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编撰者数十年学术积累为基础，将刘泽华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的王权主义定位与各时期政治思想主题有机结合，以高度凝练出的问题意识，引领各分卷的内容厘定、体例安排、方法选择和叙事风格，实现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的全面创新。尽管还存在某些缺陷，但《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有思想的思想史，还是一部饱含现实关怀、试图回应和解释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的以政治思想史形式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
引言
20世纪20年代，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版）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到20世纪40年代末，共有13部著作问世。1952年以后，该领域研究在大陆陷于沉寂，台湾虽有10多部政治思想史著作问世，但仍是对民国时期原有学统的延续，在研究对象、方法、体例上创新不多[1]。改革开放以来，自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大陆陆续有数十部著作和教材问世，其中，刘泽华总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扛鼎之作。
《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编纂起始于2005年，完稿于2012年。这部9卷本535.6万字的巨著，之所以能仅用7年完成，得益于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在该领域的长期积累。刘泽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80年代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其后独立或带领其合作团队陆续推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30余部学术著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通史》出版前，有论者就认为已经形成了“刘泽华学派”或“王权主义学派”[2]，也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所代表的“新启蒙史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3]。更有论者认为刘泽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开拓之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领域。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维方式、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等等，都有赖于他的倡导和发起”[4]。
仔细研读刘泽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著述，不难发现，他一直走在“思考的路上”。他每一部重要论著的出版，都是一次超越自我的尝试。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不间断地拓展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矫正和尝试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创新和完善用以描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基本特征的概念体系，努力厘清和勾画中国政治思想史3500年的演变脉络与线索。《通史》正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对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确定学科典范的意义。
一、对象拓展与方法创新
20世纪40年代，民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萧公权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问世。在“凡例”中，萧先生称，本书写作是“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叙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政治思想之大概”[5]。这个说法虽有自谦之意，却也反映了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特点。
“采政治学之观点”，是指参照西方政治学基本问题划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知识边界。这个做法，早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始之初就已确立[6]，后继者大多是在前贤认识的基础上略有损益。1981年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本著作仍将“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7]。
“用历史之方法”，是指采用传统史学的研究和叙事方式。大体上，是先对思想家著作以训诂、考订等传统方法确定其真伪，辨明章句本义，然后对其各种主张分类归纳，得出结论。成果形式也多采用二十四史“列传”编撰体例，按照思想家生活年代依次排列加以介绍[8]。史学方法固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方法。整理和归纳史料，固然可以告诉读者思想家说了什么或主张什么，但是却很难告诉读者思想家为什么这么说或为什么要提出某些主张，更难以告诉读者思想家的主张A、B及C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特有的魅力。因方法的局限而使其魅力被消解，这不能不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研究对象的确定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正因为将研究对象限定在思想家关于国家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的认识这一范围，才不需要引入或尝试传统史学和“列传”式叙事方式之外的研究方法。比照西方政治学问题意识裁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学科创建初期，虽不可避免，却迟滞了新方法的引入，也限制了研究的视野。问题是，中国有着与西方迥异的知识分类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家习惯于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艺术等放在一起思考。这种整全式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存续了数千年，它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是很难按现代学科分类方法生硬切割的。
在《通史》中，刘泽华虽仍承认“政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发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社会现象的总称”，“政治学说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政权问题”，但他也指出“中国古代政治学说包罗万象”，在确定研究内容和范围时，要坚持“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的原则[9]。本着这一认识，《通史》各卷内容和叙事主题都远远超出了国家政权范围。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刘泽华就主张应该根据古代思想家思考的特点，将政治哲学、治国方略和政策、政策实施及政治权术理论等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围，并提出在沿用传统“列传”体叙事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开展“社会思潮和时代重大课题的研究”[10]。在随后的近30年里，刘泽华有意识地推动上述各问题——特别是政治哲学、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厘定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仔细翻读《通史》，不难发现，各分卷对思想家及流派的研究大多包括以下内容：1.对思想家或流派政治思想理论基础或终极证明的论述，涉及人性论、历史观、天人关系等诸多政治哲学问题；2.对思想家或流派关于政治关系、政治社会秩序等中观问题的论述，涉及国家理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合法性，政治分层，制度架构等问题；3.对思想家或流派关于施政原则和治国方略的论述，涉及政策制定和实施原则、法治与人治、权术和权变等问题。
在以上述三项内容搭建各分卷叙事主题的同时，《通史》在个案研究中还重视对思想家思考过程的梳理，力图呈现思想家政治思维的个性特征。在一些分卷中，政治思维还被作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问题单独列成章节加以叙述，如《秦汉卷》第三章就集中讨论了西汉时期学术思想的综合与政治思维方式的转换问题。显然，这些研究，仅仅依靠归纳法不可能完成，它需要引入演绎法、阐释学的方法，也需要研究者的直觉或感悟。正确的直觉或感悟，需要建立在对政治史、社会史的深刻体察的基础上。刘泽华原本就是中国古代史名家，对中国古代政治史、社会史有多年的研究积累，且一直强调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中把握思想和思想史的脉络。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更重视对那些可能影响政治实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的归纳和提炼，进而创生了一系列属于刘泽华及其学派的概念体系，将其作为《通史》重要内容，而这不仅拓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撰体例和叙事对象。
二、体例创新与主角复位
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编撰体例和叙事对象受两方面影响。首先是受传统史学方法论的影响。因选择传统史学方法为主要方法，编撰体例自然会以“列传体”为主，即以思想家个人思想为独立问题或研究单元，分别加以叙述，其所列之章节多以思想家或思想家的某某思想为题目。其次是受中国哲学史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因大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在1952年后一度中断，20世纪80年代学科复兴初期，对作为其叙事对象的思想家的选择多参照哲学史。虽然当时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政治思想史与哲学史的不同，也试图选择不同的人物，但因学科积累不足，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明显地表现出受到哲学史的影响[11]。
《通史》对研究内容的拓展，对政治哲学的重视，引入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研究，使这部著作在内容选择、编撰体例和叙事方法方面产生重大创新。
首先《通史》改变了单一列传体的编撰体例和叙事方式，突出了问题导向，其对思想家的个案讲解，大多围绕对某一时期政治思潮或政治思想演变趋向展开。这一编撰特色，尤以《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最为明显。其特点是行文进入某一时期，先对该时期政治思想主题进行梳理和提炼，然后围绕该主题考察思想的演进过程，揭示其逻辑线索。对思想家的个案评述，则多将其纳入宏观叙事之中；对个别在当时或以后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则可能单独列成章节，加以重点评述，以对个案的深度发掘展示政治思想史宏观演进中的微观线索。于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时代主题的演进、分殊与衰落，重要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列传式深度发掘，在各个分卷中都能得到较好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单一列传体政治思想史叙事存在的只见个案不见整体、以对个别思想家思想的陈述替代一个时期政治思想全貌的弊端。
其次《通史》大量增加了评述统治集团政治思想的篇幅。《通史》各分卷第1章大多是对统治集团政治思想的叙述，部分分卷的论述则多达数章。如《隋唐卷》共计13章，从第1到第4章，由经学的统一到儒家经典的注疏钦定，都是在讲述隋唐时期的统治思想。《秦汉卷》《明清卷》也都是开卷就用3章篇幅讲述统治集团的思想。一些分卷还有意识地重点介绍政治家的思想，《隋唐卷》第8、9、10章以“君道理论”为论题，集中讨论了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的政治思想。《明清卷》对朱元璋、朱棣、高拱、张居正的政治思想都设有专节论述。
最后《通史》极大地修正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主角错位问题，让真正的政治思想家占据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舞台。如前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哲学史影响，导致在哲学史上意义重大，但在政治思想史上不很重要的思想家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的主角，而一些在政治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却往往逸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这个问题在《通史》中基本得到解决。比如《明清卷》第1、2、3章分别将朱元璋、朱棣、宋濂、方孝孺、邱濬、高拱、张居正、吕坤、海瑞单列一节，除吕坤外，这些人物都不见诸哲学史著作，而以往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甚至连吕坤也很少提及[12]。
三、问题意识与逻辑线索
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叙事，往往给人以头绪繁多，线索纷乱的感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前述的在对象选择与编撰体例等方面存在问题以外，还与有些研究者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有关。没有清楚的问题意识，就很难形成串联思想史叙事的主线。
问题意识来自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特征的认识。从梁启超开始，该领域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定位，也认为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政治思想，其主流必定也是专制主义的。但是如何将这一总体定位贯穿于政治思想史叙事，特别是如何将其与不同时期的王朝政治需要以及政治思想主题相结合，提炼出属于特定时期的问题意识，并以此来统领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形成能够清晰展示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活动及其演进线索的章节编排，却鲜有成功之作。
《通史》编写以刘泽华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王权主义”定位为总纲。《综论卷》共4编80.2万字，包括17章正文和2篇附录。第一编用5章篇幅叙述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特点、价值认识等问题的观点，附录两篇文章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学术史清理，是对第一编内容很好的补充；第二编主要叙述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主旨的认识，以9章篇幅概括性地论证了作为社会运行机制和政治思想主旨的王权主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表现；第三编论述了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观念——虽然只有3章，但在古代部分却整整归纳出了20个重要问题。
这些总纲性概述，汇集着刘泽华学术思想的精华，其对全书的作用自不待言。但《通史》编撰，难度更大的是如何将这些纲领性命题体现在各分卷的叙事中，特别是要将王权主义的主旨定位转换为各时期的政治思想主题，形成具体的问题意识，进而搭建起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叙事框架和逻辑链条。相对而言，《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近代卷》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下文仅以《秦汉卷》《近代卷》为例略作展开。
《秦汉卷》10章，连同导论和附录，共73.6万字。导论主要叙述秦汉之际的制度变迁和观念演化。第1章题目是“王权支配与思想的御用化”，可谓匠心独具，对分卷内容有“点睛”效果，清楚地提醒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已经结束，历史已进入“王权支配”的新时代，思想活动在这一既设环境下，逐渐走向“御用化”将是无法逃脱的必然；第2章讲统治集团反思秦政调整统治策略；第3章陈述儒生等知识精英通过自我调适，转换政治思维，其思想系统为统治集团所改造、接纳的过程；第4、5章围绕汉代两个重要政治事件——盐铁之议和王莽更化展开，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在“王权支配”下，统治集团和知识精英在价值取向上的深层分歧，以及经学思维支配下儒生集团对王权体制的认识与迎合；而后两章则集中叙述了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和社会化，以及王朝合法性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以上从导论开始，各章节的安排，都围绕王朝统治思想的确立与儒学意识形态化这一主题，可谓环环相扣。王权支配，体制制约，儒生的挣扎，调适与迎合，以思想活动的形式逐次呈现，逻辑线索清晰可见。
《近代卷》仅6章20.8万字，篇幅虽短，但却是问题意识鲜明、叙事线索清晰的一卷。该卷紧扣中国文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代主题，将其放置在世界史的宏阔背景下，提炼出4个核心论题——走出天下走向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从王法走向公法的国家主权思想、从耕战走向商战的国家利益思想，走出王权走向民权的国体思想，分别以4章加以论述。虽然内容繁多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被归结为4个论题肯定会引起争议，但作为一家之言，特别是作为《通史》的一个分卷，其很好地发挥了贯通古今，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政治思想史亦是社会政治发展史
《通史》主体部分是古代，《近代卷》《现代卷》相加只有86.2万字。这并不意味着刘泽华对现实问题缺乏兴趣。事实上，刘泽华的古代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始终都是在试图解答自近代以来一直缠绕中国理论界的某些重大问题。例如，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为什么没能依靠内生资源转变为现代文明[13]？在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探索和痛苦思考中，刘泽华逐渐放弃和修正了曾经信奉的某些理论信念，转而着眼于对中华文明特殊性的发掘，通过对战国第一代地主产生过程和国家权力在经济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的考订与分析，他提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资源”的观点[14]。“政治权力支配社会”，政治和政治关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角”，弥散于并支配着其他领域，政治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思想家们思考的中心问题，成为思想展开的最终归宿。这种社会领域的“王权支配”和与之对应的政治思想主旨，刘泽华将其概括为“王权主义”。
围绕“王权主义”这一核心概念，刘泽华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主辅组合命题”“刚柔二元结构”“经学思维方式”“四合一”“五独”“天谴论”“罪感意识”等不同层次的描述性概念，这些概念都被运用于《通史》的政治思想史叙事，有些还作为统领性的概念，在提炼主题、揭示思想的内在逻辑、评析思想的价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概念虽多运用于政治思想史领域，但却与“王权支配社会”等认识一样，不是取自传统经典或文献，而是来自刘泽华对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多年的潜心研究和深刻体察[15]；这些概念不仅对中国政治思想史有准确描述和高度概括的能力，而且对中国历史中的很多政治和社会现象也颇具描述和解释能力。进一步讲，它们的组合，基本上可以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及其现代化路径的分析和解释框架。运用上述原创概念书写的《通史》，注定会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的新意，也注定会成为一部汉语世界真正有思想的思想史。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部政治思想史巨著，它还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史和政治史意义。换言之，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部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形式呈现的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史[16]。它不仅概括性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旨特征，梳理了它3500余年的演化历程和逻辑线索，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足以影响政治行为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模式，而且还以政治思想史的形式，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特征：王权主义的恢恢天网，造就了硕大无比的权力囚笼，吞噬了个体与社会的自由空间，窒息了社会自主发展的可能性，造就了普遍的相沿数千年的臣民文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最大障碍。
五、遗憾与不足
《通史》出版后，雷戈曾针对《综论卷》体现的刘泽华学术思想发表过长篇评论，认为《通史》的推出“至少能使刘泽华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三十年以后”。在高度评价之余，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大体包括刘泽华喜欢做“假言判断”，影响了学术推理逻辑的严肃性；“王权主义”概念的描述能力不够周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义不够彻底，等等[17]。这些批评有些颇为中肯，有些则可能是因为作者还没有完全理解某些概念的真正意义。作为前辈学人，刘泽华曾长期浸淫于传统史学理论和分析框架之中。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历经近40年的苦苦求索，他虽实现了自我超越，但思考方式与价值维度在转换之余，仍留有旧时代的些许痕迹，于文章中间或给人以“不彻底”的感觉，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对某些“假言判断”的存在，只要换个角度来观察，未必不能从中感受到刘泽华这些美好愿望背后蕴含着的炽烈的“家国情怀”[18]。至于王权主义概念，如果不过于执着“王”字本义，而更多地聚焦刘泽华对其核心特征——“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概括，则会发觉王权主义概念之所指，其空间和时间的范围远不像想象的那样狭窄。
高端的思想史作品，肯定都是思想家的“产业”。《通史》总体上展现了刘泽华数十年的思想创造成果，汇集了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所得。它在主题设定、内容选择、体例编排等方面都充满新意。然而，一部535.6万字的巨著，参与作者近60人，集腋成裘，出现某些问题，留下一些遗憾，也是很难避免的。
因参与作者众多，基础各不相同，用心程度也有差异，导致各卷的水平不甚均平。《综论卷》《先秦卷》来自于刘泽华前期著作和论文成果，又由刘泽华亲自编撰，故能做到问题意识明确，逻辑线索清晰；各章节论述，深度自不必说，而且文字风格质朴而犀利，其中点睛之笔、神来之思，常能启发读者的无尽联想，实为政治思想史著作中难得的精品。《秦汉卷》《隋唐卷》《明清卷》等都有诸多高水平前期成果做基础，体例编排、内容选择、线索勾勒等多有创新之处，将其认定为上品之作当无争议。其他各卷或因前期成果准备不足，或因作者用力不够，与上述各卷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各分卷虽都力求做到以问题意识统领全卷叙事，但对问题意识的准确提炼和把握，需要有较为扎实的前期研究做基础，需要有贯通中西和古今的知识视野，更需要有在纷繁复杂的思想现象中做到高屋建瓴的洞察力。各分卷主编和作者，虽多为当下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功力深厚的学者，但在上述各方面仍难以做到整齐划一，故《通史》中仍有部分分卷存在问题意识不甚明确、叙述逻辑线索不甚明晰等问题，而个别分卷在对象选择上也还未能完全摆脱哲学史的影响。至于具体思想家个案研究，其深度不一，个别研究还停留于简单归纳水平，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论。
本文写作时，刘泽华先生仙逝已近两月，但笔者仍相信刘泽华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光大，自有后来之人，也相信《通史》以后再版，各分卷主编和作者能够精益求精，像刘泽华一样不断超越自我，使《通史》这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建百年以来的典范之作更加完美。
注释
[1]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术史梳理，可参见刘泽华总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706～70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2005年，在与刘泽华弟子的争论中，大陆新儒学代表人物陈明首先使用了“南开学派”“刘泽华学派”等用语。随后，方克立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评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论》（载《中山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的三封信》（载《学术探索》，2006年第2期）两篇文章中，李冬君在《真理之辩——读毕来德<驳于连>》（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一文中，秦进才在《形式主义史料与政治文化的存在方式》（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9期）一文中，李振宏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一文中，都曾使用“刘泽华学派”等概念。2013年，李振宏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近4万字长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对“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等概念做出了学理论证。2015年，方克立在《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学派与学术——关于‘王权主义学派’及其思想的争鸣”笔谈中撰文《为“刘泽华学派”点个赞》，第三次提到并评论了“刘泽华学派”的学理特征。
[3] 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4] 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国台北），1982年版。
[6]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创始人梁启超就明确指出：政治思想就是围绕国家组织及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展开的思想，这一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的认识，显然是参照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做出的。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8～9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7] 参见徐大同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第2～3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杨幼炯曾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三种叙事形式或编写体例，即编年体、列传体，学说体，仍是沿袭传统史学叙事和编撰方式。参见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第3～4页，上海书店，1982年版。
[9]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3、4、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 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第2～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另参见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对象和方法》，《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11] 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叙事内容上。20世纪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通史著作，在讲述唐朝政治思想时，虽然将李世民、魏征各列一小节加以论述，但对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所体现的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却没有触及。再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大盛，在朝野和思想界引发了多次围绕教权与政权、华夏文化与外夷文化的争论，这两部著作也都没有涉及。笔者所言这两部著作是指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和朱日耀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除前述徐大同等编著及朱日耀主编的两部著作外，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012年版）对明朝这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未做任何介绍，只有199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曾经将朱元璋、朱棣、邱濬、张居正分节介绍，但也未涉及高拱等人的政治思想。
[13] 刘泽华的学科领域虽是中国古代，但他一直都在深度参与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正因如此，王学典才认为刘泽华及其合作团队是中国思想界代表“新启蒙史学”的“一支劲旅”。参见王学典、郭震旦：《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4] 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25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5]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刘泽华就春秋战国和秦朝第一代地主产生的途径，发表过多篇论文，如刘泽华、王连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刘泽华：《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刘泽华：《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其“王权支配社会”的结论，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
[16] 李振宏认为刘泽华提出的王权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或者说是一种历史观……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属性和本质的理论抽象”。参见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
[17] 雷戈：《从简单本质到复杂本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开放出的思想境域》，《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18] 雷戈所言的“假言判断”是指“对既定事实所作的某种想当然的引申”，比如刘泽华在评论黄宗羲等人的政治思想时，曾谈到“如果黄宗羲和顾炎武再向前走一步，他们就已经在理论上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可遗憾的是他们始终没有迈出这一步”。在我看来，刘泽华的类似“假言判断”，表达的是他的惋惜之情，背后隐含的是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与严肃的学术判断没有多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