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长期从事的是中国农村调查研究，为何会想到去翻译日本“满铁”调查资料？

徐勇：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古国，也是世界农村大国，但从学理上对中国农村进行专门和系统研究的时间还不长，有影响的论著也不多。十年前，学术界曾流传一句话：“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当时，一批由美国籍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如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等，这些书成为专业研究的必读系列，其共同特点是在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阅读“满铁”调查资料需要具备一定的日语能力，但无论原始资料还是国内出版的影印版，都让中国学者望而却步。另一方面，本土研究始终缺乏原创性，老是抱着外国学者的书来读，就容易进入对方的思维框架。正是基于危机感与使命感，我们产生了将“满铁”调查资料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们做这些，不是为了个人研究，而是面向整个学界以及所有学人。

文汇报：“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翻译并对“满铁”调查资料进行研究，也是为了打破这种格局吧。

徐勇：国内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学者数都数不过来，但有哪几本书能与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的著作相媲美呢？依我看，暂时还没有。美国学者利用“满铁”调查资料中的惯行调查写了一些研究中国农村的书，我们把英文翻译成中文，通过美国人的立场来了解中国。学术志向被人家牵着走，这就丧失了主体性，更别谈什么话语权了。只有全面掌握了当年“满铁”对于中国农村的调查，才能与国外的学者展开对话，共同推进学术进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想法。美国学者的判断一定正确吗？邓大才教授在梳理“满铁”调查资料的翻译时发现，美国学者的观点是建构型的，并非从资料中提炼论点，因此就有漏洞，包括赫赫有名的杜赞奇、黄宗智，他们的论著带有一定的想象成分，往往是先有理论，然后借用“满铁”调查资料来给理论做注脚。学术进步首先从怀疑开始，如果不看原始资料，那么就只能跟着别人走了。我们现在工作的重心是翻译，今后进入到研究阶段，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文汇报：“满铁”调查资料的重要性以及翻译的意义显而易见，但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学者或机构去做这个事情？

徐勇：中国学界有两张皮，做翻译的就是做翻译，做研究的就是做研究。大家一致认为“满铁”调查资料是好东西，但很少有人对其进行充分的开发，首先碰到的就是语言障碍，读不懂、不明白。广西师大的影印版早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拿这个做研究、写文章的。对于“满铁”调查资料，即便是专门的日语翻译都会感觉头疼，因为里面有许多古日语，需要平心静气、不厌其烦地查证核实。学界目前还比较浮躁，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满铁”调查资料迟迟没有翻译，原因是多方面，不只是语言障碍，还有学术研究的碎片化。以往没有什么经费，或者经费很少时，学者们大都心平气和地做学问。随着经费的增长，整个学术体制纳入到以“项目”为中心的轨道。比如国家社科基金每年都会发布各种项目指南，并根据项目类型分配经费。学术机构大多以是否能够获得项目，获得什么类型的项目为评价标准。项目成为衡量一个学者的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而主管部门一般看重的是短期项目（翻译“满铁”调查资料任务重、周期长），与政策直接相关，符合现实的需要。当下我国的学者大多受到体制内的约束，明知是宝的“满铁”调查资料也就少人问津。坦率地讲，整个世界学界都是浮躁的，都有学术碎片化的态势，不光是中国，扎扎实实利用原始资料做出研究成果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是非常少的。

此外，“满铁”调查资料本质上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但客观上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翻译出版这套资料，不仅让我们进一步看清日本侵华的真实面目，同时也是我们了解当年中国农村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还有一点很关键，做这个项目需要依靠多方力量的合作，不是一个人、一个学科就能做起来。我们一直在从事农村调查，“满铁”调查资料与我们的研究非常契合，后来又有了本校日语系师生团队的加入，承担起翻译的工作。一边是农村研究，一边是日语翻译，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学术单位并不多。

文汇报：您谈到了资料的敏感性，当初决定做这个项目时应该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徐勇：说实话，顾虑其实不大。我们以事实为依据，以学术为准绳，要看事实是否如此，做学术研究时，我们再通过事实陈述得到自己的结论。翻译只是一个基础，重要目的是开发和研究。对于接触过“满铁”调查资料的人们来说，它就像一个神秘的女郎，你远远看过去，总觉得非常有魅力，但是盖着一层面纱，没办法一睹芳容。过去谁都没有这个勇气去揭开面纱，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学术冲动，说做就做，但很快又意识到，要完成这么大的工程太难了。首先是找资料难，据统计，全国50余家单位收藏有“满铁”资料；然后是翻译和出版难，涉及很多旧时的日文人名和地名，需要重新考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两位“满铁”研究权威——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幸穗老师与南开大学的张思老师，他们也曾考虑翻译这套书，但是觉得工程量太大。曹老师后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看到《满铁农村调查》出版，像是看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一往情深。

文汇报：我看过曹老师写给你们的信，他说“你们在默默地做着这份伟大的工作，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特别应该向你们致敬”，他认为，“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它（“满铁”调查资料）的重要性和工作量，应当不亚于清史研究或者中华大典”，他以过来人的体会建议“通过相应的渠道，争取纳入国家文化工程规划之中”，因为“如此大型的文化工程不是单靠吾侪我辈或我们供职的单位所能短期完成的”。    

徐勇：曹老师是“满铁”资料整理的第一人，前期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满铁原编目录数据库》和《中国馆藏满铁资料数据库》。为什么他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满铁”资料扫描保存中的“农村调查”选编出版部分，是因为这个大工程应该是由国家投入的，靠个人的力量来做，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但是要等到国家层面认识到做这些事的价值，时间不可预期，我们不做，就只能一直落后于国外的研究。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目前不谈任何回报，连稿费都没有，反而要想办法去筹集出版经费。

书的第一卷出版后，国内学者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满铁”调查做得这么深、这么细。一家一户，日本人把我们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目前学界还浮在大而化之的研究，但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决策层，价值都不是很大。大家都知道，农村研究是显学，那是因为农村问题重要，而不是说做得有多好。我们做农村研究的，能够对决策层产生直接或间接、长期或短期影响的学术成果并不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政府也知道，没有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你就无法提供新的资料、新的依据、新的思路。我们看了“满铁”调查资料以后，思路更加明晰，要从根部（回溯历史）、细节（村庄产生、运行、维系、变迁的内在机理）去了解中国。把一个村庄研究透了，农村社会的问题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文汇报：去年，《满铁调查》的翻译出版使得中国学者有机会一睹“满铁”调查资料的真容，今年又推出了《满铁农村调查》，而且听说要出100卷，这种方向上的调整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徐勇：《满铁调查》的内容属于地方志，面上的资料多，但不够深入，背后缺乏有参考价值的学术理念。《满铁农村调查》就不同了，它有学术追求，目的是理解中国农村到底是什么结构、农户的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影响中国农民的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等等，这与我们正在做的农村调查研究非常契合。曹老师也跟我们提过，“满铁对农户的调查项目之详尽，可以说是旧中国的众多调查中绝无仅有的”，他建议主要翻译“满铁”农村调查方面的资料。后来，我们调整和重新确立了翻译的主要方向和顺序，形成了新的翻译计划。新的计划定位为“满铁农村调查”，主要翻译“满铁调查”中有关农村方面的内容，并从著名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翻译开始。相比已经出版的《满铁调查》，《满铁农村调查》的资料来源更为广泛和直接，翻译出版的进展也大大加快。

文汇报：在已经翻译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中，是否有了新的发现？

徐勇：有位经济史的学者讲，满铁调查资料可能会改写中国经济史。就目前的翻译和研读来说，其中的一些内容确实对固有观念形成了强烈冲击，比如老人社会。国家老龄委的一位负责人专门问过我，“对现在老年人的问题怎么评价？”我回答了两个字，“失落”——因为他们没有经济基础。在“满铁”调查资料中，我们了解到，过去的农村有养老田，老人会给自己留一分田，用于养老，不需要依赖子女，日后田产的分配也由老人来决定，因而他们的地位很高。现在农村老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这些我们原来并不了解，而调查也没有涉及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我们对于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不能简单地谴责，而要探寻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这恰恰是学界需要努力做的事情。现在中国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通过吸收“满铁”调查中可取的方法，掌握其核心的设计原理，用以提升当代中国农村调查的专业水平，赶上甚至超越“满铁”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