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我走进北大校园。

在新生报到的那一排长条桌上，我查找到自己的宿舍：31楼227房间。

从此入住四年，直到毕业，没有挪过窝。

2014年秋，闻知北大要拆掉这批老楼，我专程前去探望。

四壁清理如野，莺歌燕舞寂寂。往事涌来，填充这旧旷空间。

当年，31楼可是全校男生盯着的最美女生楼。有男生写过诗：“啊，朋友，你到 过31楼吗？”

227房间，推门进去，右边靠窗的高床，是我四年的栖息地。

那张床位置好，当时却没有安装攀登的木栏。先来的女同学，谁也不占。我到来，用手一撑，上去了。后来木匠师傅来过，宿舍里的人说：“不用了，她能上去。"于是那张高床就再也没有安装木栏。

系领导吕良来视察，很奇怪，问：”是谁睡在上面？”

大家说是我，他就见怪不怪了。

一次，他走过二教的楼时，仰头正看见我从阶梯教室的窗口跳出来。云南人，飞檐走壁。初入学，校园就流传我"躺在草地上唱歌”的段子。

在这张跳上跳下的高床上面，我酝酿着课外写作。

从前父亲对我讲过：为了寻找好句，晚唐诗人李贺出门就背着一个布囊，想到什么就写成纸条，放入。其母翻看布囊，叹道："吾儿是要呕出心焉？” 李贺被称为"鬼才”，果然很早就死了。我一直琢磨，李贺是否也背着毛笔和砚台 呢？古人写字的工具实在太不方便了。

我把一张稿纸裁成几块，零散文思随时写在纸片上，夹逬上课用的笔记本里，回来再塞到褥子的下面去。

这种片断式写作，也形成我最初的风格。那时兴起"意识流”，我以为不稀奇。我的小说就是一段一段的，意象和情节之间没有过渡，没有多余的铺垫。

上课，去听那些传递新鲜思潮的讲座，在这徘徊的文思中独步。头一年，可以说是"寒窗无人问”。每天我都兴致勃勃而又无处可诉。直到我遇上了一位"红学" 研究生，正在社科院读书的鹏。

与其说我们是谈恋爱的对象，不如说我们是“谈文学”的对手。

从未名湖的石舫，到图书馆前的草地，无论是积雪的临湖轩还是夏荷田田的后 湖，无论是知音相伴，还是独来独往；伴随着燕子和秋蝉来来去去，我更新自己、寻觅文学。

北大校园，催生与包容了我稚嫩时期的文学探索。

桀聲不驯的”愤青'写作

在北大的第一个冬天，宿舍里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我留下。

那时我们屋里住满八人，总嫌拥挤。同学来路各异，初来相聚，难免“隔涩”。某些人对我不能相容。一下子人去屋空，我却感觉”失落”。

醒过来，很静，看对面那些空空的床，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难道我已经被送进云南省监狱的4号牢房？

窗外面的那些树枝，秃秃的，天色灰蒙蒙。

传来一声“老北京人"喊孩子的声音。那时候31楼的一层还住着校工。

原来，我在北大。

时代的转换如此神速，还来不及驱散我刚刚离开的那个时代的黑暗，就在不知所措中开始新的生活。

李后主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他是不幸的。而我刚好反过来，梦里不知在燕园，醒来恐是囚徒身。

写了一篇《除夕之夜》：一个人留在学校过年，被敲门声惊醒，以为是来执行逮捕的人，其实是来投宿的人。小说发表于我和经济系76级的老乡马军一起自创的手抄刊物《思索》，贴在大饭厅里。

寒假结束，中文系收到云南寄来的“平反书”，宣布为我的“四五反革命案"平反。一式两份，中文系收取一份入档，给我一份。

我曾在昆明医学院后勤片当工人，是团支书。1976年4月5日我率领全院举办“周总理追悼大会"，把花圈送到昆明的检阅台广场。一些老干部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其中包括后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

同年4月8日我被打成“反革命"，所写的大幅挽联被定为“反标”。我被看押过，被送到农场劳动过。有人扬言云南监狱已经为我腾出4号牢房。

1977年我参加“高考”，名居榜首，复旦大学因为“政审"顾虑，没有录取我。本地的 “走读”不敢要我。1978年我再考，北大来了，老师们想要我，到昆明医学院调查。一位同情我的李处长说：”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年轻人逼得无路可走。” 招生组赵钰国、王树棣老师毅然录取我。

回到宿舍，我正打算把”平反书"收进木箱，那是奶奶留下来的遗物。有人嘲讽道：“快收好了，以后好证明你是个好人。”

我一听，不收了，跳下高床，当着众人面，将“平反书”几下撕成粉碎，扔进纸篓，转身而去。后来听到林庚先生的话："我本来就没有接受过你们的罪名，现在也不接受你们的平反。”甚合吾意。

班上支书尚新找我谈话，他说：“想不到你还是个反'四人帮'英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觉悟。"我被邀请参加班里党员们的组织生活。还有潘维民。

“西单墙"出来了，上面通知“不要去看”。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去看。

支部让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写得很"二”。我说：希望能取消户籍制度。

宿舍里不断地有人到系上去告我这个那个，从系主任到班支书都找我谈过话。我发了一通言论：“你们成天盯着我穿戴什么，跟谁散步，我又不是茅盾郭沫若，我的穿戴也成不了文学史料。我若有才，你们也灭不了我。我要没才，你们也吹捧不出来。大家来上学都不容易，何苦浪费时间来盯着我？"

《未名湖》复刊第一期有我的诗歌《最后的夜》，写一个即将入狱的青年遥望恋人的窗户。从很小的时候，从父辈和师长们的身上，我就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一生都要准备失去很多。

《未名湖》刊登我的小说《踏着世上不平路》。这标题源自俄罗斯歌曲《伏尔加河纤夫》里的歌词。一个女知青在赶街的日子里到镇上饭馆吃饭，因为被诬陷是“小偷"而出手打了洗碗工。当“革委会”的军代表来解决问题时，又因为对女知青好感，而开除了那个洗碗工。可是女知青并没有得到胜利的快感。镇上的人们对她避而远之。人们因为洗碗工失去工作，孩子失学而指责于她。而一位男知青指责她：“利用自己的性别与年轻。”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父亲曾评：“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 这使我明白：当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不应该向更底层的人去发泄。我们一人一小捆《未名湖》，驮在自行车上，戴着明晃晃的北京大学的校徽，到街上去卖，很是兴奋。我带了一期《思索》去陈荒煤家，送给他看。

他问，“现在大学里学生自己办刊物的多不多？"大概他想起了他当文学青年的时 代。他推荐我的一篇短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请为我们打开闸门吧》。有一天荒煤说："你叫人家打开闸门，你的东西又在哪儿呢？"我就赌气不再去找他。

在我还是一个被迫害的小工人时，荒煤来到云南，从一个记者那儿看到我在乡下茅屋里写的《驳李希凡》《驳郭沫若》两篇文章。我谈《红楼梦》、谈《李白与杜甫》。他留下信给我。那只能算是意气文章'吧。凭着一股子对传统文学的热爰，凭着记忆，我赤手空拳地写这种大文，向权威挑战。

插队的岁月里我写的长诗《春城恋歌》、散文《我之爱情观》等，被知青们传抄：

“清晨我在池塘洗脸/池塘水荡起细细的涟漪/就象少女脸上的细纹。”

“华灯初上/我却逃亡在家乡的土地上。”

“愿做水手同舟的伴侣，不做权贵门内的侍妾。”

“滇池的水还是那么清吗/故乡的月还是那么明/那个热情的影子,她的骄傲和勇 敢还记在你的心里吗？”

这是最真诚的写作，它从边土茅屋的油灯下流出，在劳作之后的静夜里，如此坦率。那些暗中在知青中传递的书籍，和这写作，是我心灵的寄托。

当时我写的心情，并没有想要别人读。

记得第一次拿到那本刊登着我处女作的《当代》杂志时，我拉开抽屉拿出原稿，感觉那些印刷出来的字体已经把我的文章变样。我还没有学会“妥协"，对于更改我的每一个字，每一段细节，我都在内心里抗拒着，非常痛苦。

成功的反应和热情从四面传递而来。很快我学会了听取别人的意见，学会了必须的格式和注意修饰与回避的"潜规则"。不管是"削足适履”，还是训练有素，总 之我成为一个”作家“，交出可以“用”的，有光彩的稿子。

回顾初衷，惘然若失。一种要完成一件什么“成品“的使命似乎绑架了我。

当我获得职业创作的自由时，我却在失去另一种更深层更内在的自由。文章在 ”驯”雅"之后，会失去某种“达"，不透彻。很多年后，北大同窗京宁批评我的《北大回忆》："写得'太正'了”，她不满意我失去的狂野。

某种对“潜规则”的熟练，使写作变得平庸。这正如《红楼梦》里的晴雯，如果失去了个性，她可以活下来，可却变成了"袭人”。晴雯没有了。

所谓"成功之作，是冰山一角。而冰山如果没有了，这一角也会消失。

大潮下的疑云

1979年寒假，清新而安静的北大31楼，周围是卷起铺盖的高低床。427房间只剩我一个人了。

每天，早晨我到未名湖上溜冰，下午伏案写小说。

这篇故事，在上课的时间里我已经写出片断，纸片都塞在褥子下面了。假期我取出这些纸片，已经是一大迭，连缀起来，差不多都有了。

小说《云》是一个走岀黑暗的故事。女主人公一帆在环境与政治迫害的逼压下，毅然割舍青梅竹马的权门初恋，以"高考”作为跳板走出困境。这是我的影子。

写完，窗外暗夜中雪地皑皑，走廊上寂静出奇。我去敲对面"汉语专业”的宿舍门，有个南国的女生明露也没有回去。每天我们都会见面点头。

她忙着来给我开门，打碎一只玻璃杯。地上在冒热气。我说："我来告诉你，刚 才一篇划时代的作品诞生了。”

她一面收拾玻璃渣，一面说："小心，别让时代把你给'划'了。”

在食堂里吃饭碰见同班的高贤均。他也没有回家。我给他看这篇稿子。他还给我的时候，说："当代简爰。”

高贤均兼备中西学养，后来他做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我感激他将我的初作与名著并列。但从他的评语中，我预见到人们将对小说的主人公不妥协的个性留下强烈的印象，而对于背景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特征却没有太在意。一个依靠知识崛起的阶层与豪门的对峙正在来临。社会的发展证明我的预感是对的。

当年，高是班上惟一订有《苏联文学》的男生。每期来到，他都会借给我看。我们热烈地讨论着苏联那段"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其中从束缚到解放的过程，与中国正在发生的人们的精神现状如此相似。艾特玛托夫的《红苹果》《查密莉雅》都是激动人心的新意小说。一个专心工作的人，在秋天的果园里忽然发现，他丢失了人生中最大的红苹果。一位美慧的农妇，没有等待她那成为英雄的丈夫，却与一个残废军人私奔了。

个人的感情显出了重要性，社会性的价值观再也不能约束人们。

抒写真实阅历与自我的时机也许来临，时代的文学大潮已来势汹涌。

《北京晚报》开始刊登《晚霞消失的时候》，每天报栏那里都人头攒动。这样唯美的风格、敢于表现消沉与失落，怀疑意识的小说，也能够一章一章地堂而皇之连载。太过瘾了！

这篇小说的完整风格和美学趣味，都高于过去我们秘密阅读的那些地下手抄本。在文化层次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过的优美的文学风格传承。甚至它带有一种西方与东方混杂的美学情调。

陈昊苏带着团中央的人来北大开讨论会，当时我不知道，他与作者都是北京男四中的学生，是具有特殊经历的一批人。那时还没有“红二代"这个词。

我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太贵族化太悲观了。在艺术上，它是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过的“封资修"教育的最高美学修养。书中人物，在幻灭中是否对他们的“‘文革'壮举”有所忏悔？也不得而知。

中文系给我们揽来了一批活，给电影局看来稿、写评语，就可以获得“内部电影”的票。于是，我看到了《罗生门》《辩护词》《拿破仑》《飘》这样一批优秀的世界著名电影。《罗生门》对人性虚荣的揭示，《辩护词》对爱情的更新阐释，都令我豁然开朗。

我们与生倶来地被教会要回避很多东西，即使它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视野中，触及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依然被习惯训练得巧舌如簧。在中国文学中，很长时期来，文字与心灵总是有一种“隔”。中国文学已经背离了”诗言志，歌咏言"的优秀传统，所以离世界级的水平日远。

我不喜欢“伤痕文学”，一时也来得太多了。看着那些亲情厮杀的回忆，人很痛苦，仿佛失去思考的能力，痛苦得都麻木了。“伤痕文学”承担了时代急迫的“控诉"任务，列举岀很多的社会案例，但是多数缺乏文学的意趣，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常态和常识。

面对中国社会的病态畸形，"伤痕文学"有“拨乱反正"的功效。然而作者与社会来不及思考更加深刻的东西，所以整体"伤痕文学"的深度与对人类的价值，无法与陀斯妥耶夫的《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著相提并论。

班上吴德安同学写了一篇《回声》，很有境界。当一切平静以后，劫后的人们痛定思痛。但后来吴却没有继续写小说。

在校园跳舞的风潮中，京宁同学写了一篇《舞会之后》，描写一位女生开始反对跳舞，继而对别人跳舞产生强烈的忌妒心，最后发现自己被冷落的局面。这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校园里的风光，却被人告到系里，专门开班会，说是“影射了某位同学"。直到今天，再没有看到京宁写小说。

《读书》复刊了。印象最深的是在封底有丁聪的漫画和陈四益的小文。每期到来，首先就要看这个，一种智慧包裹下的尖锐，可谓是“大快朵颐"。没想到多年以后，会与陈四益先生成为朋友。

因为我研究《红楼梦》，红学研究生鹏走近了我。在看完《云》的初稿后，他向我表示祝贺，还帮我修订了一稿。他勉励我，日后要“一唱雄鸡天下白"。

《云》是秘密的内心独白：

那个美丽公主与英俊王子在绿草地相遇的童话，不属于我。

爱情永远是单枪匹马夺得的果实，离受宠者很远，可能离我却近。

别了，我的多云的小城，多云的青春岁月。我的归宿不是爰情。

我不是在飞来，也不是在飞去，也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了要在云层间飞。那个年代，说不上是“博弈“，只能说是下赌注。一切都太迷茫，无章法，新旧交替，希望迫切，又不着边际。《云》的前途，就是“下注"。

在一次下课时，我很冒昧地把《云》的稿子给了洪子诚老师。第二次他来上课的时候，带稿子来还我。

教室门口，他上下地打量我，说了一句："这篇小说是你写的吗？”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说这小说好，还是说不好。

《十月》登岀了《公开的情书》。这个层次的东西，我喜欢。它表述了我们在黑夜里的那一份迷茫与求索。我寄出了《云》，被《十月》退稿了。文艺理论课提到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我觉得他会理解我这篇写眼前故事的小说，到北大邮局买一个信封把稿子寄出去了。

秦兆阳回信说我“不懂小说的章法"。我反唇相讥，我说“你懂什么是意识流吧？”不料他很快来信，他约我到北池子他家里见面。

他很和颜悦色，从我这儿了解当代大学生们的情况。对小说没有再提一个字。我知道，他的理念和判断还是那样。

后来我们在《当代》的颁奖大会上相遇，秦兆阳先生祝贺我，说：“你赢了！”

1980年冬，沉浸在恋爱中，在小说的运筹帷幄中的我，突然在一夜之间改变轨迹。一幕壮观的历史大戏突兀上演，北大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竞选"。新的潮流吸引了我。我成为第一个"女竞选者”。

鹏表示“大跌眼镜”，我们分手。

次年春天，外文所陈焜先生到北大来讲弗洛伊德，他是我昆明老乡。我到中关村去找他，把《云》的稿子给他看。他非常赞赏，并拿给文学所的张烱看。他 说，张烱评价很好，说等"有机会"帮我推荐。

人们对《云》隐约地表现出一种担心。《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责编章仲锷直接表达过：“《云》太阴暗了。你不怕别人说你自恋吗？”

《云》的发表是曲折的，韦君宜很喜欢它，但她叫我不要将其作为处女作，放一放再发。在《美丽的地方》发表之后，北大老师孙玉石将它推荐给他的同学吴泰昌。《云》发表在《收获》1982年第4期。

在中国写作，你不能直接瞄准“奥运会”，你必须在“地方运动会”上按本土标准比赛，否则成绩无效。我以为，《云》在艺术品味和人文追思上，正是对“世界名著"的一个向往，它具有“跨文化传通"的某些信息。

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们千方百计地回避“自我"，假装"无我”，动辄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一个“我”出现了，就会触犯众怒。

按父亲的嘱咐，我一进北大就去读《胡适文存》。胡适讲到个体自由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可是那个年代不能提胡适。

中文系谢冕老师开创了“朦胧诗”的大课，听众如云。那时我们都爱读舒婷的《致橡树》。这正是"自我”的解放与张扬。可是谢冕不久被迫停课了。

那种听凭着思绪、回忆挟裹着“我”的积累与文学滋养，个体流露的自由之路，多年之后，我在写作《中国布衣》的过程中终于找回了它。

这是当初我写《云》的路子。有一句话：“自由才是奇迹之源。”

“边地”人文、异军突起

1981年夏，校园刚刚经历了一个动荡之年。

带着竞选之后的压抑和失恋，我考完最后一门功课。

上午出考场，回到宿舍，把一块肥皂裹在几件脏衣服里，放进帆布包。吃过中饭，我岀校门去天津港，从那里上船到大连、青岛。南蛮子要看海去。

上了海船，我拿出衣服来洗。两位海军学院的学员帮我登上船长室，居高临下，一碧万顷。蓝白条的裙子挂在旗杆上迎风招展。

我高声吟唱：“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1980年代的人们服装单调。上了火车，人们都在啃大苹果。大学生们凭着校徽认同，在火车上喧哗。他们聚集在一个车厢里，大谈传闻中的北大"竞选”。

我把北大校徽收到书包里，坐在百姓堆去。

听他们说到”北大学生打碎了玻璃窗，罢课竞选"时，我站了起来，大声说：“不是你们说的那样！"他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亮了一下校徽。他们一时哑了。改了话题。旁边的陌生人递给我一个苹果。

出门来“见世面”，我的感觉千篇一律。

在大平原上，人们在假日乘坐火车奔来奔去，为了那一刻的拥挤的海滩。

一位法国作家说：“所有大城市的居民都是相似的。”

外面的人们并非见多识广。这里的人们从小到大，没有想象过有傣寨那样的地方，那样别出一格的说话，生活，和追求美、愛美如同生命的地方。

在傣寨，老乡们鼓励我“小姑娘，要穿花花裙"。而在北大校园里，因为我戴了一顶与众不同的皮帽子就引发轩然大波。

谁更先进和接近人性？谁更落后与愚昧？

在刚刚结束的北大"竞选"中，我在班里受到很多不正常的攻击。“与人奋斗”的哲学使人们迷失了快乐生活的路径。

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发出的启蒙却已经恍若隔世。

我的云南边地虽处偏僻，但质朴的内心是自然和包容的。云南的生活样式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在这个时代有一股生命力和价值。"高考"使我到达"象牙塔”， 这是神奇之旅。我的任务就是要讲出这别样的一番话。

那些蜗居市井的人们，他们没有理由进行“地域歧视”。从方言的口音歧视到人身贬斥。当年在大学宿舍和教室里，除了北京和上海的女孩子，其他地方来的女生都要竭力地掩饰自己的本色。

带着东海礁石、贝壳和海水留下的鳞伤，回到人迹稀淡的北大校园。偶尔遇到几个同学，还在为考试”对答案”。

暑假还剩下二十多天，我要把傣寨的故事写出来。

遥远的时空距离，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青春旺盛的民族。

爱美是最突出的性格。少女们在赶街天花钱去照镜子。浙江人扛了面大镜子来。摆在街上，用布蒙着，交一毛钱就撩开布，让你照一下自己。于是傣族的小姑娘们就有了过节一样的热闹。她们穿上最得意的花裙，排队去“照镜子"。

在《外国名歌二百首》里有一首好听的歌就叫《照镜子》："看我长得多么漂亮，谁能说我不漂亮啊？”这是青春的自我意识。

可是当年除了傣家少女，像珑们这样“有文化”的女知青，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去排队交钱，看看自己的身段。记得我曾在小河边上照出自己的影子。

在我们生产队里，谁长得好看，评工分时可以多记。

当知青们思乡而难以入眠，原野上响起他们呼唤爱情的歌声。

很多年后，人们评论《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篇小说不像是“写'文革'"的，而是一篇歌颂大自然和人性美的作品。它被翻拍成电影后走出国门，至今得到青年人的喜爱。

在人类的精神趋于病态时，应该向大自然求助。

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年，我正在高床上折腾，舍友莉莎进门来，递给我一封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的，快看看吧，是不是你久盼的？” 那是韦君宜的信，字迹有些潦草。信封上的红字很醒目。

打开看信，我坐在高床上，垂着双腿，泪如雨下。

她认可我的作品，并赞美我的才华“在闪闪发光”。

莉莎说：“哭吧，哭吧！幸福的泪。别忘了，是我给你带回来的这封信。"

这封信开启了我的大门。我一口气在《当代》发表过八个中篇。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发表于《当代》1982年第3期，我被南北几个大电影厂紧追，后由青年电影制片厂张暖昕拍成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

以前的电影，以云南为背景的不少，主题都是歌颂政策与工作队，或表现边境“反特”。我这篇小说，是以汉族知青少女作为切入点和观察视角，真正的舞台是傣寨，是大自然，真正的主角是追求爱与美的傣家男女。

所以在改编电影时，我不愿意失去”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个名字。

我带着这期《当代》到陈荒煤家去，他说：“知道你要来。"他给我看他书桌上的 《当代》，我的小说已经被他划上红道。他说：”我的孩子当年插队，老乡们对她也很好。”这真是“仁者见仁”了。

在拍电影《青春祭》的过程中，陈荒煤为我操不少心。

对边地人文价值的重新发现，使我异军突起。从"知青”生涯跨入“高考"的这一批人是幸运的。我们得以沐浴新时代的风雨，求学延长了我们的青春期。我们借黑暗而识光明，化腐朽为神奇。

《红楼梦》一开头说，天地之间有正邪二气，搏击掀发，风雷兴之，人得其气，故各有秉性。我进入北大的年月，正是中国风云“搏击掀发”的大时代。北大就是一个承接天露的大托盘。一代学子们得其气而成长。

毕业前，我们77、78级集资建造了未名湖畔的蔡元培铜像。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昔在红楼，今往燕园。精神不死，北大长存。

张曼菱著《北大回忆》，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