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建设政治学理论的资源来自古今中外，但只有在学科意义上，这些资源才能派得上用场，这些资源才有意义。在对标尺度上，对政治学理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仰仗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还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作为检验理论真伪和发现新理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作者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航向。因此，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关键词：政治学科、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规划，这意味着建构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不可推脱的时代议程。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建成自主性政治学理论，这是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本文首重讨论作为一流政治学学科基础的政治学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学离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距离及其根本问题和出路。
政治学理论包括由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学科“范式”或研究“范式”是政治学理论的最集中表达。由于流行的理论往往能内化为政治观念乃至政治信念，因此，政治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政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政治学理论对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而言，如果没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就有可能失去学术发展的方向感。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建构，其资源何在。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政治学理论的资源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治实践以及西方政治学有益成果等“四大资源”，也就是古今中外的文明遗产都是其资源。这样的说法稍作变化，也适用于其他学科的建设，并非政治学理论的独特表述。本文认为，只有在规范性的学科范畴上寻找资源，即从学科资源出发，形成特定的学科意识，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更专业化地推进政治学理论的建设，有专业化才有规范化和学科化，古今中外“四大资源”才能被纳入特定的或者对应的学科范畴，更直接地转化为可供政治学汲取的理论资源。
笔者认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主要有三大来源：思想史、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研究。思想史是先贤对其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历史）以及之前历史的理论化总结，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因此是很多人获取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捷径”。但是，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其认识世界和历史的能力都是有缺憾的。也就是说，思想史可能会提供一些智慧，但不可能也不会垄断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来源，更不可能提供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方案，甚至很多时候不能解释现实——这些可是政治学的宗旨所在。近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更多地来自比较历史研究和学者们对其现时代即现实政治研究，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相对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即一般学者所作出的思想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是他们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重新解释了历史并解剖着现实政治的结构、困境与方向，政治学也因此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吸引人。要知道，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对人们身处其中并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否有实质性的启发性解释。对此，历史上的“大人物”显然爱莫能助。
本文对政治学知识资源做类型化探讨，目的在于结合既有理论成果，进一步讨论如何汲取资源，并提出中国政治学在各种知识资源上的现状以及努力的方向。这些话题都是具有争议性的议程，也都是开放性的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本文认为，在学科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滞后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样界定并不否定中国人的实践智慧和与生俱来的理性思维能力；在理论命题严重滞后、在缺少自主性政治学理论的前提下，用发达的研究工具去研究政治现象，对提升政治思维能力起到什么作用，还值得讨论。
一、作为政治学理论知识资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关键词如政体、治道，均来自思想史。对中国政治学而言，思想史资源主要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中后者比重更大，这是因为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奠定下来的，今天流行的政体类型理论以及政体变迁理论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渊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大转型，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催生了新的政治理论，从国家主权理论到人民主权理论，使得政治理论呈现与时俱进的特征。比较而言，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政治（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呈现的不是多变而是“历史的延续性”，因此政治理论也就呈现延续性的特征，无论是法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一经确立就内化为延续性的制度。这给我们如何认识思想史、如何汲取思想史资源提供了一些启示：历史中的思想和回答共同体问题的思想。
（一）思想史是“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或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历史上的各类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中的思想。国内外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把思想史视为观念史，把思想史变成观念的历史链接而建构出一个体系化的思想史。思想史中的思想和历史中的思想有着很大区别。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旨在关注某一思想在思想史或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变成了此思想与彼思想的比较研究；历史中的思想，意味着思想者要回答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样，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事实上是后人从自己的需要、兴趣出发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思想者的东西；历史中的思想研究是为了发掘思想者想回答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性”问题。
对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必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导向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即从比较政治研究的路径出发而总结出思想性命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理论就是根据158个城邦国家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很多思想家也都是在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性思考。近代之后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马克思等无不如此。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政治思想史其实就是历史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但是，随着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和社会科学的分工化演变，靠分工而产生的专业化学术渐渐地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以研究人物为业，进而形成所谓的政治哲学。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很容易变成政治哲学式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为了回答“好政治”、人性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专业追求。人类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理想化图景来引导人类去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六经注我”，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而非一种复原真相或者接近故事真相的学术探究活动。但是20世纪的世界文明意味着什么呢？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让很多理想化图式都变成了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结果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成了几个“一元论”之间的厮杀。可见，政治哲学既给人类以智慧，又招致人类之间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后人总是要把“极权主义”的原罪归咎于柏拉图（Plato）、黑格尔、马克思等。他们与极权主义有关系吗？即使有，也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研究路径出了问题，即进行“思想大串联”并构建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去引导人类思想。
两种研究路径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读几本“经典”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经典”，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经典”，研读者可以不问，或者无从问起。比如，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一部学术经典还是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政治哲学路径的研究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只能是陷于韦伯式学术套路而不能自拔，读者自己的文化甚至被韦伯矮化、妖魔化而不能自知。相反，如果从“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发，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作，更要广泛地阅读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思想家的“现实性”关怀。这种“历史的比较政治研究”，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去理解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唯有如此，思想史研究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新成果。不得不说，政治哲学的路径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对于我国一些学者而言，是一条很难出新成果的研究路径。
（二）“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基本上是关于政治共同体演进中的“时间性”研究
如果是“思想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即政治哲学式的抽象性观念链接，就必然形成水火不容的、派系林立的所谓“流派”。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政治哲学的“好政治”是一种乌托邦，研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景去取舍历史上的思想产品，把历史上的思想家变成了自己，或者自己变成了历史上的思想者本人。这是研究者自己给历史人物的思想镜像，把历史人物格式化或模块化。这样，生活中的偏好变成了帮派式的思想冲突，或者说把历史人物拉进自己的帮派，把彼此不相关或者本身没那么冲突性的思想人物，搞成势不两立的流派。
但是，从“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路径出发去研究人物，就会发现，每个“大人物”其实都是在探究自己时代的共同体危机的答案，每个“大人物”的思想都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向度性，但其问题关怀的主旨是明确的，或者说是可以找到其思想主旨的。对政治学学科影响最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人类最初的政治共同体就是古希腊城邦，关于城邦的问题研究就成了政治学的知识原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是争论较少的，至于后人关于整体主义好与坏的争论，则是后人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问题意识，他只关心常识性知识：对于城邦而言，没有整体，部分就失去了意义，无所谓城邦了；而部分的缺失或者被无视，这一定有损整体性城邦的存续。
在政治科学或者经验研究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政治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时间超越了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到了近代，人类的政治共同体面临空前挑战。
第一步，是在丛林规则中如何寻找秩序、如何“立国”的问题，因此自文艺复兴之后，先后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让?布丹（Jean Bodin）的国家主权论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主权人格”），这是现代国家的起点，秩序优先，主权与权威至上。也就是说，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关于秩序、关于立国的国家权力理论，在西方语境中，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有秩序的共同体是现代性的象征。有秩序的政治共同体是人类永恒的问题，过去有秩序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永远有秩序，何况有秩序的共同体的到来在世界历史中有先有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以及后来的新国家主义者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思想依然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关于秩序，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分权制衡，比如从查理?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到美国建国者都是这种声音的代表者；一种主张集权主义，从黑格尔到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都是这种声音的主张者。后来人大多是在二者中选择、争论，但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不存在着理论的好坏问题，只存在着实践的适用性问题，管用的才是好的，治国理政来不得半点含糊。
第二步，秩序有限实现谁的利益。秩序既是目的又是工具，但建构有秩序的共同体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类。人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但在共同体生活中，人类充满着矛盾与冲突，其中不变的道理是，永远是强势阶层的权力、权利优先实现，或者说秩序本身首先是为了保障强势阶层或者支配阶级的利益。这样，在共同体演进的意义上，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主张者便是洛克提出的生命权、自由、财产权等权，说到底是贩卖奴隶的洛克所代表的阶级的权力或权利。劳动创造的物质才叫财富，这为当时的殖民扩张找到了最好的借口，因为美洲、非洲的物质是自然的，不属于当地人的“财产权”，只属于新殖民者。支配阶级获得财产之后就会在“劳动”的休闲季节召开议会，而且主权在议会而非国王，即著名的“议会主权”理论。这就是共同体理论即国家理论的第二步，即如何保障支配阶级的权益。洛克之后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之后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o Tocqueville）以及当代的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A?Hayek）等，都是这一思想脉络上的辩护者。
第三步，支配阶级“劳动”的一个副产品必然是被支配阶级，或者说没有财产权的劳动阶级。现代性政治的第二个特征是平等性与大众性，这样就有了呼唤“人生而平等”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人民主权思想。到了马克思这里，人民主权思想就变成了以政治革命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马克思因此而成为千年来影响最大的思想家。至此，洛克的信徒虽然不会少，但卢梭—马克思的追随者更多。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脉络即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英国的费边社、欧陆的考茨基—伯恩斯坦—卢森堡等，再到东方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马克思思想脉络的产物。
第四步，政策选择。政治秩序、利益格局（即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的权益问题）等宪制问题一旦底定，就很难改变，除非来一场革命，因此在既定的宪制之下，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诸如分配正义问题，“政治过程”的研究越来越多。保守主义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虽然看上去有不少“宪制”关怀，其学说也是为证明或解释既定宪制，但更多的是关于政策性讨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关于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学说，其最后一部著作《万民法》既是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阐释，也是美国当时的对外政策的哲学论证；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同样关心如何通过商谈民主而实现分配正义。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家，比如从凯恩斯主义到二战之后的福利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张者，都是在既定利益格局下讨论政策价值取向与政策选择的。
总之，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资源而言，古希腊思想家提供了共同体的知识起点，但当时的共同体实在太简单。到了近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危机与建构，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共同体不是一蹴而就的“快照”，而是一个“时间性”进程，先有秩序即国家权力（包括政体），然后是支配性阶级的权力（权利）、被支配阶级的权利；即使是被支配阶级的权利，也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其中包括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也都是时间性的概念。
有了政治共同体（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就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中的思想家”想要什么及在论证什么；据此对照，我们可以明白到底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当然，既然称之为“路线图”，就是高度还原论的简单化处理，时间性中的政治总是有着无穷的复杂性。但是，我们又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进程，对此只能以时间性的路线图去理解政治思想史。本文认为，现代国家演进的时间性路线图，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种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的路径，但这种路径能否出新知，有待检验。
二、作为政治学理论历时性知识资源的历史社会学
历史研究永远是社会科学知识的最丰富的资源，在研究历史中或比较历史分析中所形成的政治社会理论，被称为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所关注的主题是从历史研究中发掘真相，建构政治社会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中，既有霍布斯、洛克、马克思等应对现实性政治而产生的思想，也有比较历史分析而得来的政治思想，比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比较民情研究，海外殖民开拓为思想者理解异域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条件。但是，真正通过比较历史研究而系统地建构起来的政治理论或政治社会理论，还是19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的事情。
德国的兴起在当时西方语境中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大事，德国人自然赋予这个大事以理论解释，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等人所开创的“德国历史学派”事实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历史社会学，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实是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德国历史学派通过新方法研究德国历史从而得出了一系列不同于当时被视为“普世主义”的概念，诸如反一般化、反概念化、反规范化等价值论和知识论上的主张[1]，只不过因为第三帝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德国历史学派连同当时欧洲流行的统合主义概念一样，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但是，统合主义理论在70年代末开始复活起来，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精神自然也不会消失，尽管少有人把德国历史学派说成是今天的历史社会学。
二战之后，新兴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是社会科学难得的研究议程。同时，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在反思，为什么西方国家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西方国家是怎么演进的？这些构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共同主题，即现代国家是如何到来的，又是如何演进的；其中现代化、阶级关系、战争、革命就自然成了历史社会学最重要的主题，并由此而得出了启人心智的智识成就。比起“大人物”的深邃思想，这些看起来更像学术而非思想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演进更有启发性。
第一，“摩尔学派”。哈佛大学巴林顿?摩尔（Barring Moore）1968年出版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举奠定了“摩尔历史社会学派”的地位。摩尔从结构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路径，根据其研究对象国的阶级关系所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的演进以及革命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英国-美国-法国走上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以及为什么俄国和中国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摩尔的著作出版之后，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内，一直居美国社会科学排行榜首位。摩尔的路径是阶级分析，解释的是革命的作用，这对冷战高峰时期一边倒地主张自由主义民主的美国社会科学来说，算是不小的震撼。对“革命”有着先天性偏见的美国人认识到，自己的现代化起点其实也是源于革命。
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关于美国、英国、法国的自由主义民主起源的研究，与摩尔有些相似，但其关于美国政治性质的历史理解则达到他人所不能及的深刻。亨廷顿提出美国是一个现代“都铎政体”，实际上是说美国是一个现代封建制，因此才有所谓的法治主义即法治至上的政治逻辑，这违背了现代性政治，因为现代性政治是变，而封建制是靠传统的法治而维护不变。这种对美国的封建主义解释，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1979年，沿着摩尔的分析路径，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出版，算是结构主义“摩尔学派”的第二代。在研究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大革命中，除了继承摩尔的阶级分析路径外，作者加入了国家自主性概念以及“世界时间”概念，提出在“世界时间”中国家自主性的强弱及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大革命的原因、进程以及走向。此时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更讲究方法论，分析路径成熟。因此，相比摩尔，斯考切波的研究有了更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当然也多了些学究气。
现在，已经进入到“摩尔学派”第三代，比如研究“利维坦的诞生”。追踪溯源西方国家在早期的演进过程，相比较第二代，方法论色彩更重了，学科规范意识更强了，写作正文之前都要把已经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交待一遍，然后规定一个分析框架，把相关的历史资料填充进去。但研究成果的启人心智成分越来越少了。
第二，“梯利学派”。西方大概没有“梯利学派”的说法，在中国语境中，绝对称得上“梯利学派”，其与“摩尔学派”的区别就是其“过程主义”所发现的“因果机制”研究。弗兰克?梯利（Frank Thily）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其主编的《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梯利提出了“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国家形成和国家演进的历史逻辑，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国家的内在禀赋。与此相类似的研究，便是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看起来和平、丰腴的欧洲，都是经历腥风血雨的历史才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
梯利不但在现代国家的形成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有着强大的学术资源组织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学术工作坊”，历史性地解释西方民主的起源与演进的过程与机制，从中世纪开始的社会抗争、阶层对抗的历史，解释西方民主的世纪历程。
第三，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如果说“摩尔学派”和“梯利学派”都是家族式的或兵团式的作战，曼则是学术上的独行侠，以一己之力形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历史社会学，因此被称为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之后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基础性权力和专制性权力概念的基础上，曼又将国家权力划分为可以解释大历史的经济权力、文化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并认为作为国家权力象征的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逻辑性结果。曼的发现不但能解释大历史，还能有效地解释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比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美国和苏联都陷于危机之中，为什么后来中国和美国度过了危机而苏联则走向国家失败？原因就是苏联迷信的是政治权力改革，把结果当原因，理论的失败必然招致国家的失败。今天流行的旨在张扬个人权利的治理理论，要全面地理解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读一读曼的历史社会学。
第四，世界体系理论。值得指出的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是历史社会学的一种自然延伸。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分析，事实上也是阶级分析，即阶级分析方法在世界政治研究中的运用。如同国内政治由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构成，世界政治事实上是强国和弱国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依附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世界体系理论，代表学者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安德列?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加州历史学派。如果说“摩尔学派”和曼的历史社会学还属于欧美中心，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来自左翼的后发达理论。
总之，历史社会学是关于现代国家史的研究，在研究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总结出现代国家形成的政治道路、国家形成中的阶级关系、革命、民主、民族等重大议题。因此，历史社会学是一种宏观历史结构的路径，其特定学科视野下的研究议程及其成果，是很多“大人物”所不曾关注的，至少不是他们专门关注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形成必然涉及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因此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阶级分析方法，或者说阶级分析是历史社会学的主流方法。在国家形成中，底层阶级的命运总是最悲惨的，令人同情。研究运用阶级分析加上对底层社会的同情，自然会自觉抑或不自觉地带上马克思主义色彩。
由于历史社会学是关于宏大历史结构的研究，“宏大”必然带来其与生俱来的问题，比如对细节的忽视或与“微历史”的出入，因此任何宏大主题的研究都会被诟病。但是，正是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不但解释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结构如何演进，更给人类以智慧启迪和政治上的实践智慧。大学科有大学科的态势和用处，前述的历史社会学派为现代政治理论的发展、乃至于思维方式的改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作为政治学理论共时性知识资源的世界政治学科
如果说历史社会学是一种基于历史研究的纵向性理论发现，那么世界政治学科则是一种基于即时性世界政治的横向性研究。世界政治学科或世界政治研究是基于比较政治（包括国内政治）、世界政治思潮和国际关系的集成性学科，或者说国际关系走向、世界政治动向研究是基于比较政治和世界政治思潮的研究成果[2]。
不论我们同意与否，或者说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我们能否在感情上接受，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国内政治学理论界谈论和研究的，主要是二战后西方国家关于世界政治的研究成果，而由于二战后的半个世纪处于“冷战”阶段，国内流行的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冷战政治学”。因此本文拟从国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做一个理论成果的梳理。
（一）国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自由主义民主
基于西方国内政治研究的政治学理论成果很多，比如代议制与总统制的优劣比较、福利政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等。但是，所有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体系下衍生出来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科学化，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无不如此，从而真正做到了自由主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此前提下，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形成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体系，将自由和民主这对充满张力的两股绳拧在一起。其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先改造民主概念，将实质民主即人民主权改造为程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这一工作是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 Peter）完成的，又称“熊彼特式民主”。第二步，将民主纳入自由主义的范畴，虽然民主与自由之间充满张力。这一工作是由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等人完成的。第三步，改造合法性概念，将韦伯的基于合法律性和有效性所构成的合法性概念，改造为选举式民主+有效性的概念，这一工作是由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 Mour Martin Lipset）完成的。此后，选举等于民主，民主等于选举，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等说法，经过熊彼特、李普塞特、达尔、萨托利等两三代学人的论说，开始流行起来。由此，这些论证本国制度合理性的政治理论演变为改造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革命理论”，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则进一步推广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二）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与范式：从现代化到民主化
比较政治学于二战之后兴起于美国，因此比较政治学完全可以说成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政治功绩远远大于其学术贡献，比较政治学配合国家的安全战略并立下汗马功劳，美国政治学的主流把基于本国政治研究而得出的理论结论即自由主义民主推向全世界，因此美国赢得了冷战并撬动了民主化，但为此而结出的“学术成果”经不起历史检验，遗憾的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学界将此视为学术标准而模仿。
二战之后学界兴起了现代化研究，主要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新兴国家大批涌现，西方需要认识他们并“引导”和改造它们，以便使它们成为自己，因此以“现代化”为名的政治发展研究开始兴起。其中美国还专门成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以推动这一研究浪潮，其作用影响至20世纪70年代。在现代化研究中，流行的研究范式就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基于美国政治制度之政治功能所建构的结构功能主义，其1958年出版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最为典型，以结构功能主义套在所有国家和地区身上，无论是东亚、中东、南亚、还是非洲和南美，都用结构功能主义这一模型去套。可见，阿尔蒙德等人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其实就是教条主义的教科书。
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因其无效性渐渐为后人抛弃，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开始华丽转型，行为主义时代的那些研究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学术共同体，开始转向理性选择主义，量化模型开始流行起来，在当下又很自然地转化为所谓的“大数据研究”。简单地说，这些“科学主义”色彩的方法论，都是为了论证特定研究主题而提出来的，或者说是为了论证特定主题或者命题，而不是为了方法而方法；但当命题错了的时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会离现实愈加遥远。
20世纪80年代，以推动民主转型为志趣的“转型学”开始流行起来，强调不管起点在何方，无论是社会主义、威权主义、独裁政治等，最终都要发生民主化转型，虽然转型的结果不太确定。被称为“转型范式”的转型学，是由研究南美国家的菲律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Donnell）在1984年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中提出的，而1987年亨廷顿的“民主化的第三波”提出两次政党轮替是民主巩固的标准，则坐实了“熊彼特式民主”。
无论是研究现代化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推动民主化转型的转型范式，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成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即将基于国内政治研究的理论模式全球化。在现代化和民主化研究的范畴下，很多学者提出了很多次级范式，比如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提出的“政治衰朽”“普力夺社会”概念，在此基础上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提出的“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和“观念中的国家与实践中的国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后来亨廷顿又提出的“文明的冲突”“国民性危机”等概念，这些都是比较政治学的较有影响的理论性概念。
（三）研究国家间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
我们熟悉的以“三大主义”为主线的国际关系理论，即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除了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性质的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典型的论证即时性国际关系的理论。古典现实主义被改造为结构现实主义，是因为古典现实主义的关键词或者说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这对冷战中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如刺在喉。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与其说是论证了两极结构的合理性，不如说是完成了现实主义国家政治理论的“去帝国主义化”，论证了帝国、霸权的合法性。冷战后，已经成为单一霸权的美国，不在乎所谓的帝国不帝国主义，公然主张帝国霸权政策，这就是理论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3]。与此同时，温和的事实性现实主义者则提出了看上去更具有包容性的自由制度主义，即以自由制度吸纳其他国家，完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建构，其中的关键词有相互依存（问题是谁依存于谁？）、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从而实现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软权力”即自由主义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更有吸引力。所有这些，构成“历史终结论”的家族概念。政治口号性的“历史终结论”已经没有市场了，但学术化包装的理论和概念，即前述的“家族概念”却依然有些市场。如果没法在理论上辨析其性质或者真面貌，现实就很残酷，特朗普政权为什么放弃所谓的“相互依存”所构成的“自由世界秩序”？英国人为什么不选择“相互依存”而脱欧？欧陆为什么极右政党开始兴起？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对所谓的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
从学科角度梳理政治学理论的演化，可以发现当下的人类其实是生活在“小人物”所诠释、所建构的世界政治中，现实政治研究和历史研究是政治学理论的生命力所在，这些研究也符合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即如何理解并回答现实性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至少离西方的现实政治很遥远，恰恰是西方学术界的大量的“小人物”在打思想冷战，将自己的观念变为国家的、公众的观念，从而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对政治学理论的学科梳理，也会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治学的理论现状、学科地位。
四、学科范畴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现都直接来自经验研究，包括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经验。有了学科标准，对应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世界政治学科，就能更好地发现中国政治学的现状与问题，即遗憾、困惑和缺失远远大于所取得的成就。
（一）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研究吗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史、尤其西方政治思想史曾一度是显学，大量的研究力量集中于此。思想史被认为是基础理论研究，即思想和理论的源泉。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思想史研究是基础理论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房宁研究员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视，他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被认识就简单了。在他看来，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或者思想来源更重要的不是已经发现的思想，而是能否催生新知识、新思想的那些学科和实践知识，比如廉政学的基础理论，不是前人说过什么，而是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相应地，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或者知识来源则是经济学或社会学，也不是前人说过什么。[4]
本文认为，即使思想史是一种智慧的来源，在学科意义上，至多是一种途径，且不是重要的途径，重要的途径是前述的历史研究所形成的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所形成的世界政治学科。思想史研究可以提供思考的智慧，但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释，更不能提供对现实问题的答案，而解释和答案则是政治学的学科规定性，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政治学了。
即使政治思想史研究能提供些智慧，也可能是偏离了原典作家本人思想的智慧。研究者一定要意识到“政治思想史”是专门就思想家关于“政治”的看法之编撰，而每一个思想家都是历史语境中的人，其政治观点总是与特定的经济、文化环境分不开，甚至有很多经济思想或其他方面的思想，但是“政治思想史”则是后人对前辈“政治”论述的理解，结果并不必然反映思想家的真正思想，至少可能不是全面的思想。比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后来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到市场经济“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之后，人则可能是经济动物。人性的变化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剥离掉社会结构而去汇编政治思想史，结果必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本来历史上积累下的智识传统则可能助推了观念至上，使社会生活变成了观念的战场，世界政治变成了信仰政治。对照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史，教训可谓深刻。
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国内不少研究者都是沿着本文所说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而进行观念的链接，与其说是在“无问西东”，不如说“不知东西”（即失去了方向）。比如，对历史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就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从欧洲史、全球史和宗教史的线索看，就应该知道韦伯的“新教伦理带来资本主义精神”命题不成立；不但不成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一部典型的帝国主义作品，一种矮化其他文明体系的主张民族主义的应景之作。[5]
事实上，能进行系统的、整全性的观念链接，已经算是上乘研究水平，比如能否对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关键词进行历时性研究而达成整全性的“观念的链接”？能够的话，就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上乘成果，比如弗里德尔?希尔（Friedrich Heer）的《欧洲思想史》，这种研究必然少不了“历史中的思想史研究”的路径，在历史中才可能进行好的“观念的链接”。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路径的一个结果便是聚焦于个别人物研究。既然是个别人物研究，就应该占有该人物的所有作品，比如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大陆流行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更重要的是，密尔在回答他的国家、他的时代的重大问题，虽然富有智慧，但却不一定是真知，这是我们所必须牢记的，不能把所谓的智慧当作真理；智慧有助于读者同情地理解前辈，而真理则是用来解释和回答现实问题的，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研究重要人物的重要思想也就罢了，问题是，很多文章简直是莫名其妙，发掘一些人物或人物中的细枝末节，不但没有实践的价值，即使在纯粹的知识意义上，也不知道意义何在。笔者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学术顾问十多年，对此感受很深，很多文章的题目就让人感叹。我时常想，西方的年轻学者如果博士论文聚焦于王阳明的甚或孔子的A思想、B思想、C思想研究，他还能找到工作吗？
由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严重地偏离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去从比较政治发展或政治共同体建设的路径去研究政治思想，因此能够被称得上发现性的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从而也难以对政治学理论的建构贡献什么。用房宁研究员的话说，“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6]只有把中国政治学放在学科范畴内对照，才能理解这个判断并非没有根据。
（二）中国政治学有历史社会学研究吗
很多学者感叹中国政治学根本谈不上历史社会学研究。因为中国政治学界虽然熟悉“摩尔学派”“梯利学派”，曼的历史社会学，但几乎无人传承其衣钵，因为基于大历史或比较历史的研究，显然比读几本圣贤书更具有挑战性，但是如果去做了就会更有学术价值与理论收获。
中国历史学有从历史研究中得出以史为鉴的规律性总结，但这显然不是从历史研究中得出政治社会理论的历史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有点非直接关系的是罗荣渠关于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其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如果把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划为中国政治学的范畴，许田波从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与国家形成，类似“梯利学派”，即以中国历史来验证“战争制造国家”。赵鼎新以研究大历史见长，提出了“儒法国家”的概念，用于分析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变迁历程，应该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笔者10年前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提出了“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自认为是历史社会学作品。笔者认为，社会科学脉络是制度变迁或国家建设历程的理论化总结，英国、美国在建国历程中以商人集团为核心力量，这一大历史经验必然是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即个人中心主义，其假设就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等。法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建设历程，因为官僚制居主导作用，结果就是德国特色。但后发国家普遍需要的国家中心主义，其假设是国家高于社会，即亚里士多德式命题：没有整体就没有部分。无论是社会中心主义还是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回答后发国家依靠政党建国的大历史，俄国、中国以及很多后发国家，事实上都是政党建军、建国、建政的历程，这个大历史事实上在理论上就是政党中心主义，其理论假设是谁来组织国家、人民性如何实现等。[7]人民主体性不会自动实现，需要有代表性政治力量去组织人民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个政治力量必然是作为整体性而非部分性的政党，政党是“民本主义”的意义而非英文中部分（Part）的意义。
相比较社会中心主义，政党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并没那么强烈，但它是一种更加清晰线索的历史存在，因为社会中心主义刻意抹去了国家建设中的国家、政府的力量，显然具有非历史性。这一刻画历史进程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党建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重视。
“国家建设”正在受到更多中国政治学人的重视，但是我们不能从人物研究出发去研究“国家建设”这个历史社会学话题，否则就很容易以当下观念、甚至个人研究者的观念套在所研究的人物头上，去裁剪历史，把实实在在的、无比复杂的“国家建设”变成了虚幻的、非历史的意指。历史社会学研究“国家建设”的路径是在比较历史中研究关键点（包括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而得出理论，即在历史研究中产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修正研究者自身的观念，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历史进程中的国家。所谓的“施派”就是用研究者的观念去剪裁历史，不喜欢保守的“施派”的自由派切莫走上“施派”的套路，但很难避免，二者在套路上很近似，但都与历史社会学不搭界。
综上可见，中国政治学中的历史社会学刚刚起步。没有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就等于没有历史根基，没有历史经验支撑的政治学理论显然是不坚实的，甚至是没有灵魂的辞藻堆砌。这种堪称空白状态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历史社会学研究难度太大，周期太长，成本收益上不合算。对此，中国政治学人就得追问自己有无学术使命感了。
（三）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贡献了什么政治理论
比较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政治研究可呈现的研究成果似乎多一些，但并不值得骄傲，甚至存在堪忧之处。很多人依旧在用产生于西方本国政治的概念去剖析中国政治，去指导比较政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类似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说，在一些人那里，中国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验证来自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特定命题，这样的套路就很难谈得上贡献了什么。为此，中国政治学一些学者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化解西式民主的迷思。政治学理论上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工作，其实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论贡献。
1.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方向问题。作为知识增长点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尚无生产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兴起的时候，正赶上了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跟随美国一道变成了比较民主化研究，一开始就丧失了学科自主性，而不是研究比较政治学最根本的问题——国家建设，而国家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显然不只是政体转型问题。因为失去了自主性意识，研究者把几乎所有的制度变迁当成了“民主转型”问题，而且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制度变迁也被视为民主转型。
民主化确实是过去几十年的世界政治现象。但是，作为理论来源的现实政治研究，恰恰是检验、证明或证伪既有理论的好时机，而不是用既有的民主化理论去解释现实。比如，在研究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以及“颜色革命”的过程中，笔者提出“选举式民主”演变为“党争民主”的政治逻辑，党争民主需要“同质化条件”，强调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8]。
如果说“国家建设”是历史社会学性质的国家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将政治道路稳定化的则是作为权力关系总和的政体研究。作为政体的民主化研究，涉及的只是权力关系中的一个面向：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纵向民主，而这个纵向民主与其他权力关系比如民族关系又是什么关系？与宗教又是什么关系？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即文化是什么关系？单向度的民主化比较政治研究可谓是真正的“无问西东”了，因此才招致“转型学的终结”。
对于比较政治学而言，对人民而言而非对学者本人而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治理。国家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政体看上去都民主化了，但国家治理为什么依然有天壤之别？国家治理是各国老百姓头等重要的大事，但可能不是具有“此时此地”情怀的学者的兴趣。
笔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建设是比较政治学的总体性躯体，政体则是骨骼，国家治理则是流动的血脉，由此而构成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逻辑链条才是坚实的、可信的。目前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掐头去尾，不去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和国家治理问题，只聚焦于政体转型研究，而且政体研究只是关注其中的一个面向。这样的政体导向的研究既缺少历史性，又没有“人民性”。
无论是本国政治研究还是比较政治研究，失去“人民性”关怀的政治学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有了“人民性”，才可能形成自主性、主题性的政治学话语体系。
2.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贡献。民主和治理是过去30多年国际社会科学中最流行的两个关键词，中国政治学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实践，基本建构起来自主性话语权，当然不同的民主理论之间、不同的治理理论之间依然有交锋，这很正常，但是西方话语一边倒的局面基本被扭转。
第一，关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协商民主是一个外生性概念，但却在中国开花结果。大量的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本土性民主模式，而且中国政策产生过程中的决策模式就是基于协商而达成的共识型民主。这个民主模式的政治共识，化解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迷思，是一种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民本主义民主”，或者说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代表型民主”，具体形态则是相对于“选举式民主”的“协商民主”，其结果是相对于“无效的民主”的“可治理的民主”。在民主理论研究中，“群众路线”被新解为“逆向政治参与”。
第二，关于国家治理理论的研究。治理理论是公民社会理论的衍生物，伴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流行开来，是一种“去国家化”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无疑有一定的价值，但有几个国家的社会是“公民社会”？非公民社会里流行治理理论，实践证明只能招致问题，很多国家并没有因为这个“好概念”的流行而在政治上发生更好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是与生俱来的治理主义者，但是国家治理而不是去国家化的社会治理。因此，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其中国家治理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对此学术界提出了“国家治理范式”、治理的前提是统治、“国家治理能力的一般理论”等，中国政治学基本上摆脱了基于公民社会的治理理论话语体系。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政治理论不但是学理之间的论争，也事关政治观念、政治智慧的碰撞。“中国模式”是在“历史终结论”的一边倒的语境中提出的，仅在这个意义上，其政治和理论意义就不证自明，尤其是当“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不再坚持历史终结了，而且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替代性模式的时候。主张“中国模式”的学界内部也有争论，即对中国模式到底如何概括，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其政治模式，政治模式的核心是政体；政体不但是如何组织权力，而且是权力关系的总和。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是一种相对于代议制政体的混合型政体，党政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所有现代政体其实都是混合型政体，但大多数国家是制衡型混合制，中国是领导型混合制。
中国政治学人总体上是理性和务实的，他们关于基层治理的研究、地方治理的研究、政策过程的研究，都有国际级的学术成果，只不过英语霸权遮蔽了他们的贡献。很多人认为，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同行。
3.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国际问题研究而无专门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帝国主义论等，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理论命题是“三个世界”的划分。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国际政治学的兴起，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扑面而来，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三大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如前所述，建构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而非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都是对现状性世界结构的肯定性论证。因此，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流行的这些理论，事实上是在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国际问题乃至看待中国对外政策，把中国当成美国去分析，使得很多人在外交政策观察或研究中（有的谈不上研究，只能说是观察）带有严重的价值承诺，比如在中东问题上、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这些误导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也误导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更谈不上有助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中国作为一个唯一存续下来的大型古文明体，在对外关系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先进的观念，然而这些被很多学者置于脑后却以西方理论观察中国和世界，其问题早晚会暴露出来，业内不少人士也多有不满，因而提出了“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就是赵汀阳所论证（注意，这里用“论证”而不是“提出”）的“天下体系”，为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界所关注。基于中国文明基因的“天下体系”理论，能够很好地诠释中国的外交观念，比如从过去的和平共处等“五项原则”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的哪个国际关系理论能解释中国的大外交？因此我们千万不能把西方人基于自己历史的现实主义理论诠释成中国祖宗的行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历史本体论是帝国主义，而“天下观”是中国的历史血脉，其本体论是“大同”，而同样讲究“实力政治”的中国人，“实力政治”充其量只不过是为实现“天下观”的一个下位策略而已。
“天下体系”所受到的国际同行的重视启发我们，有价值的政治理论，一定是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从而具有内生性的，而不是用外来概念解释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政治实践。
五、结语：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与出路
思想史、历史社会学和现实政治研究的三大学科资源，也就是我们主张的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是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性。其中，中国政治学历来不乏作为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径有待开拓，更有待提升，否则，即使对待一些简单的思想性命题，比如前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类的命题，就很难辨识，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作为辨识理论真相、乃至作为理论重要来源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少有学者触及，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和虚幻的观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为理论发源地的现实政治研究，刚刚开始的具有学科意识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的还是外生性概念，而没有好的有深度的关于国别的比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文化，习惯于把基于美国本国政治研究的理论比如自由主义民主当作普适性理论去强化，随波逐流地研究所谓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把制度变迁中的多种曲折一概视为民主转型。结果中国刚刚开始的比较政治研究，几乎变成了民主转型学研究，运用的都是转型范式——尽管这一范式已经被美国主流思想界宣布终结了。然而，在中国政治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学者在学习借鉴过程中不忘本来，论证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所产生的理论，取得了外国同行必须给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历史社会学的空白状态和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关于中国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国政治研究变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类“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学的公共管理学化。但中国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贡献政治理论吗？至少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并不会证明这一疑问。二是关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到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为了论证既定的命题即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在历史社会学缺位和比较政治学存在方向性的前提下，或者说在没有共识性理论命题的前提下，热衷于量化模型的学习者需要首先明白为了什么而证明。
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远比中国自然科学更落后。虽然在当下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比如美国对中兴公司的惩罚，显示了中国技术与西方技术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别长的时间内追赶的。如果把中国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科学做一比较，其差距远远大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美国科技的程度。对此，中国政治学界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没有历史社会学，而比较政治学一开始就几乎误人歧途。
中国政治学理论如此贫困状态，为什么还会有“中国模式”？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实践智慧”。即几千年积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撑整个制度体系的血脉，这再次证明，在治国理政意义上，实践智慧比来自书本上的“技术知识”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实践智慧，恰恰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着力之处。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以民主集中制为政体的中国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会被各种外生性理论轻易地迷惑和改变。论述这个制度的话语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系统和官方系统的话语，但中国政治学似乎更热衷于新辞藻新概念，但一定要看到，是官方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政治协商”“政治团结”等，而不是什么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等，恰恰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理论。当然，这种理论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间，必须汲取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理论论述能力和表达能力。中国政治学需要进一步提供解决中国现实需要的理论方案和实践方案，主动地、自觉地回归中国历史，研读领导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总而言之，我们在学科资源意义上需要找到建设一流政治学学科的根本问题和出路。作为知识增长点的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处于空白状态，这种学科现状决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论的流行；因为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空白，不但使中国政治学失去了生产新知的能力，甚至丧失判断理论好坏、真假的能力。中国广大政治学人应确立起学术责任感、使命感，自觉去研究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和研究世界政治。学术史告诉我们，学科路径错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后的收获都难遂人愿。
注释
[1] 参见伊戈尔斯：《德国的历史观》，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2] 杨光斌：《关于建设世界政治学科的初步思考》，《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辑。
[3] 杨光斌：《重新解释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历史本体论、国家性假设、弱理论禀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4] [6] 房宁：《重新认识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环球时报》，2018年2月1日。
[5] 杨光斌：《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政治学》，2018年第2期。
[7] 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第182~24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8] 杨光斌：《几个流行的民主理论命题的证伪》，《北京日报》，2014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