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治学是一柄可以左右挥舞的宝剑：对理论性研究，历史政治学呼吁其重视历史；对历史性研究，则呼吁其重视理论的运用和构建。顾名思义，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的历史，但也许是因为观念世界太诱人了，这方面的研究经常陷入思想者所构造之观念世界中而遗忘了历史地展开之现实世界，知识界和公众又常把思想史误当作社会政治的历史，并以构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笔者呼吁以历史拯救思想史，意谓重视思想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历史，尤其是中国学者极有必要以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照、反思和突破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所构建的思想史叙事，同时更为公正地对待包括中国在内人类各文明与国家在漫长历史上进行的政治思考，走向“世界政治思想史”的建构。
一 思想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
我首先想讨论一下与思想史有关的两种常见谬误。第一种是思想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在过去数百年间构建了具有中心—外围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各文明和国家被放置在文明—野蛮的等级谱系之中，西方是文明的，居于中心，其思想学术得以世界化成为普遍的知识体系，笼罩所有国家，当然包括中国。西方学者也强势地塑造了关于其自身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史叙事，至少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西方哲人被构建为人类的主要思想者，其思想发展脉络构成人类思想演进之主线；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代，西方思想都是同时代人类思考之典范；西方哲人的思考还呈现为连续进化的历史过程，仿佛从古希腊世界线性进化到当代美国，历史将终结于此——当年福山正是这样宣告的。
西方思想史书写者的这种自信或曰自负，清楚地体现在其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史著作的题名之中：萨拜因之书题为《政治学说史》，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学说史；列奥·施特劳斯之书题为《政治哲学史》，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哲学史；沃格林之书题为《政治观念史稿》，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观念史。“命名就是权力”，对一种地方性政治思想史命以普遍之名，这就是知识的霸权。
第二，西方思想史叙事对其历史上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文明化过滤。任何文明、国家的历史演变都是高度复杂的，西方各时代哲人们的思想中难免野蛮、愚蠢，比如差不多所有西方伟大的思想家都曾为奴隶制辩护，或为其对异族的征服、殖民辩护，或为种族等级制辩护。这让现代西方人有点难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站在文明巅峰上，且这个文明是从古代进化而来。于是，他们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思想史进行了一番文明化过滤，滤掉了那些以现代目光看来比较野蛮的部分。
这种过滤覆盖了古今思想，萨义德引述一位学者的话说：“哲学家在讨论洛克、休谟和经验论时不会考虑这些经典作家的‘哲学’与其种族理论、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殖民扩张理论之间所存在的明显联系。当代学术研究正是以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保持其所谓的纯洁性的。”①杨光斌也指出：“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流行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②当然，西方人建构的思想史在叙述美国建国者思想时也强调其自由、平等价值或共和思想、联邦思想，而忽视其对黑人奴隶制的辩护、其对印第安人的残忍。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思想人物基本上是被后人做过美容手术的。
第三，反过来，主流思想史叙事对非西方思想进行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化”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被描述为“停滞的”，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其格局是封闭的，也没有普遍意义；进入现代，这些政治思想面对西方思想冲击则是完全被动的，只能学习、模仿西方思想。既然如此，非西方思想就没有多大研究价值，被西方主流的思想史叙事所忽略。
最可异者，中国学界也普遍接受了这套歧视性的思想史叙事范式，甚至更进一步，利用其占有材料的优势，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深度的“自我东方化”处理。比如，从胡适开始，萧公权、冯友兰等人的思想史或哲学史论述都自行阉割了中国思想之源头，撇开五经不论，直接从子学开始。目前政治思想史学界影响颇大的一派，也以专制、王权主义概括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
这种“东方化”的政治思想史叙事等于判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以死刑，中国政治思想与现代生活和政治完全不相干，当然没有资格参与中国当下政治思想之创发；它们甚至对现代政治的形成、发展构成巨大障碍，应当予以清除。很多中国学者确实相信，中国人应当腾空自己的头脑，全盘填入西方的政治思想。反过来，西方思想却被视为线性进化的，他们要求中国人不仅要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还要认真学习古代的，甚至中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在中国的学院政治学教育体系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位置明显高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经常自觉地进行政治思考，参与当下政治论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却自甘于“整理国故”，这个学科也就逐渐面临生存危机。
与思想史有关的第二种谬误是，人们常以上述被建构的思想史想象西方或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历史被高度意识形态化。
相比较而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尚能关照思想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毕竟身在中国，研究者有了解甚至研究社会政治历史的便利；而且在传统中国，政治思想与实践之间存在比较直接而紧密的关系，研究思想，不能不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形。
在中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则面临较大难题，研究者很难自行研究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国内的西方政治历史研究本身也相当薄弱。由此导致中国学者，更不要说一般公众，在认知西方时常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代替西方社会政治史。毕竟，理论要比现实更为简洁明了，更容易学习、理解。人们以政治思想想象其时代的全貌，把各个时代西方思想者提出的概念、命题当成那个时代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比如，人们常以洛克的思想想象英国的革命和政体，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想象美国的真实宪制，以密尔的《论自由》想象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政治，以阿伦特的《论革命》想象历史上的法国革命和英美革命。
事实上，笔者阅读西方学术论述有一个直观感受，西方主流学界也经常犯下类似错误，把思想当成同时代的价值和制度。比如，西方学者讨论现代政治，其实经常围绕几个重要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进行想象或构建；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研究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想象早期现代的欧洲经济；麦克法兰对英国个人主义的研究，③毋宁说是以个人主义理念想象西方的历史。
这种历史其实带有很明显的循环论证色彩：首先以当下流行的某种政治理念想象、构建历史，这样的历史当然可以完美地确证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晚近以来世界体系理论、历史社会学关于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都已经揭示了战争、征服、种族奴役等在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诺斯、麦克法兰式研究其实是意识形态构造事业：诺斯的经济史研究参与构建了经济学领域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晚近以来的众多政治思想史研究参与构建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
最有意思的是，西方学术界构建了以自由、民主为基本线索的西方思想史叙事，回过头来又据此构建了一个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贯通古今、以自由化和民主化为线索的完整西方历史叙事，包括经济史、政治史等，仿佛西方之兴起和统治全世界就是历史的必然，就是其命中注定。
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生活总是灰色的，理论却完全可以做到光鲜亮丽，以思想史，并且经常是被过滤了的、被建构的思想史想象社会政治的历史，确实有助于构建西方政治的神话，也即历史终结论的神话。
然而，历史终结论已被终结了。人类的历史仍在延续，并处在大转折之中，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是也。这一大变局的关键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中的古老文明和国家走向复兴。这个事实足以让上述思想史和历史叙事破产，西方、中国的思想史叙事必须予以重建。怎么重建？恐怕得返回历史，真实的历史。
二 以中国立场重建思想史叙事
历史是神话的解毒剂。福山的学术转向就证明了这一点：《历史终结论》是一部想象的观念史，并以思想史想象真实的历史；当其转向真实的历史，则变得颇为审慎，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与《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两部历史政治学著作中，福山对自由民主制度也没有那么乐观了。
我本人的经历也能说明这一点。20年前，我曾翻译、介绍、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也就相信了诺斯的意识形态性研究，以为西方的兴起是依靠私人产权保障、自由竞争等价值和制度。但历史进程是残酷的：号称私人产权保护最佳、市场最自由、法治最健全的美国，竟然发生了金融危机；另外，在全球化时代实施了其意识形态所设定之方案的几乎所有非西方国家，最终没有几个实现发展，反倒是中国这个“差等生”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我毕竟是学历史的，当然还能尊重现实，这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进而返回更为长远的历史，这才发现，西方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实行了严格的保护主义；近来研读沃勒斯坦、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育成熟，主要依赖西欧拥有强政府的国家对拉美的征服、殖民。国内近年来也翻译介绍了韩裔英国学者张夏准的批判性经济思想史著作，④揭示了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经济思想是如何误导后发国家的。
当然，作为一门学科，思想史的初心就是真实地叙述思想的历史，所以，重写思想史的精神前提就是撇开意识形态，返回初心，尊重历史，书写真相。这牵涉如下几个问题，我略微探讨一下：
第一，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暂时悬置、放下既有的、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史叙事模式，进入真实的思想历史，完整地研究历史上的重要思想人物。
比如，突破既有思想史叙事的窠臼，不限于《论自由》，而是全面地研读密尔，就可以从事实中有新发现。重返历史，对于西方思想人物，恢复其思想中已经被过滤掉的那部分，复原其历史的真实全貌。
又比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五经之书俱在，作为历史事实可以怀疑，但作为思想史事实却是无可置疑的，那我们就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周公的政治思想，研究《尧典》《皋陶谟》中的政治思想。在这方面，我前些年做了一些工作，⑤并且发现后世各种思想观念就是由此出发的。没有这个源头的中国思想史叙事，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二，人终究不能没有立场。西方人书写思想史，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的，我们书写思想史免不了立场的抉择。人各有志，我只能从结构上做一点推测。对古代思想史的书写，下面再谈，这里先谈谈现代思想史的书写。
思想内嵌于历史脉络之中，我们书写现代思想史，恐怕不能不意识到现代世界的根本特征：最晚到19世纪初，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所有文明、国家进入同一个体系，林则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组织编写《海国图志》。而西方是这个体系的中心，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是边缘或曰外围。政治思考总是关乎利益之得失甚至生死，因而从来是有立场的，而各国思考者的立场通常由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西方是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其思想者难免为此种种不道德的国家行为辩护，其所建立的思想史叙事则呈现，同时也构建其价值、思想上的霸权，鄙视、贬低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这是西方保持其对世界体系支配权的重要支柱，这一点，前面已经批判过。
反过来，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是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令人惊讶的是，大约除了20世纪中期以外，中国的大多数思想史研究者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不加反思地跟随、接受西方的思想史叙事。那么今天，我们重新书写思想史，就要有“位”的自觉。我们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我们处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外围，我们是被侵略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世界及其中的思想。
基于这样的立场，面对现代西方各种政治思想，我们必须追问：这位人物及其思想观念是否参与了对我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是否有可能导向对我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反过来，哪些思想者是同情我们、同情被侵者和被压迫者的？又有哪些思想者是反抗这个霸权体系的？我确信，基于中国立场的现代思想史叙事，一定不同于西方自身构建的思想史叙事。它必定更为认真地对待西方内部的反思性或反抗性思想，比如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思想。在西方思想史叙事中，后者经常被污名化；然而，从中国立场看，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政党理论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因为它们让中国找到了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文明复兴的方向和机制。
同样是基于这一立场，叙述中国思想史时，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思考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中翻身，也即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历史观大行其道，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好像成了思想史的主要线索，然而，自由主义是否有助于中国的翻身？我给学生上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现代部分主要讲两个：一个是现代新儒家思想；另一个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以党建军、建国思想，因为他们确实在认真思考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文明复兴。
如此中国立场的思想史叙事不是民族主义的，恰恰是普遍主义的。因为，我们叙述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历史地探究通往美善的社会政治秩序之道。任何价值和制度都是有成本的，西方人所说的自由、产权保障、民主，对其本国人民来说或许真的是美善的，但其代价，却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遭到掠夺或外围化，被锁定在屈辱和贫困的状态，那这样的价值和制度就不是普遍的致善之道。我们必须另行寻找世界上大多数心目中的美善之道，重新书写思想史的意义正在于此。从人口上看，中国所代表的外围国家相当于九个手指头，西方相当于一个手指头，从中国立场建立的历史叙事才有助于我们寻获更为普遍的致善之道。
第三，我们有必要放宽视野，关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政治思想，包括现代的，也包括古代的。
现代世界历史有两个并行的主题，现代政治思想史也有两个并行的主题：一个是西方的兴起并支配全世界，相应地有一套价值和制度，当然也有相应的政治思想；另一个则是其他文明和国家被征服、被殖民、被侵略、被压迫、被剥削，进而进行反抗，寻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再进而寻求国家发展、文明复兴，相应地有众多价值和制度，同样有相应的政治思想。西方的思想史叙事对后者是忽略的，中国的思想史叙事同样如此。但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它是非常重要的。随着西方的衰落，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地位将会上升，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利益也会受到其行为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地理解它们的现代国家之构成，为此就不能不认真地研究其现代政治思想。当然，这些现代政治思想通常有其古代渊源。与中国一样，这些国家在寻求翻身、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古代思想传统有可能抛弃，也有可能继承，更有可能发展，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由其今溯源于其古。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非西方文明和国家的古代、现代政治思想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再加上我们对于西方思想既有的研究，对于中国既有的研究，我们其实走上了构建“世界思想史”之路。一旦我们返回历史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绝非只有西方，当然亦非只有中国，而是众多文明和伟大的政治体，它们曾在几千年间兴亡起伏，其中不少政治曾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有过颇为重要甚至伟大的政治思想、观念。西方人对此不屑一顾，我们作为同病相怜的历史性国家，则应公正对待之，发展世界政治思想史。对此，我在《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一文中有所讨论。⑥思想史研究的剑桥三杰之一的约翰·邓恩教授也主张发展“政治思想的全球史”。⑦
在构建世界政治思想史时，需要打破古今之变的迷信，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过论述。⑧如我前面所说，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经常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看成已死的，此即施特劳斯批评过的“历史主义”。同样，西方人也经常把世界上众古老文明的政治思想看成已死的，但西方是例外。我们今天则要扭转这种基于“东方主义”的“历史主义”。我们倡导历史政治学，即隐含了反历史主义的信念：形成于古代的思想、价值、制度，在今天仍然是，至少可以是活的。研究波斯帝国、秦汉中国的政治思想，完全有可能帮助我们思考改进今日政治之道，因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总结一下我的看法：过去一百多年，思想史叙事基本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政治学倡议思想史学科暂时放弃这套叙事，重返历史，重构思想史叙事，重构西方思想史，重构中国思想史，重视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史，或许可以迈向一个大公的、普遍的世界思想史。
注释：
①[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8页。
②杨光斌：《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③[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④[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倪延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英]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⑤参见姚中秋：《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姚中秋：《原治道：〈尚书〉典谟义疏》，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⑥姚中秋：《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期。
⑦[英]约翰·邓恩：《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政治思想的全球史》，马猛猛、杨帆译，《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2期。
⑧参看姚中秋：《重建中国政治思想史范式》，《学术月刊》2013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