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汇聚了历史上有关政治的伟大思考，是政治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基础之一。然而，近年来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却呈现颓势，学术规范远未健全，研究对象高度重复，评价标准模糊，学科身份十分尴尬，不仅在政治学学科内部难以承受政治科学研究的挤占，在学科外部，与历史学学科的思想史研究、哲学学科的政治哲学研究相比，也难以证明自己的独特意义。
这种危机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学界，而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目前政治学规模最庞大、专业分工最成熟的美国，迄今为止也没有以“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为名的学会或组织。这一危机也引发了欧美学者的持续争论：有学者针对特朗普现象、民粹主义等新问题，呼吁到政治思想史中寻根探源，也有学者批评这种用思想史分析当代问题的严谨性；更有学者认为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的划分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这让政治科学失去了理论的指引，政治理论这一名称也遗忘了历史。
解决国内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需要对学科价值与学科定位进行彻底的反思，明确其问题根源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探索解决政治思想史研究危机的具体路径。
四类典型问题
（一）貌似研究的思想介绍
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大部分政治思想史研究都是以译介或述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工作在某位思想家或者某种思想变化尚未被国内学界知晓时，有着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但一旦这位思想家或者这种思想已为学界熟知，介绍型论著往往很难有创新之处。
还有一种现象是刻意选择那些影响更小、离政治更远的思想家，或者选择重要政治思想家所著的影响更小、地位更边缘的作品。例如有很多研究生在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大儒已被解读详尽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这些大儒的不知名的同学或者弟子作为研究对象，甚至转而研究孙思邈、李时珍等医学人物的“民本思想”。
（二）对思想家贴标签
具体来说，“标签化”研究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不可能真实地还原思想家的原意。这就是斯金纳指出的“主义的神话”和“连贯性的神话”，即思想家在写作时未必知道这些现代的“主义”，也未必前后连贯而能形成系统性的“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研究阻碍了对政治哲学本身的深入思考。政治哲学的深入需要聚焦于核心命题本身，更需要了解证成或证伪这一命题的新文献。如果将时间浪费在给旧人物贴标签上，显然是南辕北辙。
（三） 用概念虚构出一种思想史
相比于单一的人物或命题研究，还有研究者试图叙述一个命题或概念在历史上的变化，从而叙述这些概念的发展史。这种史学价值如要成立，至少要满足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比较完备地列举该概念的存在形态，而非仅仅考察几段名气较大的文本；第二，解释该概念在不同形态间演进的过程和动因，而非单纯地展示演进的结果。但是目前多数对概念史的研究都不符合这些条件，也就称不上真正的“思想史”。总之，越是局限于概念文本本身的作品，思想史之为“史”的价值越难以体现。
（四） 以思想史考证替代政治史
思想观念当然对政治实践有着重大影响，但要论证这一因果影响，必须要进行复杂的思想和社会分析。但如今仍有大量学者直接用古代思想家解释当代协商民主制度或者“一带一路”的起源，论证方式则是拿当代领导人的话语与孔、孟的理论进行简单比附，将相似性等同于因果关系。如果说上述作品是一种建构性的错位，那么那种想用“知识考古”来颠覆“专制”“民主”等主流概念的做法，就是一种解构性的错位。“如果脱离了对社会的研究，概念史的研究就失去了根基。”
建立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价值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主要分为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两大领域，相应地，判断政治思想史研究价值的标准也有两种：一是经验意义上的“真实”，即还原思想家或思想命题当时的原始含义；二是规范意义上的“应当”，即发掘思想家或思想命题的规范论证。所以，政治思想史学科应该明确区分为经验导向和规范导向两组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价值标准。经验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政治科学提供基础；规范性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为政治哲学提供基础。
（一）思想与社会之间：三个有价值的经验性方向
首先是解释“思想—思想”的变迁，指某个政治思想命题的提出、转变或消亡主要是受其他思想家或思想命题的影响，而不是外部社会直接塑造的产物。这要求研究者选择研究方法和解释变量之前，先要确认自己要研究的政治思想变迁是不是主要从思想维度就能够解释的。
其次是解释“社会—思想”的变迁，指某个政治思想命题的提出、转变或消亡与外部社会因素直接相关，而不仅仅是思想对话的产物。这类研究对研究者的视野和材料收集有着较高的要求，因为一种政治思想越流行、越复杂，影响它的社会因素就可能越多。学界常提到要重视知识社会学或者历史语境方法，也有此意。不过正如伍德指出的，剑桥学派的语境仍然停留在话语层面，并没有分析更深层的“社会进程、关系、冲突和斗争建构”。
最后是解释“思想—社会”的变迁，指将思想作为自变量，探寻政治思想如何通过变迁与传播进入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化的结果就是常说的“政治思潮”。思潮的形成是思想史学者的任务；而思潮形成后，用它来解释其他现象，则是政治科学的任务。
一部综合性的政治思想史论著可能同时涉及“思想—思想”“社会—思想”等不同维度的解释。
（二） 更优概念与更优论证：两个有价值的规范性方向
政治哲学的规范命题一般由概念和论证组成，因此需要发掘的要么是一种更优的规范性概念，要么是一种更充分的论证。
首先，所谓“更优”概念，有如下次级标准：一是提出新概念。例如从英国掘地派、卢梭到托克维尔，现代“平等”概念逐渐被提出。二是转化或摈弃旧概念。例如从明末三大儒到孙中山，针对个人的“忠君”被逐渐转化为针对共同体的“爱国”。三是对互相竞争的规范性概念进行排序。例如罗尔斯首次用“词典式序列”的方法，确定了形式的权利平等、实质的机会平等、补偿性的不平等这一系列“平等”概念的先后顺序。对中国学者而言，近二十年在政治科学领域最为热门的国家研究，正是一个最需要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学者重新思考的例子。
其次，在规范性概念及其排序已经给定的情况下，如果能通过更优的论证获得更好的论证效果，这样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更好的论证效果通常有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论证效力更强，可以称之为“有力”，例如论证君主如何获得政治合法性，宋代儒家的“公论”说将士大夫的共识作为反映合法性的具体载体，就比秦汉儒家难以捉摸的“天命”说和“五德”说效力更强；另一种情况是论证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或者更复杂的现实案例，可以称之为“有效”，例如论证个体权利，从洛克的自然法论证发展到罗尔斯的虚拟契约论证，不再依赖基督教传统的自然法，使得这一论证适用的国家更多了。
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目标，就是建设有自主性和创造力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是三大体系之首，因为学科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学科价值标准的建立，是其他一切研究工作的先决性条件。站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高度来看，政治学根据研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两个研究领域：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亦即通常所谓的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而根据研究对象的分化，这两个领域又进一步分出了政治哲学、本国政治、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各个国家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基本都据此设立。而政治思想史这个“第五学科”之所以充满争议，很难完全归入规范或者经验领域，恰恰就因为它是“对历史上规范研究的经验总结”，夹在了两者之间。在政治思想史学科中规范方向与经验方向的区分，正是为了让政治思想史研究回归学科本源，与政治学的两大领域保持逻辑上的融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