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尽苍生——巴茅郭》依然才情不减。谈到暮春兄笔下，大陆中文系镇系之宝鲁郭茅老巴曹中的三位，个人觉得巴金和茅盾，郭沫若还是有不同。畧约道来，可谓三真。
一. 天真
政治上，巴金其实一直是一个单纯的，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从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这两个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合成的笔名可知。民国时他的政治主张一直比较明确，他后来留在大陆，也是因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怀。同许多当时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因为被骗或一厢情愿希望共产党能领导中国跨越万恶的，导致贫富差距和阶级压迫的资本主义进入普遍公平和高速物质生产生活进步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和文化复兴，而跟随这个了解不深的党。民国知识分子很多在自由主义的外壳下掺杂了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私货，也难免为共产党所利用。并不代表对共产极权的全心认同和甘心服务于意识形态洗脑。所以后来他依照党的安排去朝鲜战场，写下那些随笔日记，也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可是后来随着运动的不断推进，巴金渐渐不能适应，出于自保或其他原因，和储安平，陈寅恪等人不同，他选择了完全的放弃自我。也因此更加的矛盾和痛苦。这一点在他后来的《随想录》中有展现。
二. 真诚与真实
文学上，在今天流派纷纭，视角多变的现代文学批评家眼里，巴金的文学成就或许不高，但还是贵在一个真字。
真，又有二义。
其一为真情实感，对自己，对读者，对笔下人物都充满真诚。我至今记得十几岁读《家春秋》，大哥觉新所最爱的梅和瑞珏死时的场景，特别是女人在房内难产，而丈夫呆立门外忧心如焚却无所措手足，那时候年轻的自己泪珠一滴一滴的滑落。浸湿了纸张，伴随着泪眼的模糊，连印刷的黑色字迹也模糊起来。还有读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八百叶《巴金小说选集》，其中一个中篇《还魂草》，小女孩子死去的时候，我的心都在绞。这种纯真的情感体验，很多年未曾遇到。固然人事渐长，或许敏感的心也逐渐粗粝，难以再那么的容易动感情，可是也不能不说再难有国内的现代作家，写出那么真挚的东西。能够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无论是一甲子以前的民国时代，又或是今日人心荒芜如沙漠的极权时代，那么作者投入的心力情感，自然也只有加倍。这和文学技巧或天赋无关，纯粹是以情动人。或许是文学审美的另一种境界，是无法用学术理论或文本分析，流派划分能轻易局限，能靠理性的审视便能一言定论的。
真，其二是真实记录。如果说前面的真是诉诸读者的情感共鸣，引人不由自主投入其中，为人物命运的无常，情感的空诸所有却终无所得感同身受，那么这里的真就是对时代变迁，民间苦难的直接体认和完整转输。比如《家春秋》对传统社会大家族的压抑人性自由，操控个体命运乃至所思所想所爱之阴暗面，就有真切贴近的白描。与此类似的，还有曹植的《曹植集》，李煜的词作，杜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朝花夕拾》，陈寅恪在四九沉沦大陆之后的《柳如是别传》。他们都遇到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王朝，整个文化传承的剧烈崩毁，而又天然富有诗人或史家的敏感脆弱，于是写出动人的篇章，足以传之千古——当然，鲁迅因为早年丧父，祖父入狱，自小受尽来自本应予以照顾和温情呵护的同族的屈辱欺凌，爱之既深，转为恨之尤切的缘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当时社会的嫉恶如仇反而更为不留情面，以至于有点儿失控，累及无辜和同道的友人，到死也“一个也不宽恕”，甚至有兄弟阋墙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个人特异之处了。
回头来看，大概是自己出身成都的大家族同时又遭逢时代的剧烈变迁，整个陈旧而安全的大厦由盛而衰，风雨飘摇之故，所以巴金的《家春秋》是文学创作历程上最动人的，而又以第一部《家》为翘楚。后来的作品因为担负了太多社会批判功能性，人物变得苍白，叙事变得模式化，不过用小说来做宣传自己社会思想，政治态度的包装物，反而没有那么动人的力量。我们看苏联文学史，尤其是左联以来共和国的红色经典，都有这样致命的毛病。当然一则出之以个人意志及创造力，一则出之以权力意志及公式化，在巴金和体制化的红色文学之间，还是有绝大不同的。
巴金的笔下，的确有“清而浅”的问题，如同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在文学上不免为现代小书曲径通幽的审美标准所鄙夷。不过他的作品好就好在直抒胸臆，对当时社会人事作直观的描摹，反而容易留真。如同当年陈寅恪先生以诗来解史，其实巴金的民国时期小说，也可以视为民国社会史的一种侧写。就文本的历史性而言，依然有其不灭的价值。比如《寒夜》中对抗战胜利前后重庆落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描写，就很令人感慨。自然令我们联想起既不跟国民党，更不和共产党走的陈独秀。他老先生晚年流寓江津，生活境况异常窘迫，却因个人风骨，终于不为世俗所动，怀着无限遗恨离开人世（前年曾作和何仁勇先生商榷的同题文章《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前后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
1940年2月26日，陈独秀给写信前来问候他的病情的杨鹏升复了一函，谓：“顷接行严兄（章世钊）由渝转来十六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只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旬愈不可，寄回恐拂盛意，受之实惑无既，辱在行乞，并谢字也不敢出口也！”又谓：“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因杨鹏升在此信中谈到他的几位友好对陈独秀极为仰慕，都想资助他，又恐遭拒绝，故陈独秀又针对此事答道：“曾与编译馆约购一稿可以支取应用，不应以此累及友好，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并随信附去一首小诗，诗云：
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
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
我们看《寒夜》里，独立于党派政治之外的汪文宣，还有他的妻子曾树生、汪母三人的辗转求食，忧生伤世，直到这个报馆小职员悄然死在寒彻骨髓的冬夜，不免想起今日体制内那些悠然自得的知识分子们。自然还有因为不能降志辱身，竭力揭露时弊，终于遭遇连番驱逐磨难，惶惶如丧家之犬的王克勤（“如果对苦难冷漠，你就不配当记者”），艾未未，谭作人，冉云飞......
三. 忏悔与真相
人性上，深切的忏悔意识；对历史，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历史，都要追究真相。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有个著名的，绝不忏悔的大师石一歌余秋雨。可惜大师不给力，从道德破产到学术泡沫，硬伤累累，到后院起火，早已江河日下。余杰先生早在九十年代写《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遭遇体制内几乎所有正人君子的反批评，谴责余杰之“道德绑架”，我们于此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权力威慑之下战战兢兢的犬儒病，健忘症，对权力与真实的双重恐惧，究竟到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地步。相较之下，八十年代的巴金，算是被共产极权长期荼毒迫害异化后醒得较早的一人。
我们今天读《随想录》，或许觉得卑之无甚高论，十篇之中，能够读下去的不过二三。可是在当年能够如此写出大白话，大实话，大真话的，可谓稀世一二而已。即便是到了今天，能够有巴金那样坦然解剖自己，抉心自食的体制内知识人，又能有几个？能够写出和出版这部“讲真话”的书，和巴金特殊的身份有关，另外也不能不说他较之同侪，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严肃的自省来自对国家和国人苦难的不能自已的同情，也来自对自己多年里无所作为，乃至为虎作伥的深刻忏悔意识。
当然如陈丹青等论者所见，这和巴金，沈从文，周有光这一辈学人作家，本是民国人物，身上依然有自由主义和理性常识的余绪有很大关系。反而那些生于四十年代之后，特别是四九之后的一代人，就完全失去了对极权意识形态戕害人性，毁灭独立思考能力，自我批判的免疫力了。我们看今日大陆上的社会中坚，包括权力核心的第五代之中多数都有过一段知青岁月，可是至今充斥坊间的，依然是青春无悔式的红色意识形态狂热。不必说那部歌功颂德到赤裸裸的《知青》，单是对六十四年来的种种罪错，从来没有真正的面对和道歉，负责，就可见这个极权体系的本质究竟有多少进步。一个没有最起码的，建基在道德底线之上的忏悔意识的国家，一个从来都不敢于，不允许人们追问历史真相的民族，注定是没有未来的。
从今日大陆的政治和学术教育环境来看，巴金当年提倡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固然侥幸建成，可是他提议的“文革纪念馆”，则始终是空中楼阁，只要极权统治一日不结束，便永远无法奠基于中国的红色土地上——当然，无论是自我忏悔，提倡讲真话（这很难，但远远不够。如《也谈“道德绑架”》里探讨的，更进一步的要求是我们都“生活在真实中”），还是要求整个社会都更认真的对待国家苦难，拒绝遗忘，巴金毕竟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尽到了他自己的责任，接下来的工作，就需要我们这些后来者接过他传续的火种，照亮黑暗的旅程，直到以灯塔的姿态，屹立于荒野死寂，沧海横流之上了。
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我依然不能忘怀十多年前，在晴朗夏夜，星辉之下读《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这部书的感受——如此的真实，心里难受到说不出来，却忍不住要读下去。寤寐思之，恍若昨日。在老舍，俞平伯，夏衍，冰心，萧乾，陈白尘，蓝翎，流沙河，甘铁生，从维熙，文洁若（萧乾的夫人，《尤利西斯》和井上靖、川端康成、水上勉、三岛由纪夫等人的译者），廖沫沙，杨沫，杨绛，丁玲等先生的文革回忆文章里，巴金先生的自白如一把利刃，深深的插在我的心头。在被文字生生撕裂的鲜血淋漓里我一次又一次感到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和灵魂的涤荡，而长夜还是那么的长。
这是一种和读余华的《活着》，《兄弟》上部完全迥异的感受，虽然他们同样让我落泪。福贵，许三观，这些共产主义大厦最底端的踏脚石的命运固然令人悲伤而愤怒，终究有点儿“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而且是来自对真实历史的曲折虚构，作者只能一再向审查者和读者表白这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老人口里的故事，是作不得真的——否则它们根本无法面世，如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定西孤儿院》。而巴金的自白呢？这是一个真实的人面对自己，面对另一个真实的人，他深爱了半个世纪的爱人愧悔莫及的痛苦追忆。
政治上的天真直到万劫不复；文学上的真诚，真实带来持久的情感共鸣和人世镌刻；历史上的勇于公开忏悔，追究真相树立起一个并不高远却令今人羞愧的标杆（比如他对文革的反思仅仅到“四人帮”，遑论党和制度，连毛都不提，完全切合于一九八二年我党苦心炮制出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划定的范围，并且多次表示要振作精神，投入祖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去）——巴金其真，是文学的力量，也是人性的力量，更是一种必将到来的，历史对极权展开公正而严厉的审判的力量。
这就是巴金的真，也是未来的民主中国必然建基于其上的最初的起点。在本文的最后，让我用这篇巴金自白及《怀念萧珊》，《再忆萧珊》里的数个段落来见证巴金的真——
“......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
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
“......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
“......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
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
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进南湖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的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啊！”……
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
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于是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