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阶段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和兼容革新能力,并从中孕育出共同的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以此奠定了其绵延不断的基础。

据介绍,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

多元一体的过程

国际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关注由来已久,也曾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田野考古的一系列重大发现,促进了考古学界对有关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不断被引入,形成了多学科交叉共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局面。

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探源工程实施期间,在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如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并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截至目前,我们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关强提出,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探源研究表明,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展现文明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是一段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经过探源工程研究团队十余年的努力和前期积累,现在终于可以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描述”了。

现已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史前农业萌芽于上万年之前,经过漫长的积累、发展,直到大概距今600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农业体系。这个体系存在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内,人们主要的生产、生活活动内容,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一个最主要基础。也正因此,在距今6000年前后,相关区域出现了各地方文化向文明加速发展的现象。

在天下万邦的“古国时代”,可以发现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间的明显分化现象。比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里人口众多,居民的构成也不像是一个普通的以血缘、氏族为主的农业村落,而是按照行业、不同功能组织起来的,同时还存在具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可以看到大型建筑的修建,以及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命的现象,这意味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王权。

赵辉认为,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社会阶层分化明显、出现中心城市及大型建筑,这些现象可视为进入文明的标准。值得说明的是,这些现象并不包括以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为基础所总结的,即西方学界常用的、两条非常重要的文明判断标准——文字和冶金技术。“这种差别恰好表达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特殊性的一面。这也是我们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发现与总结的一些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地方。”赵辉说。

新技术发挥重要作用

据王巍介绍,探源工程的技术路线核心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之间的协作,以考古学为基础,联合古环境、年代学、动植物、冶金、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等学科与技术,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机制等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互动,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表示,新技术在探源工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研究人员利用新技术围绕重要遗址、遗迹开展集成研究,充分结合考古资料、文献印证,对文明发展进行科学系统揭示。比如,将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的采集、遗址的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的提取,以及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等考古领域,提升了考古学田野工作的科技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准确性。

记者 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