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早期的重建之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积累和成长阶段。为未来发展计，它需要阶段性的总结与反思，评估以往的成绩与不足，厘清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目标和途径。

一、研究视角选择：从散点观测到聚焦政治议题

多年前，徐大同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提醒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著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①。纵观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著，徐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相当突出。

诚然，中国古人没有学科分类意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成果——政治思想，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先天具有“整全”特征，这使得我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经常会陷入“失之过宽”或“失之过窄”的两难抉择。“宽”与“窄”之间的犹疑，固然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相关，但更可能是由研究视角选择的模糊所造成的。事实上，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大多相同，但在不同的学科视角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由此产生出中国思想史叙事上的哲学史、经济思想史、法律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等学科分野。

基于不同学科形成的特殊观察视角，会衍生不同的问题意识、讨论议题、思考逻辑，并最终形成不同的中国思想史叙事。中国政治思想史虽有明显的交叉学科性质，但究其归属，仍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这就要求该领域的从业者，不论出身哪个专业，有着何种学科知识背景，都必须首先学会并习惯于运用政治学的研究视角。萧公权先生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学之方法”②，就是这个道理。

选择政治学研究视角，其前提是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政治学的知识结构，有较高的现代政治学的理论素养，在面对研究对象时，头脑中先在地是政治学而非其他学科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研究者的思考才能不被研究对象固有特质所影响而发生观察视角的偏移。为此，我常建议非政治学专业出身的年轻教师要将政治学知识积累和理论训练作为首要任务，鼓励他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要争取给本科生开设政治学原理的课程。

思想家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和主张，以不同的学科视角观察，往往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是老子的“道”，哲学史的研究更关注其世界本源意义，其解读和叙述可能会围绕万物的生成机理，宇宙运动的规律等展开。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却应聚焦“道法自然”这一特性，将讨论的重点集中于“道法自然”这一基本政治哲学认知命题的内涵与意义，以及老子是如何从中推演出了系统的“无为政治”主张等问题上。更进一步地讲，基于政治学视角的老子思想研究，其重点是应完成从“道”(政治哲学)到“无为政治”，再到“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无为而无不为”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原则，以及以“用弱”为核心的权谋术等相对完整的政治思想史叙事。

不同的学科内含不同的问题意识，以不同的学科视角进入，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锁定。一部以学科视角写就的思想史，往往会以该学科的某些核心问题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思想流派串联起来，通过呈现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的特殊面相，展示思想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线索。因此，上述的问题锁定，不仅应体现在个案研究中，也应该体现在研究的中心议题选择和宏观叙事上。需要强调的是，选择政治学的主要问题作为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中心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排斥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重点关注的话题。天人关系、人性论、历史观等，这些古人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政治哲学议题理应进入研究视域，甚至成为政治思想史叙事的重点议题。但与哲学史不同的是，政治思想史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要揭示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其主要政治主张之间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的呈现，不仅可以完整地展示思想家的思考过程，更可能使研究者就此获得对某政治思想做出评判的重要依据。因为思想家的思考在逻辑上的自洽程度、思想家为其政治主张找寻的理论基础或终极依据是否坚实有力等，都必须在对这一关联性的研究中才能发现。

在以往的一些文章中，我曾多次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一直存在“主角错位”的问题。一些在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上可能很重要，但在政治思想史上可能并不重要的思想家长期占据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主角地位，另一些很少进入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叙事，但理应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却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机会进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是由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起步较晚，自身积累不够，但也与研究视角选择的弱政治学化，甚至非政治学化有直接关系。

政治学视角下的问题锁定，不仅决定研究议程、线索厘定和叙事内容，还会自然地生成基于本学科的对研究对象的重要性进行评估和取舍的标准，最终使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能够摆脱哲学史或一般思想史的影响，框定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二、基础性学术规范：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现代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其产生、存续和发展，都紧紧依托现代学术平台。因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古人做学问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的规范也有通约之处，但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在概念界定、证明规则、方法运用等方面还是存在很大差异。学问不等于学术，刻意仿效做学问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虽可达到标新立异、彰显民族主义情绪的效果，却是不可取的。

现代学术规范是一个学科能够开展充分的内部交流、实现知识有效积累的主要途径，也是其与外部的其他学科实现积极对话的重要工具。离开现代学术规范，概念界定、论证过程和研究方法，都将失去一般性标准，所谓学术研究会陷入“自说自话”的状态，学术讨论也会变成“鸡同鸭讲”，知识产出因无法实现“主观互证”，也就只能停留在重复生产阶段，无法完成有效的优化和积累。

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领域的重叠交叉，增大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学术规范建设的难度，以至于该领域一般性学术规范遵守的情况至今仍不乐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忽视或无视已有研究成果，致使众多研究陷于重复劳动。当下大多数领域的学术论文，早已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简要评介作为必备的内容，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论文却很少有做这项工作的。但是若开展研究之前不做认真的学术梳理，又如何确定选题的必要性、方法或视角的独特性，乃至结论的前沿性？又如何能够避免将要进行的研究不是在重复他人的工作？如何保障这个领域的知识生产不是在做重复劳动？诚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某些议题以往研究成果过多，又往往涉及哲学史、其他思想史等跨学科领域，收集和清理起来过于困难，但是困难并不能成为放弃必要的学术梳理的理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圈子原本不大，用“以人找文”的方式完成相关梳理工作并不难，至于哲学史和其他思想史等领域的成果检索，也完全可以采用相同的方式来完成，关键是是否有耐心去做这样的工作。

其次是混淆政治思想史家与政治哲学家的工作性质，以政治哲学家剪裁前人思想的方式去处理相关史料，忽视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固有之“史学”品格。政治思想史研究当然会体现研究者的所思所想，也可以看作是研究者思想再创造的过程，正如我一再强调的那样，优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从来都是“思想者的产业”。但政治思想史毕竟是以真实存在过的政治思想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要真实地再现前人的思想，而不是产出新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工作虽有交叉，但性质却迥然相异。尽管他们都会讨论以往思想家的概念、命题，但政治哲学家讨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构建自己的政治哲学，而政治思想史家的目的则是为真实地再现以往的政治思想现象。政治思想史家所从事的虽不限于但首先是史学家的工作，他必须遵守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则。萧公权先生主张“用历史学的方法”，其道理也在于此。

近30年以来，哲学史的研究进路颇受年轻学者欢迎。这一研究进路有其优长之处，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其正确运用可以弥补史学方法固有之缺陷，对充分揭示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关联，更好地再现思想家的运思过程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一方法的运用也可能带来联想越界和过度阐释，乃至将研究者个人意见强加于研究对象的问题。近年来，在传统经学方法和后现代阐释学理论的浸染下，这一研究进路中的“史学”含量被不断稀释，以至于在某些人那里，古代政治思想已变成可以脱离基本史料和历史语境任由其打扮涂抹的政治道具。我只想指出，一旦研究成为单纯的“六经注我”式的言说，它就逸出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范畴，变成为言说者的一种政治哲学建构。

最后是概念工具使用不规范，导致论证逻辑严谨性不够，甚至整体研究中的逻辑混乱。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面对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概念，它们由前代思想家所提出和使用，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解读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揭示其逻辑关系，借以准确把握思想家的本意和意图；另一种是研究者用来解读和分析以往思想的概念，它们大多是政治学或其他学科领域的成熟概念，基本含义在圈内约定俗成，具有共识性特征，它们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主要是作为分析工具来使用，是研究者用来解读、分析前人思想的概念工具。

上述两种概念虽然大多都是在分类基础上形成的，属于分类概念，但其严谨程度却存在根本差异。作为研究对象的前人概念，不论研究者如何偏爱，都很难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作为分析工具直接使用。这不仅是因为古代知识的精致化程度远不如现代，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思维习惯，使得古人所做的分类很难做到严谨缜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类概念，也就大多存在着内涵游移、边界模糊，甚至违反一般分类规则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直接使用这些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几乎肯定会造成论证过程中的逻辑混乱。近年来，复古之风劲吹，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但是不论价值坐标摆在何处，学术研究自有其规范标准，概念界定是否严格遵守了分类逻辑，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三、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学科的尊严与自主性

中国政治思想史以过往甚至古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时常会引生出这一学科对当下政治实践有什么用处的疑问。在超越性信仰匮乏的时期，往往会将学术研究的目的锁定于单纯的“致用”一途。历史上，这一认知遏制了人们好奇心的自然伸展，压抑了求知欲和古典学问的多元取向，也抽空了纯粹的知识探索的正当性基础。在当下，它对学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仍随处可见。近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题目大多习惯于在古人某思想后面加上“现代意义”“当代价值”“启示与借鉴”等后缀语。我当然不会反对探讨以往政治思想对当代政治实践的借鉴价值，但是前人的某些思想对当下制度建设、政策选择的借鉴意义，需要以真实的因果关系的揭示为前提，需要相对周延的经验和逻辑上的求证过程，远不是几段泛泛而论或几句永远正确的口号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于上述选题及其几乎必定会带来的论证缺失，在当下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界似乎已经变成了习以为常的“八股”，严重影响着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严肃性。

诚然，期刊的要求或项目的导向，对上述选题和写作方式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助推作用，而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有一定的现实问题意识导向也是相当合理的要求。但政治思想史毕竟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又以前人甚至古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并非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其与现实问题的联系主要是间接的。其研究选题不论有多强的现实感，都不太可能针对当下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对策，最多只能提供原则性的参考建议，而对大多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选题而言，它们对现实的参与都只能是间接的，以含蓄和内敛的方式体现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中。这一现实就要求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应努力抑制充当“干世主”和“帝王师”的冲动，其现实感应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功能的实现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刘泽华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几乎没有上述所谓“八股”式题目，但仔细阅读先生的著述，却每每会感受到现实问题意识的强烈冲击。著名史学理论家王学典赞誉刘先生是“新启蒙史学”的杰出代表③，不是因为刘先生著述题目或行文之中使用了多少启蒙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概念话语，更不是因为刘先生做过多少牵强附会的联系现实的论述，而是因为刘先生始终将启蒙内含的价值信念深度融入思考过程，通过扎实、严谨和规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间接的方式积极、准确地回应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刘先生通篇讨论古人政治思想的文章，往往能够将读者的思绪自然地引领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上，这种对现实的含蓄和内敛的参与方式，应该是以“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参与现实的最佳途径。

当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现实需要已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态势，朝野之间、不同的集团或个人之间，对社会需要的判断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自然会影响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取向。由于对现实需要的判断不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它深受个人价值立场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在正常的情况下本应呈现出多元的价值取向。然而，社会中主流的现实问题导向，会使学术研究的选题和结论可能更多地表现为“顺着讲”或“接着说”，而“逆着说”的行为就可能被看作“迂远而阔于事情”。

对现实社会和政治而言，学术研究的价值不在于政策诠释，也不是为某些具体政策提供理论支撑，而更多在于引领和矫正。一旦“顺着讲”和“接着说”成为常态现象，学术研究就可能丧失主体性。有现实问题意识固然重要，但现实关切并不等于就必须选择“顺着讲”，也不意味着必须在古人的思想中发掘出“现代治理”之类的资源以供当今借鉴。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论是“顺着讲”，还是“逆着说”，都需要与政治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在这里，现实关切最好的存在方式不是喧宾夺主，而是隐而不见又能透显于研究者论著的字里行间。总之，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方式表达价值信念，引领读者神游于古今之间，是在保持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研究严谨性和主体性的前提下，有效传达研究者现实关怀的合理方式。

注释：

①徐大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②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之《凡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0页。

③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32-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