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主要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视野的引入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危机和出路。
在具体展开之前先讲两个个人的经历，来说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危机。一个事情发生于2019年12月，我们在清华大学开会，当时李石老师和我坐在一起。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李石老师讲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说：我们做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何在？作为研究者，我们感受到一种意义危机。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前几年，我自己的一个学生，以前是任锋老师的硕士，是做宋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他本来博士论文的选题都定好了，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想转做实证研究。理由是，他感受到非常强大的现实压力——找工作、发文章，做思想史不仅发文章难，工作也不好找，而做实证研究，这两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容易解决。
但这两方面的危机感还不是今天要谈的重点，因为它们与今天的会议主题——历史政治学——还不是直接相关，这两方面的危机感更多来源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与历史政治学相关的问题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否回应历史政治学试图解决的问题。
2019年，当人大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时候，我和刘训练老师打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训练说，我们政治思想史不是历史研究吗？我们从来没缺席过。我想，政治思想史确实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人大在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实力很强，那为什么还要专门提历史政治学？我自己的基本判断是，我们既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解决不了现在历史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不了它的要求。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我们下面要讲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为什么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野，其目标是什么？其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为历史政治学做什么？
为什么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野？我想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杨光斌老师和姚中秋老师提到的所谓中心—边缘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的总体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我们一直是作为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参与政治知识的生产，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受美国政治学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我们一直以美国政治学为模板来进行学科建设，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觉得把他们的那一套知识学过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到了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我们突然发现不行了，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由此，引出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范式转换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的口号，希望将目光拉回到中国，通过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梳理，从中提炼出能够用来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论。我们要重新构建概念和理论，通过发现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时也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而重新构建概念和理论的资源就蕴藏在历史之中。其实，这也符合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也是基于它们自身的历史或者通过不同地区的历史的比较中提炼出来的。例如，马克斯·韦伯就是基于近代西欧的历史经验，提炼出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这是第一个背景，中心—边缘的结构决定了我们目前处于政治学学科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范式转换的任务。
第二个背景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自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恢复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学的主力是规范政治理论，更准确地讲，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但是，最近十多年，政治学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经验政治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个学校都在大力引进从事量化研究的人才。就像过去几十年的欧洲政治学一样，这种科学化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美国化，因为从欧洲政治学来讲，他们对这种科学化的倾向是有抵触情绪的。当年英国政治学会成立之时，学会的创办者有意不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字眼，而是用的“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并一直沿用至今。①对这种美国化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警醒。这不是说加强政治科学不对，而是说政治学的美国模式远非完美。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00年在美国出现“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运动，就是美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一场自我革新运动，其诉求之一就是反对过分的量化研究，强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们也要求引入历史维度，在他们看来，真正能够代表政治学特色的，其实不是量化研究，而是以西达·斯考切波等人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②
这是第二个背景，中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我们希望在强化政治科学的同时，避免政治学的美国化可能带来的弊端。通过引入历史维度，建设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健康的学科生态。
那么，引入历史视野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很赞同杨光斌老师刚才的讲法，肯定不是去做历史研究。尽管我们要引入历史视野，但我们不是要去考证历史史实，而是希望基于历史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政治理论，这是历史政治学的雄心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政治学想做的，其实是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政治理论，这一任务不仅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完成不了，甚至传统的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完成不了。这是为什么我说历史视野的引入不仅没有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带来春天，相反会使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思想史确实一直没有缺席，但是它无力回应历史政治学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因为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其实是在经验政治科学的推动下发生的，它要提炼的是经验政治理论，而不是规范政治理论，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的尴尬地位。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政治思想史研究都遭遇过类似的尴尬。当政治科学大行其道时，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政治思想史面临的处境非常窘迫。刚才提到的“改革先生”运动是一个例子，2007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则以更尖锐的形式将这种窘境暴露无遗。这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准备取消作为分支学科的政治理论，只保留政治学方法论、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四个分支学科。这样的决定背后反映了政治科学的偏见，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政治理论没什么用处。当然，这一决定遭到了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的集体抵制。美国政治学会的政治理论分会专门召开会议，全体一致同意给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系去信，请他们重新考虑这一决定。③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方面，历史视野的引入和思想史研究的尴尬。政治学发展到今天，历史视野的引入对未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非常重要，但政治思想史研究很难对历史政治学所提出的任务——经验政治理论的构建——做出直接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思想史研究与历史政治学具有类似的功能：通过倡导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建设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健康的政治学学科结构和学科生态。与此同时，作为规范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针对政治元问题的探究及其对价值的拷问，是一种前提性思考，对于政治科学非常重要。“改革先生”运动的启示之一就是，缺少“价值”维度的政治“科学”是非常危险的，它会让政治沦为一种操纵的艺术。威廉·埃利奥特(William Y.Elliott)批评政治学已经变成了“实证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描述的，而在道德上却是盲目的”，而且，这种道德上的盲目性已经容纳和帮助了墨索里尼这类法西斯分子。④
当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这些作用要想很好地发挥出来，还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铁还得自身硬”。这就涉及我下面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危机及其出路。
政治思想史研究所面临的现实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科学对政治思想史的挤压。为了准备今天的发言，我前几天专门查了一下相关数据。以杂志为例，《政治学研究》是我们这个学科最权威的杂志，基本上可以代表学科发展的趋势。十年前，思想史的文章占整个杂志的比重大概是15％～20％。2009年，全年发文94篇，其中14篇是思想史方面的文章，占比14.9％；但是，到了2017年，全年发文61篇，只有4篇思想史的文章，占比6.5％；2018年发文72篇，7篇思想史的文章，约占10％；2019年发文60篇，6篇思想史的文章，占比10％。总体来讲，尽管我们经常讲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包括两大块，但这两大块之间的比重是非常不均衡的，政治思想史或者政治理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数据也是支持这一结论的。例如，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情况。有人做过统计，1991-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学科的1774个立项课题里，政治学理论(包括行政学理论)总共61个课题，占3.44％，比重很小。注意，这很小的比重中还包括行政学理论的课题在内。⑤所以，从国家的层面上讲，对政治思想史或政治理论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小的。尤其在“非升即走”的制度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面临的现实压力是非常大的。
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内部非常不平衡。这首先表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占了大头，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人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次在中国政法大学开会，王海洲老师跟我说，他们想引进一个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老师，但找了一圈也没找着，现在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太少了。起码在政治学这个圈子里，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数非常少，以至于要想引进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才，不得不到哲学系、历史系去找。其次，无论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大部分都挤在近现代。做中世纪政治思想史的，全国找不出几位，少数几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还改行了，比如我们人大毕业的郑红老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些领域几乎没有人做，例如经学，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在政治学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人做，都是哲学系和历史系的人在做。这种过度的不平衡对于学科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不平衡产生的原因与历史政治学的缺位如出一辙，那就是政治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的天然不足：由于历史原因，学脉的中断导致我们的学术训练不够。在政治学学科里，受过历史训练的老师不多，更不要说学生了，很多学校连历史方面的课程都开不出来，比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政治史。坦率地讲，即使是我们这些专门做政治思想史的人，基础训练也是很不够的。
那么怎么办？我想政治思想史研究除了自我革新，别无他途。
第一，研究方法要有所调整。一直以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传统是以人为中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研究霍布斯、洛克的思想。几乎80％以上的研究都是围绕某人的某个方面的思想展开研究，很少有人关注特定观念、特定问题，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未来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从人头转向问题，转向核心政治理念、核心政治问题。这一点可以跟刚才谈到的美国政治学在2000年以后的转向相呼应，按照约翰·德雷泽克(John S.Dryzek)和伊安·夏皮罗(Ian Shapiro)的观点，应该按照问题域(problem areas)来对政治学学科进行重组，将紧迫的公共问题置于学科的核心。⑥无论思想史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是要回应时代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把思想史研究变成博物馆中的学问，一定要进入现实问题的脉络之中，只不过是通过思想史这样一种方式来回应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思想史研究活起来，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学问。
第二，要补短板。我们要有意识地引导一些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同学做经学研究，引导做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同学做中世纪研究，还要引导大家做一些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争取在一段时间之后能将这些短板补起来。在此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逐步强化思想史研究的全球视野和比较视野。这也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的趋势。最近十多年，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比较政治理论，希望基于全球视野来深化政治理论的研究。学界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性：例如，2014年《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杂志出了一个专刊，专刊的主题是“超越西方协商民主理论”。里面有两篇关于中国经验的文章，都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协商思想。⑦从事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强化比较意识，要有这种全球视野。当然，这个难度很大，首先语言就是一个障碍，要想对不同文明都有深入的理解，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与历史系开展联合培养项目。事实上，双方可能都有这方面的需求，政治学希望通过与历史学合作，弥补政治学学科历史训练不足的问题，并保证研究建立在可靠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之上。历史学则希望通过与政治学的合作，寻找新的灵感，以更好的理论资源来解析庞杂的历史材料。其实，无论是对于历史政治学而言，还是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而言，二者的结合都不失为现阶段条件下的一个合理的策略选择，它是有可能实现双赢的。但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合作，仅仅靠邀请一些对方的学者参加己方的会议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些制度化的机制来促进二者之间的实质性互动。联合培养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制度安排。
我认为要吸取美国政治学发展的教训，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应该更加主动地进行调整，就像中国共产党经常说的，要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新的空间，也为政治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否则，政治思想史不仅会变得更加边缘化，而且根本无力回应历史政治学提出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Jack Hayward,"Cultural and Contextual Constraints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Great Britain",i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A Comparative Survey,edited by David Easton,John Gunnell and Luigi Graziano,Routledge,1991,pp.93-107; Jack Hayward,Brian Barry and Achie Brown,The British Study of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20.
②Jennifer S.Holmes,Approaches to Comparative Politics:Insights from Political Theory,Lexington Books,2008,pp.145-146; Gerring,John and Joshua Yesnowitz,"A Normative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Polity,Vol.38,No.1,Jan.,2006,pp.101-133.
③Timothy V.Kaufman-Osborn,"Political Theory as Profession and as Subfield?",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3,No.3,Sept.2010,pp.655-673.
④[美]西奥多·M.波特、[美]多萝西·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页。
⑤邢旭、邢鹏飞：《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透视中国政治学研究现状与趋势》，《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⑥John S.Dryzek,"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0,No.4,Nov.,2006,pp.487-492,Ian Shapiro,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⑦He.Baogang,"Deliberative Culture and Politics:The Persistence of Authoritarian Deliberation in China",Political Theory,Vol.42,No.1,2014,pp.58-81; S.H.Tan,"Early Confucian concept of Yi(议)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Theory,Vol.42,No.1,2014,pp.82-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