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依然任重道远，但是创新和发展不是靠推倒重来和全盘否定，而应该是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就像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以及基于经济现实的检验和修正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各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在各自国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学家至少可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一是通过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充分挖掘和现代阐释，为世界经济思想发展史补上中国篇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我们先哲们早已论述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知，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上还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是西化。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包含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得异常深刻。现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古代先哲们差不多都论及到了。如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认为，“避祸趁利”是人之天生本性，“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从而说出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以“天下之利为利、以天下之害为害、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生为务”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的结果。这类例子还有很多。

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有助于跳出单向度的“复制”“借鉴”“国际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助于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因此，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国际。如上海财经大学程霖教授、王昉副教授与Terry Peach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和特征，深入阐述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由国际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又如，北京大学张亚光副教授与Guo Fan和John Whaley合作撰写的NBER工作论文“Economic Cycles in Ancient China”，基于农业数据与传统思想文化研究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经济周期。

二是以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推动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要推动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目前，中国很多经济学研究还停留在对策应用研究或对经济政策的解释上，纯理论、公理性理论方面的贡献严重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短板和遗憾。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理论的进步。那些基础性的、原创性的以及具有共性的经济学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其重要作用在于它们中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等，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准点和参照系；而另外一些理论，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等，则为研究更现实的问题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

实际上，中国高校由于过去10年来大规模地引进经过系统的、严格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目前已集聚了相当一批这样的经济学者，他们所做的是具有非常一般性的、没有很多国别色彩的纯经济理论研究，尤其是旨在解决现实市场失灵的所谓的市场设计(即拍卖和匹配)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这个领域，已经涌现了大量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上海财经大学目前正与兄弟高校积极筹划，力争围绕该领域形成经济学科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与那些“短平快”的研究相比，这些基础经济理论研究往往需要坐“冷板凳”许多年才能出成果。但是，这些成果由于其前沿性，常常能够发表于国际顶尖和一流的经济学期刊，并且其中一些成果已具有相当高的被引数，为国际学术共同体所接纳和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研究通常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分析工具，这招致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现代经济学太注重细节，越来越数学化、统计化、模型化，使问题更加晦涩难懂，由此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严谨性和数学性。为什么现代经济学要用这么多的数学和统计？就是为了严谨性和实证的量化性，给出其边界条件和适用范围，正如前所述，研究经济社会问题和给出经济政策不能轻易拿现实社会做实验，否则代价太大，因而需要严谨的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尽管领导决策层和一般民众不需要了解理论严谨分析的细节或前提条件，但对于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这是因为，经济学理论一旦被采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不考虑前提条件就盲目运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同时，一个理论的应用或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再加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轻易拿社会做实验，因而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

因此，一个经济结论的产生一般需经过三个阶段，即初始的非数学语言阶段、数学语言阶段和升华的非数学语言阶段。第一阶段提出经济观念、想法或猜想，这些观念、想法或猜想可能由经济直觉产生或根据历史经验或外部经验而来。由于它们还没有经过理论论证，不知道其适用范围，人们可将它们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初等品。即使如此，这一阶段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来源。第二阶段需要验证第一阶段所提出来的经济想法或论断是否成立。这种验证需要经济学家通过经济模型和分析工具给出严格的证明，如有可能，还需要得到实际经验数据的检验。这一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和论断往往都是由数学语言或专家术语来表达的，非专业的人士不见得能理解，从而不能为社会大众、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所采用。因此，将这些由技术性较强的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类比为一般生产中的中间产品。第三阶段就是将第二阶段那些由技术语言所表达的结论和论断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并使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深远意义及其具有洞察力的论断通俗易懂，从而为现实经济社会服务，这些才是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都是用通俗、非技术、非数学的语言来给出经济想法和结论，但第三阶段是第一阶段的一种飞跃和升华。这种三阶段式——由通俗语言阶段到技术语言阶段然后再回到通俗语言阶段——其实也是大多数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

三是基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者在此体系下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的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价值，进而又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便中国能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

当然，由于2007年以来的这一轮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论和所谓的反思，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许多新的经济学理论学说。其中，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通过其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反思而提出的，它给出了一个明显融入中国经验色彩和所谓后发优势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框架分为六步：第一，挑选参照国，参照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应与本国相似，但人均收入比本国高出1-2倍，甚至3倍；第二，选择目标产业，找到支撑参照国有过20年以上连续快速增长的曾经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第三，降低交易成本，如国内企业在这些可贸易行业已很活跃，就找出产业升级和新企业进入的瓶颈与限制，并采取措施消除它们；第四，扶持全新产业，找到国内企业已获成功的新行业，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包括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扶持这些企业进一步发展；第五，在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较差的地方，将活动集聚在经济特区或工业园区；第六，向先行企业提供有限制的激励，进行外部性补偿。

应该说，这一经济学探索已具有一定的理论雏形和可操作性，且没有照搬国外现有的第二类经济理论，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不难发现，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和发展框架主要是基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而提出的，而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很难找到长远成功的先例。要真正成功实施，需要解决看似容易而其实难以做到的一些前置条件：首先，政府需要有能力去鉴别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继而决定去推动哪些产业部门的发展。问题是政府能做到么？这种政府推动、一拥而上的产业导向是资源配置有效的吗？其次，与前一点相交织的问题是，由于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政府官员能否发挥其在具体产业方向选择和协调中的作用以及是否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行事？恐怕答案也基本上是否定的。除非政府官员有很高的市场敏感性，或本身就高度嵌入市场发展中，否则他们可能会由于缺乏足够的必要信息和动力而难以做出明智的产业发展抉择。这样就会有向任用亲信和腐败方向发展的倾向。前些年国内高铁建设的发展和政府主导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一点。对于那些最贫穷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在笔者看来，许多所谓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及其他成熟经济理论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提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更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笔者认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的经济理论应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和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并以此给出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还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总之，理论、历史和统计的三维度分析缺一不可。

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尝试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系列报告。此系列报告注重此三个维度的结合，力求体现三大特点：一是聚焦中国宏观经济中面临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 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三是给出短期政策与对策和针对某个方面或领域给出中长期治理建议，实现短期对策与中长期治理互动互补的有机结合。课题组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充分收集统计数据与经济信息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短期对策的情景模拟分析，从而既给出短期的政策应对，同时也给出中长期的改革方向和治理方法。笔者和陈旭东所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总之，任何成熟经济理论的提炼，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经济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就必须要经过反复不断的检验，才能成为可以具有解释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还是要有这样的理论雄心，以理论求真、实践务实的态度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来源：《财经研究》六十年纪念特刊 (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