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离去好几年了，那股悼念、追思、评说的热潮也早已经被人忘记了。然而，我们还没有忘记，还常常谈到他，因为我们的人生道路和他有密切关系。
我们是谁？是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读巴金作品并受到影响，后来又投身革命，如今都已七八十岁的老人。近年来，我们在反思历史时常常谈及巴金，谈及关于他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报道和议论 ,觉得有些说法不符合历史，既冤枉了巴金，也会误导后人。
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巴金与革命的关系，与左翼或左派的关系。一些文章说巴金是左翼作家，革命作家，当年许多人就是因为读了巴金的小说才投奔延安的。这种说法有根据，却过于笼统了。我们这些人的投身革命与读巴金的作品有关，但其中有复杂而曲折的精神历程，远非那样直接了当。而“革命”和“左翼”，都是广泛而多义的概念，在历史现实中更是复杂多变，必须作具体说明。革命，在上世纪就有最初的辛亥革命，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四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至于“左”和“右”，在上述革命的演变中也是变换不定的，鲁迅的“左”与毛泽东的“左”是根本不同的。巴金追随鲁迅，属于左翼，却并未加入“左联”，像老舍、曹禺、萧军、萧红等著名左翼作家一样。萧军、萧红的未加入“左联”，是因为鲁迅的劝阻，巴金则因为思想倾向的不同。在文艺领域，真正的“左”是有传承的，从“革命文学”到“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文艺”，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这才是左的正统。把巴金和鲁迅扯到那里面去，不仅玷污了他们本人，还会误导后人。
这些陈年旧账一时难得说清楚，还是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吧。
我是1946年暑假期间，第一次听到巴金这个名字并开始读他的作品的。夏日的傍晚，在庭院里乘凉，哥哥姐姐们常常谈论他们正在读的书，并且常常发生争论。当时谈论得最多的是三部小说:《红楼梦》、巴金的《家》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他们称后二者为“新红楼梦”，对比它们之间的异同优劣。谈的最多的是巴金的《家》，因为我们家也是个旧式大家庭，许多地方和巴金所描写的高家相似。他们常常把《家》里的人物与自己家里的人相互比较并加以臧否，有时还为此争得面红耳赤。那年我刚十五岁，平时跟着伯父沉迷于《蜀山剑侠传》、《鹰爪王》之类的武侠小说中，对家里和社会上的种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哥哥姐姐们的争论，引起了我的注意，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竟然和家里的那样相像，倒要看个究竟。就这样，我开始读《家》。
这是我接触新文学的开始。进入《家》里，就如同走进了大穿衣镜，迎面而来的全都是熟悉的人物。于是，我和书中人物一起欢笑，一同歌哭；和他们共爱憎，同是非。于是，我变了，在这个夏天，我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让我引述一段名著，来说明这一变化：
“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个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直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和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组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和社团的一员——只透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早烟消云散，对于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成为可能的了。同时，主观方面也相应地强调了表现它自己，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认识自己。”（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这说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人的觉醒。在中国，这一历史进程迟到了五百年。如巴金所说，“五四运动一声春雷，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了”。然而，这一历史进程更是艰难而迂回的，中间有多次的大反复。我读小学的1930年代，还在家里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学校的新式教育并没有完全消除那层由信仰、幻想和偏见组成的纱幕。是《家》这面镜子，让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置身其中的家庭和社会，从而改变了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这不是抽象的理论知识，而是一种既符合理性又饱含爱憎是非的对人对事的态度，一种感情态度。因为在兄弟中我排行第三，也是“三弟”、“三少爷”，所以很自然地就进入了觉慧这一角色，以觉慧私心自许，想像着更勇敢更坚决的反叛、出走，去干一番大事业。觉慧那几句话深深印入了我的心中：“我要做我自己的主人”，“不顾及、不害怕、不妥协”，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终于，我不顾劝阻，冲出了家门，成为全家第一个走向革命的人。可是到后来，正是这种觉慧心态，使我不断碰壁、摔跤，吃尽了苦头。
几十年后再回首，方才悟出：当年巴金所给予我们的影响，与后来的革命所要求的东西并不一致；相反，倒是后来所遭受的挫折、苦难，同巴金的影响紧密相关。
在我们这几代人当中，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巴金使我们觉醒，鲁迅教我们成熟，于是我们知道了要做自己的主人，走自己的路。但是，巴金和鲁迅启示、鼓励我们寻找光明和自由，却并没有替我们指明道路。真正促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1930年代，是“九一八”之后的民族危机，和因之而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１９４０年代，是抗战胜利后内战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随之而来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在抗战的烽火中进入“抗大”、“鲁艺”的，在内战的硝烟里进入“华大”（华北大学）“中大”（中原大学）和各种“革大”、“军大”的，不少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寻找心目中的“五四”。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两种精神——巴金给我们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现实造成的革命冲动，二者是紧密相连、搅在一起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对延安的了解仅限于斯诺笔下的描述，根本不知道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有无区别，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有什么不同。我们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作品，也读过一些解放区的作品，把这些统统目之为“进步”、“左倾”、“革命”。——几十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中间是大有区别的。我在思想感情上受巴金所代表的五四精神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远胜于延安和苏联那些东西的影响。我正是从巴金那里开始接触俄罗斯文学的，是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我走近了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因而能震撼人的灵魂的文学潮流。——直面人生苦难，同情下层民众，追求光明自由；“青春是美丽的”（巴金），“让人变得更美好”（高尔基）——这不正是我们这些一心向往新社会的青年人所憧憬的吗？然而，谁又料想得到，这些东西竟然都是革命所要清除的“异端” ！
一开始，读过巴金的作品还算是“进步”的标志，不久就变了，变成了思想不健康的根据。1952年文艺整风的时候，丁玲就明确指出，巴金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没有教育意义。丁玲到武汉作报告，就大谈“到群众中去，改造思想，体验生活”等等。我的直接领导、市文联秘书长、诗人王采则不以为然地说：“还是老一套，不敢上升到感情高度。诗是感情的高度升华，小说也要有激情，丁玲的小说就赶不上巴金的……。”他还说，这是“延安派”与“地下派”的矛盾，延安派政治上强，但并不真懂文艺。就在那次文艺整风中，王采成了重点对象，上述言论成了他的重要罪状，结果被开除党籍，赶出了文艺界。
几十年后回头看，不能不佩服王采的眼光，那以后的文坛鏖兵，不都是“延安派”与“地下派”的斗争吗？那一轮又一轮的批判运动，不都是围绕着那个代表延安传统的《讲话》进行的吗？可以说，延安派是代表主流意识的嫡系、正统，地下派是收编的杂牌队伍，其地位与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从思想属性上说，延安派是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代表，地下派则主要是小资产阶级追随者。从组织系统方面看，前者是毛泽东亲自创建和直接领导的，是代表延安传统的；后者却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三十年代主管思想文化的是李立三、瞿秋白和张闻天，在四十年代的大后方是周恩来。特别是，地下派虽成分复杂，有一点却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尊鲁——尊重鲁迅，珍视五四传统。由此可见，从毛泽东定鼎北京到文化大革命失败的近三十年间，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冲突，实际上就是一派要建立遵奉《讲话》的大一统天下，一派不肯完全背离鲁迅的五四传统，这才是要义和关键之所在。
王采之卓见还在于，他一语道破了这一冲突的本质：延安派的政治优势与地下派的文艺优势，政治与文艺的矛盾，这不就是鲁迅早就说过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吗？实际上也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试回顾一下，无论是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 ，还是文艺整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不都是政治吞噬文艺、政治家整肃知识分子吗？王采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而且作出了正确的价值判断，但他大概不曾料到，他的这些判断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被人们所确认，而包括他在内的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将要和巴金一道落入炼狱，承受苦难。
这一切过去之后，又经历了几番风雨，我们才明白过来，巴金的遭整肃，我们这些人的相继罹难，都是不可避免的，既非偶然，也不冤枉，因为这中间确实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巴金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另一方的工农兵方向，则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严格区别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明确小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致性，这些《讲话》里早就说了，胡乔木称之为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事实上，这两种文化思潮确实存在着根本分歧，最重要的就是对待人的态度，即是否以人为本，承不承认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自由。这里的人当然指具体的人，个人。再就是从爱出发，还是从仇恨出发。实际上这就是启蒙与造反的根本区别。以往的许多纷争论辩，是非福祸，大都与此有关。巴金1949年以前所写的作品，全都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表现，论世界观，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思想，确实是属于个人主义和人性论——主张个性解放，个人自由，主张人道、人性和爱——普遍的人性，无缘无故的爱。这些作品里没有“工农兵生活”，也没有“民族形式”和“喜闻乐见”，一句话，全都不符合《讲话》的标准，而且简直就是背道而驰。所以，1949年以后《讲话》定于一尊的时候，明确巴金属于另类，六十年代初进而对他进行批判，都是正常的，合理的。
特别是，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茅盾发表了那篇用《讲话》和《实践论》解释文学创作的长文《夜读偶记》，回到了“文以载道”的老路，而巴金竟然没有理会茅盾的苦心，没有吸取经验。在那以后，他接连在《收获》上发表谈自己的创作的文章，大谈自己的感情记忆，精神历程，简直是在呼应胡风的“主观精神”、“感性世界”、“形象思维”那一套，而和《讲话》唱反腔。 ——如此等等，当然要给他带来大的灾难。说他是“黑老K” ，无非是“黑线”人物中的老大。论作品的数量和影响，鲁迅之后也确实要算巴金了。
耐人寻味的是，当巴金被打成“黑老K”的时候，周扬已经成了“反革命两面派”，说他表面上拥护毛的革命文艺路线，实际上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所谓“文艺黑线”，指的就是当年先后由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和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左翼文坛。这几位中共领导人都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且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真懂新文艺，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否定五四启蒙主义精神。周扬后来参与制定的新的“工农兵方向”，虽然依然打着五四的旗号，却从根本上背离了五四精神——批判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否定个人、自由、多元这些启蒙主义的基本要素，有着明显的反智和排外的倾向。而周扬在1949年以后也确曾有过偏离这一方向的时候，1953 年在刘少奇和周恩来支持下成立“作家协会”这样的专门家机构，热衷于“提高”、“正规化”而忽视了“普及第一”、“喜闻乐见” 。“反右派”和“大跃进”之后，在刘少奇进行经济上的调整的同时，周扬也在周恩来和陈毅的支持下进行文艺方面的调整，纠正“左”的倾向，强调“艺术民主”和“艺术规律”。这当然都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这是不尊重不执行他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路线，无视他的领导权威。
显然，周扬的“黑”与巴金的“黑”有相通之处，即都通向五四，通向以城市、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现代新文化传统，而与那种植根于农村的中世纪游民文化小传统殊途。——这是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思想文化冲突的根本关键所在，后来的“拨乱反正”，也正是对这两种传统的再认识与再选择。
到了1970年代末，我们这些人都已经老了，最老的已经古稀，最小的也已年近半百，开始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选择，当然是精神上的选择，即对过去的“反思”。如前所述，我们都是先受了巴金的影响，后来又接受周扬的领导和教育（直接或间接的），一直分不清二者的异同和是非。如今他们都复出了，周扬的“异化”论，巴金的“说真话”和“忏悔”，搅动了整个知识界。到这个时候，我才从周扬的矛盾中对照着看到了巴金的底线，他的“真话”之所指。
消除“异化”，“说真话”和“忏悔”，都有“回归”的意思，问题是回归到哪里去？周扬的矛盾就出现在这里：提出“异化”问题当然是为了消除异化，但同时他又一再强调“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当时我就感到奇怪，他竟然没有意识到，“异化”正是从那里、从提出“结合”问题的时候开始的。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体、“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载体的知识分子，就是从被迫“结合”的时候开始异化而逐渐丧失自我，从启蒙者变为被改造者的。后来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坚持五四精神的王实味是第一个祭旗的牺牲品，桀骜不驯的胡风替鲁迅进了牢房，最后，软弱木讷的巴金也成了“黑老K” 。周扬应该明白，他的“黑”就是因为“结合”即“异化”得还不够彻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尚未清除干净，所以才遭到了无情的抛弃，进了秦城监狱。后来他能够提出“异化”论，正是心中那点尚未泯灭的知识分子良知的闪光，却不幸被胡乔木一棍子打回去了；否则，他也许会继续前行，真的醒悟过来。
巴金则大不相同，他的被“异化”是由于善良和轻信，把那些“假大空”当了真，以为后来所走的这条路就是原先自己所走的那条道路的延续；许多知识分子也大都是这样开始被异化的。后来一旦识破骗局，就能回头是岸，找回自我，回到原来的路上，是因为他没有利害得失的牵扯。周扬离开秦城监狱时念念不忘上书检讨请罪，巴金一出“牛棚”就找赫尔岑，翻译《往事与随想》，接着写起了《随想录》，揭露黑暗专制，呼唤光明自由。两种传统，两种人格，反差之大，实在令人慨叹。巴金提倡“说真话”，就是拒绝谎言，对自己以往的信谎和说谎感到羞愧，痛心，真诚的忏悔，并以此显示决心返回五十年前所走的那条路。——这是他又一次撞击启蒙之钟，告诉人们，“假大空”意识形态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还是那种用信仰、幻想和偏见制成的中世纪纱幕，只是换了新包装新名词罢了。
认真说来，巴金只是一个启蒙主义作家，他给予我们的主要还是他的作品，从《灭亡》到《寒夜》到《随想录》。有人说，他的作品只有激情，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其实这是巴金自己的话，说他的创作“缺少冷静的思考和周密的构思”，而这正是茅盾之所长。于是我想起了波特莱尔的话：“功能的混淆使得任何一种功能都不能很好地实现”，以往不正是这样吹捧茅盾的吗？《子夜》企图回答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结果图解了一个教条公式却远离了真正的艺术。古今中外都承认，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全在感情，以情动人，而这正是巴金的长项，他的小说的可贵之处。他从不去表现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真诚地倾吐自己的感情，那种无法抑制的燃烧着的感情。他自己说过，他之所以写小说，是为了“把人们的心拉拢，让人们互相了解，变得善良、纯洁”。而“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从这里，我们会想到鲁迅的话：“能憎才能爱，能杀才能生，能生能爱才能文”——“创作总根于爱”。巴金的为人和为文，其最显著也是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爱和真诚。
这种爱和真诚，来自文明社会人的理性良知，与那种出于基本生存需求的嫉妒和仇恨是根本不同的。这也就是五四启蒙主义新文学与后来的工农兵文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巴金和我们这些后来者之所以自投罗网，接受改造，就因为没有看出这二者的根本区别，误把后者当做了前者的继续和发展。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也是两种不同的民粹主义的表面相似所误导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思想来源很复杂，既有卢梭、赫尔岑、马克思的影响，也有儒家和墨家的影响；这些都包含有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另一种民粹主义却不同，那是一种以“均贫富，等贵贱”为核心的古老的游民文化，一种复仇主义、平均主义思潮，其要害就是以“人民”、“阶级”的名义否定人性和人道主义，否定启蒙主义。正是这种既排外又反智的民粹主义思想路线，最后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巴金的醒悟和忏悔，也是一种否定的否定——向爱和真诚的回归。
爱和真诚，是我们当前最稀缺也最亟需的精神元素。面对媒体，满眼的《三国》、《水浒》、“样板戏”，到处是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于是，我们更加怀念巴金，想到他对我们的影响。他给予我们的不是抽象的观念，不是具体的指示，而是心灵的感应，自我的发现，人格的坚守。我们早年的青春觉醒，中途的坎坷彷徨，晚年的回首再觉醒，都与他有关。但愿有更多的年轻人接近巴金，从他那里寻找精神资源，改变现在出现的那种物质贵族而精神乞丐的“伪小资”蜕化趋势，再次从那种中世纪的纱幕下走出来。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武汉东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