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俄乌战争是一场“安全战争”

2022年，北京冬奥会展现“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场景与和平伦理，但美国“抵制冬奥会”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和平氛围与信心，对全世界的稳定与安全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俄乌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安全战争”，是以战争方式寻求超出主权范畴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极端地缘政治冲突，其演变、结束和相应的国际法后果或成就，将对21世纪全球治理秩序造成重大而内在的影响。

事实上，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个实力主体，中、美、俄在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治理层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任何一极对现有国际法规范与原则的冲击都必然引起全球性的秩序动荡。比较而言，中国是其中最为稳健、理性和负责任的和平力量，也是发展动力。中国的核心目标是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本质是和平与发展，是可以与一切外部力量及多元文明兼容并包的。中国的发展包容性根源于自身文化上的“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思想，能够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存。但俄罗斯与美国无法像中国一样引导一种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根基的全球治理秩序，而是以帝国法理、势力范围与霸权斗争为主轴。

美俄关系的本质是美苏冷战的“继续斗争”，历史远未终结。尽管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解体与美国获胜而结束，但俄罗斯作为被结构性削弱和压制的大国从未放弃“追求承认的斗争”。与叶利钦的过度亲西方式的休养生息、“休克疗法”不同，普京的俄罗斯是要追求帝国式复兴，这从普京若干次关键性的涉外演讲中可以判断出来。但普京的帝国梦遭遇到冷战后更为强势的“北约帝国”（其内核为美国）之持续东扩带来的地缘性和系统化压制，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危机，激发了俄罗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此次俄乌战争的国际政治本质就是俄罗斯与北约地缘安全危机的极端化以及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自由主义”。作为苏联解体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曾一度以“叶利钦主义”追求去共产化和融入西方，甚至追求建构一种制度化的、相互约束的欧亚安全保障法律体制。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仍在寻求美国及北约提供正式的、书面化的安全保障法律文件，但持续遭遇挫败。俄罗斯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宣称以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去纳粹化、中立化”为基本目标，是以军事实力和势力范围逻辑对北约体系以及乌克兰反俄主义势力的直接打击，以获得与俄罗斯角色相称的谈判地位及实现俄罗斯构建区域性安全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从全局来看，北约东扩是渐进和进攻性的，而俄罗斯的进攻则具有防御性和底线反击的意义。

俄罗斯的“以战求和”模式及其战争的具体实施方式，打破了二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和平秩序，挑战了北约帝国的扩张意志和霸权边界，并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秩序带来重要的冲击。逻辑上，俄罗斯是以“势力范围”为根据而行动，是以列强间的大国协调和协议为互动法则，但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在形式上和规范上毕竟是以国际法体系和安理会机制为主要载体，以主权原则为根本。正因如此，美国得以在国际社会以“主权”法理挑战和批判俄罗斯奉行的“势力范围”法理，并在寻求安理会制裁决议未果的条件下推动获得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联大决议。乌克兰既在战场上以民族主义和主权法理抵抗俄罗斯，也在联合国框架下并在美国帮助下诉诸国际司法机制，如2022年2月26日直接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俄罗斯。国际刑事法院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相继展开了针对俄罗斯战争罪行为的专案调查。美国则推动北约体系及更庞大的国际社会力量对俄国展开全体系的“制裁”，并大规模提供军事援助和外籍军事人员给乌克兰。

从专业角度而言，乌克兰战争暴露了联合国安全治理秩序的规范缺陷和严重短板，暴露了美国与北约集团的扩张本性和霸权意志，也暴露了俄罗斯寻求安全保障的思想根据和行为传统。这场战争已经在改写二战后的全球治理秩序，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法基础遭到动摇，战争结束方式及新和平协议的达成将取决于利害关系各方的理性互动，并将具有国际法的规范检讨与发展意义。国际法是规范性的地缘秩序，而地缘政治斗争则是国际法的破坏者与发展推动者，我们可据此评估乌克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制度性影响。

一、俄乌战争与国际法冲突的复杂线索

冷战之后，乌克兰问题早就存在，这是苏联遗产复杂消化与北约东扩进程加速互动斗争的地缘政治场景。1990年底，为安抚和调节俄罗斯的安全焦虑，北约曾给出关于不东扩的政治承诺，但没有签署具体的法律文件。小布什政府奉行“新保守主义”全球政策，美国的道义霸权与体系扩张性爆棚，贸然打开了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潘多拉之盒”。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是这一东扩进程的里程碑事件。北约东扩没有就此停步，乌克兰则加速了亲西方的政治进程，从而刺激俄罗斯更强的安全焦虑和民族主义情绪。俄罗斯由此对北约更加不信任，对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则抱有怨恨和敌意。克里米亚以“公投”形式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联邦，固然在地缘安全保障上有利于俄罗斯的立场和利益，但却进一步撕裂了俄乌关系并提供了乌克兰加速加入北约体系的安全理由。从北约立场以及国际社会观点来看，俄罗斯以“军事+公投”方式改变克里米亚地位的行为一直未被认可，其合法性长期遭受质疑。2022年冲突升级到直接的战争形式。乌东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以及俄罗斯提供的安全保护，形式上造成对乌克兰主权秩序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北约体系终极示威并惩罚基辅当局压制乌东亲俄势力的行为。

乌克兰战争终于爆发了，复杂冲突在多个战场立体化展开，国际法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领域。如果是2014年的克里米亚冲突之国际法问题仍未完全解决的话，此次战争带来的国际法问题则是多重叠加的地缘斗争复合体。2022年3月2日，美国主推的乌克兰问题决议案在联合国大会特别紧急会议（ESS, Emergency Special Session）获得通过，要求俄罗斯即刻撤军。联大决议并无国际法上的强制执行力，是一种国际社会的战争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建议。美国获得该决议，占据了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道德制高点。但乌克兰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甚至会因为美国及北约集团进一步的军事援助和超限制裁而激化，乌克兰人民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和平与安全。

乌克兰战争的国际法纠缠是复杂和多层次的，联大决议祇是一种策略性呼吁和建议，未能认定任何具体的法律责任以及规定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

第一，从乌克兰冲突起因上看，与北约东扩带来的俄罗斯地缘安全危机有关。直观来看，俄罗斯比乌克兰强大，但追溯事情原委，北约比俄罗斯强大且持续东扩带来战略和安全上的显着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放大了相关的敌意和风险性。北约是冷战产物，是大西洋自由帝国体系，是美国支配欧洲及扩张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工具，也是实行国际政治霸凌的军事集团。美国甚至要建立亚洲版北约即印太同盟，在地缘政治上持续挑衅。看不到乌克兰问题的“北约”根源，就很难公正地理解和解决这场二战后冲击国际和平秩序的重大危机。俄罗斯在战前要求北约确认“不东扩”的安全承诺并提供书面法律文件的保障，没有成功。乌克兰问题的破局，是北约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冲突的极端化爆发。

第二，俄国与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国际法及触犯种族灭罪等国际罪行。俄罗斯出兵的直接理由是乌克兰政府在乌东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国际罪行，严重威胁该地区俄罗斯人及亲俄乌克兰人生命安全，甚至给出了“万人坑”的嫌疑证据。事件背景是乌克兰亲西方势力上台后激进推行了“去俄化”政策，夹杂着民族主义、民粹化和纳粹化的复杂因素，对乌东地区进行了涉及语言、文化、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系统性歧视，并武力镇压乌东民兵武装，有关暴力冲突持续进行并殃及平民。乌克兰是否进行了“种族灭绝”，俄乌双方各执一词。乌克兰于战争爆发后即刻向联合国国际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确认自身没有实施“种族灭绝”，要求判决俄罗斯军事行动没有国际法依据并寻求赔偿损失。如果判决如乌克兰所愿，在国际法上对俄罗斯是一个重大打击，并且不排除乌克兰就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侵犯主权与侵害人权等事由再行起诉，追究更大的国际法责任。从目前西方的整体舆论及国际法院中西方势力的控制力来看，俄罗斯胜诉机会不大。

第三，国际司法体系作出了积极回应，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及相关责任。战争爆发以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国际司法回应：其一，联合国国际法院，这是联合国宪章下的主要司法机关，专司处理国家间争端，乌克兰的起诉引发了这一司法程序，乌克兰主张与俄罗斯之间就《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之解释与适用存在争端，并就具体事实认定和法律责任存在争议，要求国际法院介入管辖，作出判决；其二，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决定对乌克兰冲突进行专案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介入管辖。乌克兰倾向于国际司法程序的引入，而俄罗斯原则上必然会加以反对，因此管辖是否成立是一个要害问题。即便有关案件成判，其具体执行也有赖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强制力行动，但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必然否决，这就造成了国际司法程序的链条断裂。但有关诉讼及其进程对乌克兰谈判有一定的帮助，是国际法道义上的支援因素。

第四，联合国安理会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作用有限，基本陷入功能瘫痪状态。就国际社会的战争与和平事务而言，联合国安理会是最权威机构。但这一机构的功能运转取决于“大国一致”，即五大常任理事国不出现否决票。当“大国”不能一致时，安理会即便勉强通过决议，其具体执行也很困难。而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一票否决权，且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争端当事国投票权之排除范围是有限的，不扩及宪章第七章之“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相关条款事项，也没有“大国”回避机制，故不可能作出有意义的实体性决议。但程序性决议则可行，如此次美国推动召开紧急联大的动议就获得了安理会通过，在程序性事项上俄罗斯没有否决权。无论是安理会投票，还是联大投票，中国均投了弃权票，中国的立场已有官方明确表达，认为各方的安全关切都应得到妥当解决，而制裁以及其他针对一方的行动于事无补。当然，美国拿着联大决议固然可以“号令”西方群雄，但到底如何执行以及是否真正有助于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本质问题（安全保障问题），非常令人生疑。同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通过决议展开了针对俄罗斯战争罪行为的专案调查，但如何具体调查及后续影响是什么，还不得而知。

第五，全体系制裁有威慑性，也有其限度，滥用可能适得其反。美国应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原则上排除了直接出兵参战，因为那样就相当于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美国在战略上并未做好准备。但不参战不等于不行动：一方面是全体系的军事援助和舆论谴责，信息战、网络战早就铺天盖地，甚至蔓延到中国社交媒体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祭出了霸权大杀器SWIFT系统。美国联合其西方盟友将俄罗斯踢出了SWIFT系统，并进行了贸易体系的严厉制裁。这是非热战条件下美国的“制裁核弹”，其震撼效果非普通国家可以承受。金融是贸易的血液，切断金融管道，贸易就被迫中断，而俄罗斯在基础能源、农产品、高科技、航空航天等方面与全球产业链联系密切。这种超限制裁必然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必然警醒其他大国发展基于金融安全的、规避美元霸权的国际结算体系。人民币国际化及其自主结算系统就是这种战略刺激背景下的产物。事实上，在全体系制裁的“道德热情与快感”短暂过去之后，西方包括美国自身已经开始感受到制裁的“回火效应”，如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对美国公司采购俄罗斯能源的行为不加以禁止，欧盟也在能源交易上留了缺口。

第六，直接谈判、多方斡旋及相互安全保障的制度化是乌克兰战争走向终局的必由之路。这场战争不能打成持久战，否则俄罗斯难以长期支撑战争成本，乌克兰人民将流离失所，而美国与欧盟也会遭受持续战争消耗带来的复杂和严重的损害，更关键的是二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框架与多边主义治理秩序将面临崩溃。和平是至上的，但实现和平需要从本质上解决各方的安全关切和利益平衡问题，否则即便一时和平也是浮冰一样不可靠。乌克兰与俄罗斯需要面对面直接谈判，国际社会需要多方建设性斡旋，相互安全保障尤其是北约东扩的自我节制需要法律化和制度化，这样才有助于终结乌克兰战争。泄愤式“制裁”或“军援”祇会让战争持久化，让乌克兰焦土化，让乌克兰人民“难民化”。当然，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若涉及国际法上可确证的罪行及责任，以及乌克兰政府涉及在乌东地区的“种族灭绝”罪行，也需要通过有关的国际司法程序和协议机制加以确认和追究，不给冲突解决留下尾巴和隐患。

二、主权与安全的逻辑冲突：全球安全治理的困境分析

乌克兰战争中，主权与安全的话语与法理冲突是值得理论上深入分析的课题。吊诡的是，一向压制主权话语而以人权、民主等普适价值干预他国内政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这一次却对乌克兰主权竭力捍卫。主权是国际法的根基性原则，但安全关切及其制度化也从来都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没有持久的安全保障，就没有主权的稳定性和规范性。我们在分析乌克兰战争时，要尽力避免话语和范式的单调化陷阱。

俄国以“特别军事行动”进入乌克兰境内作战，试图保护乌东“独立”的两个亲俄共和国并寻求推动乌克兰的“中立化”。从俄罗斯观点来看，乌克兰战争的本质是北约东扩带来的国家安全危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就确立清晰的安全保障法律框架的多轮磋商与外交努力宣告失败，俄罗斯要通过展示军事实力的方式获得与北约的谈判地位并寻求有利的安全保障机制。从北约观点来看，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属于主权国家事务，俄国不应干预，而俄国进入乌克兰领土作战属于侵略行为，是以武力改变主权国家地位，在国际法上无法接受。俄罗斯强调自身安全关切被忽视甚至践踏，美国强调北约东扩的自由和乌克兰主权的完整。两种立场截然对立，国际法斗争空前激烈。

主权与安全不是简单等同的法权概念。主权是经典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也是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确立的国际法核心原则。主权可以作为国家防御的盾牌反制外来侵略或压迫，并要求国际社会的平等对待。但国际法的真相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主权平等的历史和叙事，而是列强协调、势力范围、同盟体系与大空间霸权矛盾运动而动态平衡的复杂体系与生动场景。从欧洲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维也纳“神圣同盟”，到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这一关于全球安全治理的历史演变尽管显示出主权与民主的一定程度的规范进步性，但同样内含势力范围与列强权力的动态平衡性。

在列强斗争与平衡中，敏感地缘地带的国家之结盟行为（如乌克兰加入北约）就不是单纯的主权决策问题，也不是法律程序上的北约发展新成员问题，而是主要列强之间的势力平衡与安全相互保障问题。乌克兰的主权自由客观上受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脆弱安全保障关系的限制和约束，这就要求乌克兰的决策者深刻理解自身的处境与敏感性，在考量国家重大地缘政治选择时充分评估地缘安全斗争上的风险性。从乌克兰当局的有关加入北约的决策以及在国内推行的压制“亲俄派”的政治、军事、语言文化等法律政策措施来看，显示了政治上不够成熟与谨慎的特征。当然，相关决策的冒进，与乌克兰“亲西方派”占据的民主多数的影响力和利益联系有关，与西方势力对乌克兰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精英的长期强势渗透和捆绑有关，也与乌克兰本身的反俄思潮及民粹化、民主多数暴政等因素有关。民主的乌克兰在文化与政治上并不成熟，其民主化过程没有催生出国际政治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以及对地缘政治风险性的判断和管理能力。

战前，俄罗斯曾经以类似“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北约给出关于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法律保障文件，其理由是：一方面，1990年代北约曾有明确承诺不东扩，保障俄罗斯安全，但一直没有形成书面法律文件；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民族情感、地缘安全、欧亚经济联盟计划以及与北约之间的战略平衡具有特殊且极度敏感的地位，北约接纳乌克兰并在俄罗斯边境部署大规模威胁性武器系统，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但美国及北约在回复文件中并未实质性处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最后时刻的安全保障的大国间沟通协商失败了。北约试图以模糊、拖延、欺骗及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逼迫俄罗斯接受地缘政治的“新现实”，极度挤压和抽空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及其资源要素。这显示出苏联解体后，北约东扩所代表的“自由帝国”（其核心是美国）之扩张毫无节制和信用，而俄罗斯“亲西方”甚至希望融入西方的“去冷战化”努力也最终宣告失败，“休克疗法”的全部药效已消失殆尽。西方不需要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而祇需要“支离破碎”的俄罗斯，这必然不断刺激和强化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俄罗斯虽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告别甚至保持批判共产主义，但其民族主义并不因为“休克疗法”而被消解，反而在安全危机与复兴挫折下更加强烈。普京近期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几次长篇讲话，其核心的政治思想基础显然不是共产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列宁主义），也不是叶利钦的自由主义，而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且这种民族主义还有着东正教保守主义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思想底色加持。这次乌克兰战争，其政治思想本质是俄罗斯民族主义对扩张性的北约“大西洋自由主义”的抵抗。这种抵抗既有着泛欧洲政治范畴内的“列强势力均衡”的历史传统与遗痕，也有着后冷战背景下寻求复兴的文明大国对美式帝国霸权的批判和斗争。仅仅以乌克兰的主权叙事加以单调的事件性分析，显然无法揭示这场突如其来又似有必然的地缘战争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思想斗争的复杂性。

美国在这场乌克兰危机中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溪2号项目冻结，欧洲优质资本回流，欧盟及其他西方盟友被以“俄罗斯威胁”的名义加以更紧密的同盟体系整合，在联合国的法理斗争中将俄罗斯置于被动地位，同时启动了针对俄罗斯的最严厉的制裁计划，包括将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通过制造并爆破乌克兰危机，美国经济体系迎来“回血效应”，美国的民主世界领导权和霸权得到巩固。但乌克兰危机解决了吗？美国提供了建设性、制度化的解决方案了吗？美国希望乌克兰问题的本质关切得到真正的磋商和处理吗？也许，危机利益的持续获取才是美国真正的“帝国理由”所在。

美国毫无悬念地在联合国框架内寻求“制裁”决议，但北约的超限度军事援助以及“外籍援助军团”早已实质性启动，战争的风险性及规模在扩大。但联合国框架下的安全治理制度在此次乌克兰问题上再次暴露局限性：其一，安理会程序中，俄罗斯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对实质性制裁决议有“一票否决权”，俄罗斯果断行使了这一否决权，安理会无法行动，北约联军无法冠名“联合国军”；其二，美国调整策略，推动安理会通过程序性决议召开紧急联大会议，寻求联大决议并获得成功，该决议尽管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但可以赋予美国主导的北约采取集体安全措施以道义合法性。1945年确立的联合国体制及其安全治理秩序，有着一个原则性的约定，即全球安全事务的治理权需以大国一致为基础，所谓大国即五大常任理事国。国际法的本质是调控战争与和平事务，限制战争，促进和平，因此联合国最重大的使命和权力也就在安全治理权。为什么要“大国一致”呢？因为西方的战争史给联合国的立法者们以深刻教训，即如果大国之间不能协调一致，任何协议与制度安排都无法阻止严重的军事冲突和战争，而大国协调一致，任何相关冲突和战争均可得到有力的制止和解决。从历史经验上看，大国是战争之源，也是和平之源。这是安理会“大国否决权”背后的历史理由。而一旦大国之间分裂，安理会的治理能力就见顶了。有人提议取消俄罗斯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否决权，这是不懂国际法历史和联合国制度原则的轻率意见。无论俄罗斯在哪里，被怎么对待，它都是客观的列强队伍的一员，排除俄罗斯的联合国体系祇会快速萎缩为扩大版的“新北约体系”，更加无法进行有效的全球安全治理。“大国一致”是一种有局限但富含历史智慧的制度安排，国际社会远未达到类似国家的法权成熟状态，大国分裂本质上超出了联合国安全治理的规范边界。大国分裂表明了联合国体制仍然是一种关于全球和平的有限制度，无法应对和处理极端化的大国冲突。但这一体制对于中小型国家的地区性冲突及其战争仍具有正面的制度效力。至于改革联合国制度将其更紧密“国家化”的倡议，有些天真和理想化，与国际社会客观的“一体化”进程无法匹配。

我们需要正视乌克兰战争折射的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以及联合国体制的局限性，并从源头上以及冲突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理解和推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寻求的“联大决议”不应当被视为对北约更深度军事介入和推高冲突强度的合法性授权，不能被美国滥用来扩大“新冷战”甚至代理性的地区热战。必须同时关注“主权”和“安全”的关联性，才能找准病灶，不失焦，不情绪化，不为冲突火上浇油。北约东扩是源头性因素，乌克兰轻率决策与民粹化是诱发性因素，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是爆发性因素，而联合国的任何决议及相关反应应当是立足“主权”与“安全”的双重关切的平衡性而启动。最终的实质性谈判及制度化解决方案仍然取决于“大国一致”，祇不过这种“一致协议”并不来自于联合国制度框架，而是来自于先于联合国存在的欧式列强协调的传统框架，后者作为欧洲国际法的规范性内涵与互动机制从未消逝。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美式制裁正在展开，北约武装和援助乌克兰的行动正在升级，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在相应加码，网络信息战和认知控制战昏天暗地，但普通民众的“难民化”也在加速，战争持久化将使各方受害。乌克兰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利益并不一致，尤其在能源和难民问题上，如果欧盟缺乏自身利益和政治的自觉，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后遗症对欧洲发展将造成严重损害并进一步加重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与能源的依赖性，从而在美国同盟体系内部巩固美国霸权。当然，或许这正是美国所愿，却不是欧盟领导人的本愿。

三、和平与和平之基础：乌克兰战争的前景展望

乌克兰战争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困境，超出了联合国安全制度框架的极限，但并不意味着危机毫无出路。乌克兰危机的症结在于北约东扩带来的地缘安全危机，“安全”与“主权”并置为解决危机必须回应的核心议题。仅仅依据“主权”逻辑寻求制裁决议、制裁行动、军事援助行动及其扩大化，可能是南辕北辙之举，结果是一方获益，多方受害。理性的思考和出路是聚焦“安全”关切提出针对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之后“主权”问题可以便利协商并解决。这些分析是假定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与主权并无侵吞意图，祇是出于安全关切而诉诸特别行动。如果俄罗斯的行动意图最终被证明超出了合理安全关切的范畴，则难以得到国际社会最终的理解和认可，也就难以在国际法上合理化与正当化。

乌克兰危机还进一步暴露了“北约”这一冷战机器的扩张性和冲突源头性质，国际法框架如何制衡北约霸权，如何形成一种遏止美国藉助北约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真正的“和平国际法”，也是21世纪寻求稳定和平秩序的关键所在。需知，无论是南斯拉夫、伊拉克还是阿富汗、利比亚等近30年来的地区性战争和冲突，都有北约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入侵，且相关行动并无安理会的合法授权，同样是超出并挑战了安理会的治理能力。全球安全治理是人类永久和平的核心制度基础，但乌克兰危机再次暴露了现有联合国体制的制度短板。

21世纪的“和平国际法”还有待规范性检讨和发展，需要对主权、多层次安全及大国协调的治理传统加以尊重、引导和制度化。乌克兰战争到底是传统欧式列强冲突的当代化和持久化，还是“和平国际法”规范性发展的重大契机，以及中国如何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中介性和制度发展性的作用，我们仍需审慎观察、判断和应对。

总之，乌克兰战争需要多维度全面平衡地理解，不能简单地立场站队和泄愤式应对。俄罗斯不能乘机侵吞主权国家领土，美国也不能不检讨北约东扩的安全危害性以及滥用制裁和泄愤式军援的严重后果，乌克兰当局和人民需要从最有利于实现和平及保存国家完整性的角度理性而负责任地集体行动。和平是至上的，但和平的制度内涵与保障机制至关重要，而安全是和平的内核，各方安全关切不可分割、结构性及制度化的解决，才是持久和平的规范性保障和实在基础。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一国两制、涉外法治与中国法律体系的扩展”【北航课题编号：YWF-21-BJ-W-2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