人的发展，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将被中断。

在国际关系建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在妥善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复杂关系的基础上，以全人类解放为价值导向引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迥异于自身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相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苏联的历史上，列宁和斯大林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列宁面对国内生产力低下、无产阶级政党缺乏经济工作经验的社会现实状况，提出实施新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需要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其国际关系的建构还需要超越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从苏联的历史看，受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和封锁，也禁锢于两大阵营冷战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全人类解放的根本价值导向。一方面，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断了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层互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建构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内部秩序，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受不平等的对待。对全人类解放价值导向的背离，使得苏联的治理体系现代化逐渐丧失世界历史属性，在自身的封闭发展中走向绝路。

理解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蕴含的国内与国际要求，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联系与区别。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要求，不仅需要遵循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更需要进一步从“抽象”到“具体”。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要求只有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才能展现其“改造世界”的能力，真正转变为历史实然。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

国家治理体系集中表现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治理体系的进步意味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创新，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蕴含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实现持续性满足，从制度构建和价值理念两个层面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伟大探索。

对政治文明形态新与旧的衡量，需要基于政治文明的演变历史进行对比性探索。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而政治文明的变革又必然以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为标志，因此政治文明的根基同样是一定的经济基础。从政治文明对经济基础的依附性特征看，能否以新的政治制度满足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变革是判断政治文明新与旧的重要标准；从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看，能否以新的政治价值理念超越旧的政治价值理念是判断政治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能够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创新，不断适应并促进中国的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持续融入并引领世界秩序的变革，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创新在程序上涵盖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部环节，在实质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终旨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在国际上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以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政策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带领中国人民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的提升。这一伟大成就离不开先辈人的努力，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人民立场，将人民民主制度转化为实际治理成效，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升，从一穷二白到今天全面小康的建成，再到未来共同富裕的实现。

“人民至上”的价值创造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史观”的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以“民主”和“自由”两大核心价值标榜自己，然而，所谓的“民主”实则是资本家相互博弈的谈判，所谓的“自由”也只是资本生产要素对束缚的挣脱。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只有流程式的投票自由和民主，并没有获得能够解放和发展自身的真实自由与民主。脱离人的现实性，将基于复杂社会关系产生的多层次利益诉求抽象为某种单一价值口号，是资本对人民心智的愚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始终从人的现实性出发，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创造积极回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的人”的多阶段、多层次诉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实现了对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国际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治理理念，提倡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取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导的“全球统治”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化与合理化。面对现存国际治理体系的内部矛盾与外在冲突，中国共产党以凝聚共同价值和实现共同利益为价值诉求，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出一种新的人类政治文明形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必要政治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在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上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实践中通过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创新，不断适应并促进中国的生产力与人的发展，持续融入并引领世界秩序的变革，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乾，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摘自：《思想战线》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