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些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虽然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和调研，只是纯粹的带有偶然性的个人观察和谈话，因为我的旅行和短暂停留的目的只是陪同母亲探亲，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目睹和感悟了正在巨变中的中国乡村和三代亲戚的经历。

我探访的两处乡村位于成都平原，距离成都市80-100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便利。在一位表姐的家里，从表姐夫口中了解到，目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舒适的。务农的表姐夫肯定了近十年来农村的积极变化，包括国家加大力度对种地和对农业机械行业的补贴，对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及照顾他们的晚辈，甚至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老人提供的各种补贴。国家目前收购粮食的价格甚至高于市场价格，他说。他认为，国家政策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是改善农民生活境况，使农民获得满足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提到，这是国家针对过去对农民的亏欠做出的补偿。由于所有这些政策加上农民拥有的宅基地，他认为，现在城镇户口对农民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而且他们还骄傲于自己可以吃到和向亲友分送新鲜的有机食物。他承认，他家自己吃的和送给亲友的蔬菜是施用有机肥而不用化肥的。

同时，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也使得农民的劳作强度比过去大为减轻。在我到访的那天，他家的土地已经约定了要雇佣无人机播撒化肥并准备让我观看，但后来因为下雨而取消了。他们夫妻（独生女儿已工作和出嫁）目前承包了一百亩土地种植水稻，同时还种植一些自食的蔬菜，但并不觉得困难。他说，过去农村的“晒谷场”也已经被烘烤设备取代。另外，由于外出务工收入大为提高，不自己种粮食的农民很容易用打工收入购买粮食。在其他亲戚中有的大规模养羊，养兔，有的养蜂酿蜜，有的种植柑桔等经济作物，有的开餐馆。经历了集体化时代晚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出打工生活，他们都感觉目前的生活是让人满意的，也有了闲暇和闲钱外出旅游。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表哥亲口对我说，过去无法想象今天还能在县城里买房。所有的农村亲戚家里都有轿车，较多的是合资生产的大众，现代，也有开奇瑞的。由于四川农村夏天较热，家家都安有空调。而这些亲戚也并不讳言自身的勤劳是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闲不下来”。

尽管我无从考证他们在闲谈中所说的关于政策的内容完全属实或者都落到实处，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却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而不能否认和回避的。当然，这种获得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几十年前的极度贫困和匮乏，以及十几年前的艰辛劳作的记忆基础上。也就是说，由于比较所参照的基点本身很低，目前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绝大多数的亲戚感到满意，但这种“纵向比较”带来的正面和积极感受，确实也是不容忽略的。

另外，他们的获得感和受教育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阅读及资讯获取也有关系。我在和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接触闲聊的过程中发现——接受资讯越少的人越容易对切身利益的满足和生活的便利持肯定态度，而阅读量越大，资讯越多元的人（有时和学历无关）越可能超越自身的直接利益而发展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批评意识和独立的观点。比如，一位学历并不高但自称看书多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认为中国文化从根子上就有问题，这些年的社会在本质上根本没有进步，中国人缺少创新，“共享经济”过犹不及等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总体上仍然处在脱贫的过渡时期，很多中老年人仍然生活在对过去的贫困和艰辛劳作的记忆里，大量长期压抑个体欲望和权利意识，“低度地活着”的村民是不难对确实有显著改善的现状感到满意的。中国人在“低度”地生存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灵活性。

乡镇仍然是一个血缘的社会和人情社会。一位后来定居县城的表哥不停地接到朋友邀约他喝酒的电话。他说，喝酒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不去赴宴，就会被别人认为是“不给面子”。几年前，这位表哥二十多岁的独生儿子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因为安全防护不到位从高楼上摔下身亡，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他承认，如果没有家族里亲戚的支持，根本无法想象如何活下去。他在和我的对话中，还下意识地强调哪家有老人过世的时候，哪位亲戚“马上就来了”，而他则积极帮助其他亲戚在县城买房，装修。

从这里可以看出，亲戚之间的交往和慰籍仍然是维系一个个体生活意义的重要精神资源。另外，这位表哥认为，在每一代亲戚圈里，都需要有一位特别有威望的人来调解纠纷，摆平争端，但这样的角色慢慢在消失。多子女的老人，也就是我的姑妈姨妈叔父一代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很高，而且特别满意于在不同的子女家自由来往，接受赡养和照顾：“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

当然，对一些已经彻底“走出乡土”的亲戚来说，这样紧密的亲戚关系未必就是他们期待的。一位已经在外省的省会城市定居的70后表妹就多年不回乡，因为亲戚之间的“红包”文化和她所承担的给长辈和晚辈“发红包”的义务让已经离开多年的她产生了抵触甚至厌烦。当我和我母亲两年前去她所在的城市探访她的时候，发现她是在自己在当地的微信朋友群，而不是亲戚群里分享关于我们访问的消息和照片。这样看来，在她目前已经城市化的生活中，故乡的亲戚和家族网络的重要性似乎已经让位于身边的可以随时给她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的，有更多现实交集的“朋友”们。上个世纪的打工潮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且不再回头（亲戚中也有打过几年工然后回乡结婚的），但也成为他们（部分）摆脱旧有乡土“亲戚圈”，在异乡建立“朋友圈”的契机。另外，她虽然受过的正规教育不多，但经常在城市的书店和书摊买书来看，对不少时事问题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我短暂的观察来看，乡村的凋敝至少在我所看见的地方并不存在，亲戚们的心态总体确实非常积极向上。这得益于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主观上也建立在对过去的艰苦的记忆基础上的相对获得感，同时和中国农民“闲不下来”，一有机会“总要找点事做”的勤俭传统和乐天知命，负有家庭责任感的文化心态有极大关系。同时，政策的改善落实和技术进步也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心态的放松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我看来，这一带乡村的主要问题似乎既不是经济和环境的凋敝，也不是亲情和传统道德的缺位，而是知识和认知意义上的空白和精神上的某种空虚。由于过去的贫困，如今在五十岁上下的亲戚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有的初一就辍学，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辍学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兄弟姐妹众多，有的则是因为实在“学不进去”——当然，“学不进去”和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上个世纪农村总体文化教育氛围的欠缺，教育质量不高也存在关联。一位表兄在回忆这段失学经历的时候，显得很遗憾和难过。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是乡村不需要文字和文化，而是贫穷限制了文化教育的获取。

这种情形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目前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亲戚中，在劳作和挣钱之余没有更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不读书报，不看影视剧，不上网，闲下来的时间就花在聚餐，抽烟，喝酒，打牌上。尽管这些活动也有效地维系了传统的亲情和朋友网络，但当面对我这个外来的亲戚的时候，有时双方在短暂寒暄后会陷入失语和无法交流的状态。他们会好奇地问：“你不抽烟，不喝（白）酒，不打牌，那你平时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或者他们会略微无奈地表示 “（我们也想好好招待你，但）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们对美国也有了解的兴趣，或许是为了维系聊天而谈起美国，但这方面的知识显然极为欠缺。他们会在吃饭的时候问我：“美国有没有大米？”在开车的时候会问：“美国的高速公路有中国好吗？”或者泛泛地问起 “美国人也像我们这样……吗？”

我常常觉得，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似乎不是一个和中国同在一个星球上的，同样由人类构成的社会和国家，而是一个极其遥远和神秘的，外星文明一般的存在。他们更不可能知道，美国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建成了全国性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而高速公路道路出口的密度远高于中国。从“高速公路”的问题看，他们面对美国时产生的并不是批判，仅是一种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和资讯，又被中国的高速发展刺激起来的盲目虚骄。

有的人在网上说，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果我们的观察仅仅局限在大中城市的有较多资讯和国际知识的中国人，或许这个说法是对的（事实上，大中城市的居民对美国也存在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就是普遍认为美国人一到18岁就被父母毫不留情踢出家门去“独立”），而在农村和乡镇一级，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可以像我上面所经历的这样，几乎仍然处于蒙昧的状态，而这还是在距离成都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几乎家家有车，人人用微信的地方。

尽管这仅仅是一次探亲之旅而非任何意义上的调研，当我真正进入乡村之后，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外部可见的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凋敝，因为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而是需要一些交流才能感受到的知识上的严重贫乏和认识缺陷。或许，当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的时候，也不妨稍微离开大都市知识精英的文字论述，而关注一下在村镇的亲戚熟人社会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如何看待美国和任何中国以外的国家和社会，并和普通美国人的中国观相对照。这也不妨是思想史研究视野下移的一种当代实践。在我看来，乡村所需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信息以及现代知识的加大普及。村民不可能永远沉溺在物质和口腹之欲的满足和“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的“忆苦思甜”心态中。

在目前五十岁上下的，完整经历了从集体化时代到市场经济，并脱贫和实现小康的一代人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辈里又出现了一种分化。他们中一部分已经城镇化的高中学生由于父母一代为他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已经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而能专注于学习和业余爱好，假如再更加积极主动地阅读课外书籍，就可以完全摆脱父辈的精神蒙昧状态。他们和我讨论的是村上春树、特朗普、美剧、《流浪地球》，课外阅读的可以是《艺术哲学》，课余学习钢琴，年龄稍大已经大学毕业，在城市从事白领专业技术工作，通常没有什么恶习。当然，这仍然不是所谓的，只能作为特例的“寒门贵子”现象，而恰恰是作为常态的，建立在父母相应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追求和趣味。

另一部分过去因学习不好而辍学跟随父母去大城市打工，现在又（或者离开父母或者跟随父母）回流乡土，定居县城的90后侄辈，虽然不一定像父辈那样终日抽烟喝酒打牌，但又陷入到新的不良习气中，比如网瘾，啃老和过度消费。父母在县城为他们买房买车带孩子，他们则在从事一些简单工作之余靠狂刷信用卡负债过活。这部分人在知识层面上可能还是和父辈一样处于蒙昧和半蒙昧状态，但在生存奋斗的意义上又失去了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刚刚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父母和祖父母荫蔽下的“二世祖”。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儿女的过度呵护，父母因为自己过去的艰苦对儿女产生的愧疚和补偿心理，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就这么一个孩子”心态都造成了对返乡90后的某种纵容。

事实上，在我观察到的三代亲戚中，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奠定了某种基础，而后两代都有各自的突破。第一代人通常终身务农，第二代（即我这一代）大多有走出乡土，进城打工的经历，后来有的陆续或计划回乡，少数定居城市，而第三代中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学业表现，阅读体验，对知识和信息的兴趣与接触，和是否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仍然在一个人的世界观、知识结构、兴趣品味、关注点的形塑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一般老生常谈的“教育改变命运”，更是一代人的格局和精神世界实现重构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