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先生（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先秦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生成果丰硕，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著述等身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间或也有些研究成果，刘泽华先生此时即有论文面世，大都是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的学术论文，鲜有专著问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复苏。1984年《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继1924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惟一的一部同名学术专著，其翔实和厚重的程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六十年来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认知的进步。其后，1987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出版，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界形成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学术地位。
关于《先秦政治思想史》，据先生自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包括“人”和“书”)、资料最翔实的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诚哉斯言。从体例来看，这部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脱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套路，真正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二是立论允当，均有翔实的史料依据。所谓“言必有据”，这正是先生“让史料说话”治学理念的验证。三是在理论突破方面有所尝试。《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1979至1983年。那个时段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还没有完全破除，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是需要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刘泽华先生说：“在研究方法上我突破了用阶级理论定义政治的‘铁则’。我认为政治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 “一九四九年以后到本书出版之前所有的思想史著作，在论述人物及其思想时几乎都被戴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帽子，而我在本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帽子统统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谓余不信，不妨翻翻那时的著作。” 刘泽华先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说方式，破除了教条思维的束缚，摒弃了几十年来桎梏人们头脑甚而轻车熟路的“阶级代入法”，形成了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突显学术个性的叙事方式。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与当下的家国情怀相观照，充分展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感染力，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更是一部力作。刘泽华先生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反思”传统，论题包括人性、民论、天人合一、法制、礼论、谏议思想、清官问题等等。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论述了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问题。这些论题的视角和形成的学术判断展现出作者自由思维的敏锐与犀利，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开启并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研究路向，打开了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王权主义理念的提出，预示着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已经形成，为其以后的研究以及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开通了道路。
嗣后几十年，刘泽华先生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用功尤勤，出版了一卷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和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2014）。这三部著作跨度20余年，描绘出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超越性进路。其中，1992年初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于2001年出版修订本，被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是这一学科发展近百年来，惟一的一部通史类著作。如果从1923年出版的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和1924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算起，近百年来，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类的个人著述并不少。除了梁、谢之作，还有萧公权、萨孟武等二十余种，但是冠以“政治思想通史”者，惟先生一人耳。
此外，刘泽华先生还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国社会》(合著)、《士人与社会(先秦卷)》、 《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合著)、《洗耳斋文稿》、《风云篇（中华文化集萃丛书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合著）、《王权思想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合著）及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 等三十多种。晚年出版个人回忆录《八十自述》，这部著作登上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各大书榜，又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7年5月月度好书。
刘泽华先生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历史教学》《红旗》《文史哲》《南开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学术短文合计两百四十多篇。
另外，先生还有多部著作和论文在外文期刊或外国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由卢承贤译成韩文，首尔艺文书苑1994年版。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由韩国著名学者、韩国荀子学会会长、韩国政治思想学会会长张铉根教授用功二十年（1997-2017），译成韩文，合计二百六十万字，已经于2019年2月面世。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热潮，计有几方重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有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首。进入21世纪，重镇相继衰落。惟2014年泽华师主编的九卷本“通史”问世，彰显了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即以煌煌巨著表明其学术追寻的孜孜以求和笔耕不辍的坚守，誉为“著作等身”，实至名归。
二、开创学派
学者的成功不仅在于著述，更在于培养新人，接续文化与学术传承。刘泽华先生于1982年初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几十年培养弟子众多。其中一些弟子选择在高校或科研单位任职，在学术观点上与先生相承相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却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刘泽华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以批判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为要点，形成了一套学术理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在先生的感召和引领下，学术群体虽然分散在各地，却也能坚守学术志向，传承先生衣钵，形成了李振宏先生命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学派”的形成，并非有意为之，更非刻意求之，而是在长期的指导、引领与合作中自然形成的，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方面，先生指导研究生的重点是精读原典和研习理论方法，主要通过讨论的方式，激发学生思考，学会作研究。另一方面，先生以指导学生习作的方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旨在通过实际操作，激活学生的思维触觉。特别是对于某些年龄偏大、入门较晚的学生更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先生耳提面命，逐字逐句的谆谆教诲中，师生得以思想交流，情感交融。老师学术旨趣、价值理念感染和浸润着受教者，许多学术判断和创见性论断在学生的著述中得到接续和不断阐发。兹可谓聚似一团火，散则满天星，历经有年，以刘泽华先生为中心的学术群体逐渐形成。
关于学派的名称，李振宏认为“是考虑到这个学派内部成员的学术个性、差异性问题，而‘王权主义学派’较之‘刘泽华学派’，可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这一判断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先生本人却没有完全认同。他认为，应该是“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或“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否则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我们是赞同王权主义的，其实恰恰相反。
我与师门中诸位好友倒是倾向于最初的提法，以为“刘泽华学派”更为恰当。李教授关注的是“王权主义学派”的提法有更大的包容性。不过我以为，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无论怎样分化，其学派的基本理念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抑制人的个体主体性，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基因对于突显个人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抵制。事实上，以刘泽华先生为创始人的学术群体，其成员主要是硕士生或博士生，以及部分优秀私淑弟子及学道同人。正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与长期的学术合作而相互呼应，形成了学术传承，以礼敬先生，光大师门的共识凝结了认同基础，具备了“师承性学派”的典型特征。故而冠以老师之名讳而称学派，或可开当代中国学界风气之先。
开创或形成学派，并非自家的一厢情愿，而是成就于学界共识。其规定性至少有三。一是创始人创建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具备特色鲜明的方法论；二是学术群体成员基本沿顺着相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而接续传承；三是学术群体不仅合作，更有学术创新，而且多有建树，发扬光大。藉此而言，刘泽华先生能身体力行，堪为典范。学术群体成员长期合作，建立了全国性学术组织，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各有擅长与学术特色。李振宏对此论述详尽，这里不赘言。
三、知识创新
坊间探讨何为大学，谓之须有大师。能称为大师者，必然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面有所创新。刘泽华先生正是这样，主要体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的创新。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不过他仅仅从类型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这样的概括显然过于笼统，学理性略有不足。此后，大凡涉猎中国政治思想者，纷纷作出解读。
近一个世纪以来，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徐大同在80年代初的认识。他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进入21世纪，徐大同的认识进一步凝练，提出“一切政治思想无不是反映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设计夺取、维护政治统治方案或为政治统治‘出谋献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这一认识较之80年代有所扩展，不过其核心仍然可以概括为“关于国家与法的认识”。
刘泽华先生认为，徐大同等人的说法相当深刻，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可是尚有不足。“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提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计有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政治实施理论及政治权术理论等。二十年后，先生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进一步概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包罗万象，有时还与其他领域的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包纳无遗，故在确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时，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即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以外，还要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其他各种理论和其他各种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
刘泽华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政治哲学等五个方面也须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一学术判断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态，拓宽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具有原创性，为构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整体性的概括是基于学科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的。自从20世纪初叶梁启超“常作断片的发表”，随着学科发展，有诸多研究者试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整体性的把握。不过，研究者往往是通过历史分期或概括特点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莫不如此。被誉为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人的萧公权也是这样。相较而言，萧公权的整体性认识是有一定的创新性的，但是基本格局没能走出前人的思路。
刘泽华先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人，他以“王权主义”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出了整体性判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序言中，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随后，他将这三点归结为一点——王权主义。在他看来，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他认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现代人的研究，当然要借助现代学科的分类来审视传统思想，“但不能忽视当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结构，而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 藉此断言“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显然，王权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陈述，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认知。在这一结构中，君主政治权力系统是中心。与中心相关联的，一方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另一方则是与权力中心及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观念。这里的逻辑关系很清楚，政治思想与政治权力系统及社会结构相关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互动关系。
这就是说，刘泽华先生突破了以往就思想而谈思想，以分期的方式概括政治思想全局的思路。他从历史学家横亘历史长河的认知高度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用王权主义的体系性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总体性把握，梳理出思想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与制度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认知路径，形成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学理逻辑，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正是在王权主义总体把握的认知基础上，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和范畴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及士人、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等。又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判断极具首创性。刘泽华先生在几十年的探索、思考中，渐至达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理逻辑，构建了充分展现其学术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新见迭出，多有首创性学术判断，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关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是在传统的“权力支配经济”基础上提出的。先生坦言他受到了前人的启发：“王亚南先生的见解可谓前导”。不过他指出，王亚南是从经济入手解读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而“王权支配社会”与前人所论有着相当的差别。他说：“第一，我不是从经济 (地主制) 入手，而是直接从政治权力入手来解析历史。君主专制体制主要不是地主制为主导的经济关系的集中，而恰恰相反，社会主要是权力由上而下的支配和控制；第二，我不用‘官僚政治’这一术语，君主要实现其统治固然要使用和依靠大批官僚，但官僚不是政治的主体而只是君主的臣子、奴仆，因此不可能有独立的‘官僚政治’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学人政治’‘士人政治’等。君主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态、如母后、权臣、宦官，等等，但其体制基本是一样的。”
“王权支配社会”的提出具有首创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提出这一看法不是出于灵机一动，而是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概括。”正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王权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学术判断为深入解读和诠释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学视角，对于诸多传统论题的研究，诸如天人合一、圣人观、重民思潮等得以走出前人的框架与格局很有助益。
二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刘泽华先生沿顺着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思路提出，“政治关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它还是一种文化关系”。他把制度、法律、军队、警察、监狱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硬件”,将信仰、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软件”。认为“政治文化指的就是这些‘软件’”。在这里，先生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实体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行为起着指导作用”。他把这种状况称为“文化政治化”。其中“包括两层政治含义:其一,一定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二,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改造。仅仅从制度、法律、规定、强制等范畴来谈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的运行和发展”。
政治文化化是说,一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可以通过不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成为政治共同体内成员所奉行的行为准则与政治观念。刘泽华先生从政治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视角切入，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不仅具有学术创新性，而且作为政治学立论本土化的案例，充实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严格而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的技术手段，如计量方法，包括田野调查、质性研究等等。方法论是指运用某种理论作为认知、分析、论证和形成学术判断的手段。刘泽华先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学界一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始，先生坚定而决然地摒弃了僵化、教条思维，扩展视野，提出并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方法与价值研究方法。
关于“互动”方法。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方法”是其辩证思维的体现。他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致说来,占主流的是‘二分法’。先是阶级的二分法,强调两者的对立。近年来,讲阶级性的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在他看来，“思想与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由于学科的分化,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被分割”。“为了提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人们可以将本来浑然一体的历史现象分割给不同的学科”。为此他提出“必须以综合性的研究来还原并解读事物的整体”，概括出“互动”方法论。就是要“综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资源、对象、思路、方法”，运用“互动”方法进行研究，“撰写更全面的思想史和社会史”。
为了进一步说明，泽华师举出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问题作为案例。他认为，正是学科分工细化导致的“二分法”将思想分为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研究者将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民俗、精英与大众、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区隔开来。为此就需要运用互动方法论，“依照历史现象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确定研究对象,拓展研究视角,设计研究思路,对各种社会政治观念进行综合性解读”。“在对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社会思潮、民间信仰和大众心态分别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史做出深度分析和系统描写” 。互动研究方法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可以视为辩证唯物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能够突破主流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作出更为深刻与合理的阐释。
关于价值研究方法。刘泽华先生说：“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于是提出要把价值研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这显然是一种方法论的提炼。
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思想内容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要考察思想的价值，价值性认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他说：“为了判明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史不作价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帐。为了更好地判明各种思想的价值，应该探讨一些价值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借助历史学中已获得的成果，又要结合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情况，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标准。”
在他看来，在历史上，一些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中有否科学和真理？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起了积极作用的思想是否就是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真理？”这些认识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的，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几近热潮，这些认识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思维趋向。
总的来看，刘泽华先生密切关注中国思想、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宏观性问题,从批判和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出发,彰显和倡导史家自由思考和独立认识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成熟的方法论理念,并用于研究实践。互动研究方法和价值研究方法的提出，对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构建创新性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四、学术人格
刘泽华先生的学术人格主要是通过其治学理念体现出来的。他说：“研究中国的政治思想与政治精神是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门径之一。”为了从传统的封建主义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可知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现实关怀，凝聚为特色独具的治学理念，形成了极富主体精神的学术人格。
其一、反思之学。反思（turn over to think）的概念在近代西方哲学已有使用，可以界定为认知主体以当下的立场和认知方式审视、回溯传统即以往的事物与知识。刘泽华先生最早使用这一概念就是前文提到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一书。反思作为书名，实则体现了他的治学理念。作为历史学家，他认同这样的理念：历史是个不断的再认识过程，需要当下的认识主体不断地予以反思。历史本来就是人类过往的记述，历史研究是就要为当下的现实生活做出解释，给出学术判断。“学科学理与反思国情就是我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两个主要依据，也是我三十年来循而不改的一个原因”。这是他致力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思想的“愿力”所在。
刘泽华先生曾明确表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曲曲折折很值得反思，其中我认为政治思想的反思尤为重要。”“我是强调分析，强调反思……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反思派，是分析派，而不是一个弘扬派，我主张在分析当中，在反思当中，来区分问题。”先生的反思之学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来看待”。他坚持“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并且“仍然认为马克思讲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比如经济是基础这一点，我到现在仍然认为是正确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因而对于某些观点需要“修正”。“作为一种学派，它的发展一定要有修正，没有修正就没有发展。其实不只是我在修正，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修正，历史在变，不能不修正，有修正才能发展”。这里说的修正，指的是学理层面的反思、批判和发展。
二是延续“五四”批判精神。刘泽华先生认为：“‘五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不管别人怎么批评，我个人还是要沿着‘五四’的批判道路接着往下走的。”“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分析的、批判的态度。”五四精神体现着一种鲜明的批判精神，正如李振宏所指出的，王权主义学派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现代新儒家有明显对立的学术立场，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抱持历史批判的科学态度”。这里说的批判当然不是对于传统思想与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有否定，有拣择，有传续。泽华师延续“五四”批判精神的初衷是“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他认为“历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应该是通古今之变，关切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如果史学要以研究社会规律为己任，那么就必须关注人间烟火。所谓规律，应该程度不同地伸向现实生活。”
“反思”的治学理念彰显着刘泽华先生的学术个性。正是基于数十年的坚守，先生及其研究群体才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不断推出成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精神提供理性与新知。
其二、学术主体性与自由思维。刘泽华先生的治学理念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理应具有的学术主体性和自由思维。他明确表示“我一直主张独立思考，强调学术个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曰《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另一为《史家面前无定论》。集中体现了先生的学术人格。
刘泽华先生提出：“在认识对象面前，一切学派都应该是平等的，谁先认识了对象，谁就在科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他反对在“百家争鸣”面前设置前提和人为的规定，“百家争鸣是为了发展科学。科学这种东西是为了探索和说明对象，因此科学只对对象负责。”他明确表示：“我认为在历史家的面前，没有任何必须接受的和必须遵循的并作为当然出发点的‘结论’与‘定论’”。“从认识规律上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认识的常态；反之，舆论一律，认识一致，则是变态。前者是认识的自然表现，后者则是权力支配与强制的结果。”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泽华先生力主研究者理应具有认知主体的个性，即主体精神，认为研究者要从历史中走出来，以造就当下的主体精神。为此他不赞成把“国学”说成是中华文化的本体，不赞成“到传统那里寻根、找自己等等”。他说：“我认为传统的东西是资源不是主体或本体，我不认为孔子能包含‘我’，孔子他就是一个历史的资源，我就是我！中国文化的主体应该是一个活的过程，应该首先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之中，至于说作为资源，那没问题。”
此外，涉及到中西文化的“体用”问题，先生断言：“如果讲到体和用，我就讲先进为体，发展为用。只要是属于先进的东西，不管来自何方，都应该学习，拿来为我们现在的全方位发展服务”。
刘泽华先生的主体性也体现在他有意识地对教条化阶级理论进行批判。1978年与王连升合写《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产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来修正当时神圣的阶级斗争说”。这篇文章是他从教条主义束缚中走出来的标志，也是其学术主体性得以彰显并确立的标志。这篇文章与戴逸、王戎笙先生的文章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学界和理论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大讨论的由头文章。
总的来看，刘泽华先生的学术主体性贯穿着深刻的反思精神，坚持站在当下看传统。在研究对象面前，没有前提，没有定论，也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权威。他要求自己也教导后学要在前人划句号的地方划上一个问号。他的自由思维是学理认知的自由和学理逻辑的自由，内涵着深刻的怀疑和批判精神，确认在学术研究的场域，研究者必须持有独立人格。他用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涯践行了这样的治学理念，形成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学术人格，展现了学者的良知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天职：质疑、颠覆和构建。
其三、笃实学风。刘泽华先生秉承了南开史学的学风——“平实”。他的创新性论断和首创性学术判断，无不具有翔实的理论依据和史料依据。这种治学理念的基础是“一万张卡片理论”。
在南开大学作青年助教时，南开大学历史系泰斗郑天挺先生的一句话令他牢记在心——没有两万张卡片的积累，不能写书。嗣后先生自称为“文抄工”。他说：“我属于平庸之才，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就拼命抄。”“我这个人不聪明，底子又差，记忆力也不好，所以首先做的是文抄工（不是“公”），每读书必抄，算下来总共抄了几万张卡片。批评者没有人从资料上把我推翻。我的一些考证文章到现在仍经得起考验”。 这里说的“文抄工”指的是从历史典籍、文献或研究著述中抄录资料，在没有电脑等现代录入手段的时代，这是文史研究的基本功，也是学术积累的重要方式。所谓“读书破万卷”，由此方能锻铸扎实、厚重的学术功底。
刘泽华先生的勤奋给他带来巨大收获。1978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公开发表，他根据秦简考证出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授田制”这一事实。这项发现印证了“权力地产化”是实际存在的，从而为“王权主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史实支持。 这是他学术生涯中感到最得意也是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刘泽华先生倡导“让史料说话”的治学理念，对于他的研究结论充满自信，因为所有的结论都从史料中得来的。他曾说过三卷本120万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文集》“不是每一个字都恰当准确，却没有一个字是空洞的、轻飘的”。
笃实学风体现的是治学理念，展现的是其学术人格。作为历史学家必须构筑坚实的史学功底和理论功底，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就是在长期的研究和思考中形成的，结构严谨，逻辑通透，从而感召学界同人与弟子，形成了被李振宏誉为“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学术的进步”的王权主义学派。
五、全集编序
编辑出版全集是刘泽华先生的遗愿，感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为此作了详细规划，多次召开编辑会议，最终确定了全集编序。
全集共计11卷，我们将《先秦政治思想史》作为第一卷。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这部专著在泽华师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大意义。如前所述，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端于20世纪初叶。1923年谢无量著《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翌年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由中华书局出版。时隔半个世纪，刘泽华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84年问世。这部著述多有创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深度方面超越了前贤，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学术地位。
全集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作为第二卷。这部力作于1987年出版，汇集了这一阶段刘泽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深刻反思，突破了传统的教条主义思维，明确提出了王权主义理念，用于概括传统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事实上，正是《先秦政治思想史》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这两部著作在研究视域上和认识深度上走出了前人研究的窠臼，独辟蹊径，初步形成了王权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体系，将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
第三卷收录的《中国的王权主义》是200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这是刘泽华先生关于王权主义理论的一部专论。“王权主义”是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总体概括。从最初思路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凝聚成型，历经了十多年。其间先生有诸多论文问世，观点一经提出，便遭遇太多视儒学为圭臬为神圣为信仰者们的攻讦。刘泽华先生秉承先贤“直书”理念，辅之以历史学家的独立人格与学术个性，在不断的反思与深思中将这一理论体系构建完成。这部著作是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创新之论的集大成，为21世纪的中国学术增添了最为浓重的一笔。
第四卷和第五卷收录的是先生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论著。其中，第四卷主要是对先秦、秦汉政治思想的论著，曾经结集，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二卷出版（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五卷则是未曾结集的学术论文，包括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研究成果。
第六卷收录的是刘泽华先生关于中国社会政治史研究的论著。如前所述，先生的学术视域比较宽阔，除了政治思想史研究，还涉猎先秦史、秦汉史、社会史、政治史等等。本卷即收录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包括《士人与社会》先秦卷和学术论文。刘先生的王权主义理论就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概括，而是将君主政治时代的中国视为一个制度与思想相互作用的社会政治整体，因而先生并不主要孤零零的只谈思想，而是十分关注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认为从思想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视角才能跟深入地剖析传统政治思想的真谛，把握其真质，从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本身才会形成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解读。本卷的收录正是刘泽华先生践行这一治学理念的学术成果。
刘泽华先生的历史研究主要放在战国秦汉史和历史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前者编为第七卷，即关于战国秦汉史的有关著述。后者即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编为第八卷，内容相对比较丰富。包括先生的治学心得、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等。诚如前述，其中《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书林》1986年第8期）、《史家面前无定论》（《书林》1988年第12期）两篇文章集中展现了先生的治学理念和学术自由精神，对于冲出教条主义束缚，培育科学精神和独立人格极具催动性，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今天读来，依然感受到其中浓烈的启蒙意蕴。
全集最后三卷分别是第九卷随笔与评论、第十卷序跋与回忆、第十一卷八十自述。这三卷的文字相对轻松些，主要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学术短文、采访、笔谈，以及为南开大学师长、学界同人、好友及后学晚辈撰写的序跋等。其中最后一卷收录的《八十自述》是刘泽华先生对自己一生治学与思考的总结，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先生“走在思考的路上”之心路历程。
全集最后附有刘泽华先生著述目录，以方便读者检索。
全集是刘泽华先生毕生治学精粹的汇聚，展现了先生这一代学人的认知与境界。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着力促成，对于当代学界及后世学术，意义匪浅。
“哲人其萎”，薪火永续。
是为序。
葛荃于巢社
2019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