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其后果超过2008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甚至超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大萧条。疫情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无法计算，已700多万确诊，超过40万人死亡，其中美国占了30%左右。这也让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来持续下滑的情形下雪上加霜，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严重的是，疫情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断裂带，影响深远，表现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加剧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将严重影响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的世界格局和秩序，疫后将更为明显，令世人担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将决定世界走向，而中国和美国分别和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格局和未来。本文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疫情后的世界格局作出分析，将是怎样？尤其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何去何从？第二，面对世界大变局，有哪些误区值得我们检讨和反思？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又该采用怎样的原则和战略来破解？什么样的国家发展与治理模式能让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助力中国融入世界体系，成为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第三，战略藐视，战术重视，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来破解难题和困局，让自己变得更好，让未来世界变得更好，有效应对百年罕见之大变局和危机？
一、世界大变局：一个世界，两种体系，两个市场？
这次疫情的后果，我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世界在许多方面再难回到疫情前，尤其是中美之间对立趋势的加强会牵动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大调整，最大的可能就是大脱钩，除非双方有所妥协。美中较大程度的“脱钩”似乎已成大趋势。
目前，中美双方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主观还是客观，都在通过官方宣示、战狼外交、出台措施和采取行动进行脱钩。如果双方找不到一个妥协的平衡点，有可能会形成以美国为首和中国为首的两极，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大调整，其他国家（如东亚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充满活力且市场巨大的中国和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体系的美国两者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合并同类项，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 两个市场，且短时间内不会结束。双方不是完全敌对，既竞争，又对抗，但也合作，特别是在经济低端产业链方面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应该仍然会有一定规模的贸易和合作。
这种情形发生让人感到特别遗憾，因为此前双方关系正常时都获利巨大。直到几年前，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太一样，认为它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差不到哪里去的原因有四：1）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及此前采取存异求同低姿态的韬光养晦的国策，让美国以为中国会逐步趋同，和平演变到以美国为首的政治经济秩序体系中去；2）美国从战略考量上也需要中国，经济方面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希望和中国一起处理重大国际事务；3）中国开始处于很弱势的一方，对美国没什么威胁，美国不担心中国能改变国际秩序；4）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当然也特别需要美国，对外开放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就是对美开放。这四个因素奠定了中美两国合作的信任基础，且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利益，所以关系不会坏到哪里去。但同时由于国体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现在平衡、态势和格局已被打破。无论是体量国力的对比、双方的基本心态和内部舆论（民间、学界、智库、媒体），还是对外政策，都发生了很大转变。中国的崛起（国力巨幅上升，全球经济的融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和随之的强势，对全球话语权的追求，再加上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让美国感到了巨大威胁，中美关系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从2018年开始的贸易战、经济摩擦，现又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关系不断恶化，特别是疫情以来加速进入到全面对抗轨道，且愈演愈烈。
最近美国针对中国不断出招。4月，美国国防部高层发表了题为《为中美“超级大国马拉松”作准备》（Pre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superpower marathon with China）的报告，认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竞赛将会持续几代人，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
5月20日，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份关于如何从战略上应对中国的报告，对中国多个方面的做法进行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指责，差不多是两国关系全面倒退的宣言书。
5月29日，特朗普又专门针对中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威胁取消香港特别关税，退出世卫组织，对敏感领域的中国留学访问停发签证，筹划剔除金融市场中的中概股，不再依赖中国产业供应链等措施，对中国全面开火，来势凶猛。这五条内容差不多意味着美国官方对两国关系实行大脱钩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对外释放的信号是要放弃执行了近50年（也就是尼克松1972访华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视中国像苏联一样的冷战对手，采用一切遏制战略。
大选压力之下，民主党也在附和共和党政府，对中国加以抨击，但无论2020美国大选后哪个政党执政，在当前美国如火如茶文革式的的群众运动中一切都讲政治正确、上纲上线的情形下，美国和中国的冲突仍将是大概率事件，即使美国换了总统，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关系的本质内涵就是信任和利益，但信任是最根本的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利益和其他。良好关系就是要互信互利，然后才可能合作。赢得信任，能让对方没有后顾之忧，也能让对方安心和托付。没有信任，与之打交道就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除非极度需要，否则再大的利益和好处，多半也不想要。
现在中美双方都没有足够的信任，竞争、冲突和对抗容易升级，双方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导致大脱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这点上，我的认知与黄奇帆乐观的看法不太一样。黄最近一直认为，由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优质的产业供应链，美国不可能和中国脱钩。这也许是一厢情愿的过度乐观，仅仅只是从经济层面上考虑问题，没有意识到，合作和追求利益的前题是基本的信任，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大小是合作与否的关键考虑因素。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思考大国战略和国家关系时，往往不能只看表象和经济层面的利益，仅从战术层面上思考问题，还要有大局意识、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需要从全局、长远和大国战略层面，从风险和利益的权衡方面来系统思考中美关系走向及其对应。
不战屈人之兵和上策伐谋是大国战略的最高境界，最差的是像兵临城下的你死我活，因而不能仅仅从局部、短期、战术等技术层面上去考量大国战略，要尽可能从根源上解决一味敌对而导致无法继续合作的局面。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尽可能这样去做，当前和平竞争、真诚合作的可能性变得好像很小。
现在中美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差不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再加上疫情的巨大冲击，给世界带来了种种不确定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战狼文化的抬头又进一步减弱了国家间的互信，恶化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国际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经济关系方面：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冲击，全球化的格局很可能发生大变化，中国有可能面对去全球化或甚至去中国化的危机，疫后经济分工、专业分工面临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发生很大变化，很大可能出现“三化”——经济区域化，高端产业、民生国家安全产业回归化，以及合并同类项化。
特朗普政府现在要推出同类国家、组织和企业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其主要目的就是说服本国企业撤离中国，转而与这个经济网络成员国合作。目前，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传统盟友也纷纷呼应美国，开始有这方面的动向。
5月29日，欧盟外长们召开视讯会议，寻求更加强硬的对华战略，欧盟正在加紧制定政策，限制中企自由进入欧洲。一旦产业链和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链脱钩，将会导致大量产业转移出中国，这会给中国带来大量的资本流失和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每年要解决13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一旦转移成趋势，会带来更大的失业就业问题，而失业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遏制行为已经产生影响，转移正在发生，大量订单流往越南、印度、南美等国。据报道，截至目前，接近八成的珠三角中小企业都遭遇了订单问题，大部分工厂没事干。多数转内销的企业认为，拓展内销只能暂时稳住局面，长期发展依然要靠回归主航道。
政治关系方面：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也随着经济关系的恶化而面临日趋激烈化，美国已经完全不避讳地加强与中国台湾的官方交流，包括军事层面的接触，并对涉疆问题、香港问题、宗教问题等向中国全面施压，包括不遵守国际惯例使用带有种族歧视的病毒称呼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给中国贴上专制、独裁的标签。
以上种种表明，美国已抛弃过去的对话接触政策和外交传统，乃至从官方层面宣扬文明冲突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抬头，民粹主义高涨，加剧了经济与政治及文化的不可调和性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都导致疫后的世界将面临一个动荡的时代。
国际关系方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会演变成两种制度、两种阵营、两个市场、两种体系、两种文化吗？会再出现美苏冷战局面吗？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最终如何取决于中美双方的互动，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合作最大因素就是不确定性。原因很简单，国际关系中的一大权重最终要落实到经贸合作上，在商言商问题上，最担心的不是赚钱多少，而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一大，外资就不愿意进来投资，已经进来的企业和外资也想转出去。只要合作关系出现波动，无论赚多还是赚少，都会带来不安全感，甚至于放弃继续合作。就像一个人过于情绪化导致他人不愿意与其打交道的道理一样，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最好就是不参与，从开始就退出。受美国影响，英国也正计划拉拢G7成员国和其他3个国家（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共同组成民主国家联盟D10，将中国排除在外。
不过，也不要将敌对关系看作一成不变。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层面，只要不是仇人或宿敌关系，敌对关系也会发生逆转和变化，也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难道不是？比如，中美关系在过去100多年来就是好好坏坏地反复了多次，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过多次调整：20世纪初美国参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是标准的敌对关系；随后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科学、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美国；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基本支持日本，中后期从财力和军力方面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国民党方面打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直接在朝鲜战争中发生冲突，是典型的兵戎相见的敌对关系；随后20年，中美关系极度恶化；20 世纪70 年代，中美关系从破冰到建交，两国从不同中找到了相同，存异求同，从敌对走向合作，经历了一段政治经济的“蜜月”期、合作期；随后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发展，走向世界，走向繁荣，两国人民都成为中美合作的巨大受益者；遗憾的是，近10年来两国关系又开始变差，且越来越紧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既然对方决策基本无法直接改变，那我们自身有哪些地方或误区值得检讨、反思和改善的呢？
二、中国战略选择：反思与破解之道
美国5·20报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一开头就指出，美国本来指望通过深化接触来促进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开放，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和更加开放的社会，但40多年后再回头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基础是不成立的，并认为中国“寻求改变国际秩序”。其最终结论是“静悄悄的外交努力证明徒劳无功，美国将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这样一个战略宣示，将一系列陷阱摆在了中国的面前：冷战陷阱、军事竞争陷阱、自力更生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既然是陷阱，可能跨得过，也可能跨不过。那么，中国如何破解和跨越这些陷阱？
事实上，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一开始，我就在一篇访谈《我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大国战略的看法——以更大定力、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来应对》中给出了我的警示和战略应对建议，我说，“中美关系正迈向一个走向影响特别深远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找不到消除双边关系紧张的途径，排除双边的战略误判，就很可能往一个更负面的方向发展，进入更多方面的战略竞争，甚至是全面对抗，弄不好会导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局势紧张，演变成多方面的敌对，从而必将影响到世界经济、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当时，我提出“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没有办法的办法才是像攻城一样的强行进攻。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想办法尽可能促成坐下来有针对性的谈判”，“尽量寻找和形成双方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存异求同，取长补短，而不是忽视或相互指责或敌视，不要将对方说得一无是处。”
2019年6月7日，我在主题为“经济政策与金融稳定的新挑战”的东北财经大学第五届“星海论坛”上作了《世界变局下的中国改革开放应对》的主旨发言，谈到：“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严重受损，已不仅仅是贸易战，有开始向技术战、制度战、政治意识形态战转移的迹象，很有可能会长期化，不容忽视；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尤其是中国经济原本已处于一个下行轨道之上，需未雨绸缪和冷静应对。”
遗憾的是，我这些担心都在一一变成现实。中美本来有希望借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深化改革及更大力度的开放，以此形成一个相对缓和的局面，然而新冠疫情的蔓延扩散及对中美两国和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两国外交的恶语相向，使得两国不断恶化，愈加升级。
（一）误区与检讨
出现这样的情形，有哪些误区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呢？下面谈主要几点。
1.韬光养晦战略方针真的不需要了？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过去10多年来其实也一直都在以自己方式为脱钩作准备和希望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即便如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外交上恐还不能轻言放弃韬光养晦战略方针，更不能意识形态化。所谓“韬光隐晦”，不要狭义地理解成只是权宜之计，一味退让或没有底线，它其实也意味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存异求同，尽量低姿态，以和为贵，而不是太张扬，太骄傲，太强势。这其实和个人待人处事的逻辑是一样的，即使是强者，也不要太张扬，太强势，而是尽量谦虚和低姿态，如果是弱者就更应该如此。
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国力的竞争，而不是其他。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国力和体量巨幅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增加了25倍以上，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客观来说，中美竞争中，中国是比较弱的一方。弱就需要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
然而，学界和媒体过度地渲染了自身的竞争力、成就和国力及其体制优势，产生了误判，造成错觉，就自以为我的国不得了，已经全方位超过了美国了，盲目自大，对外交往越来越强势，加上政府主导经济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而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力度没有跟上，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优势，让其他国家感觉无法与之竞争，再加上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极度民粹主义等多重因素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误判和恐惧，从而让许多原本主张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和人们也改变了看法，包括许多学界、商界的“中国通”活跃在里面，这更让美国感到担心，甚至恐惧，从而不断加大力度遏制中国。
2.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竞争一定会是敌对关系？
答案是不一定。竞争关系不一定等同敌对关系！现在不少人将中国崛起的竞争关系与敌对关系混为一谈，认为对抗是正常的，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一味地视对方为敌方。其实不然，大国崛起也可以是和平的良性竞争关系。所谓“陷阱”，如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有可能掉进去，也有可能不掉进去，跨越或陷入这个陷阱都有其成功和失败的例子，绝大部分是失败的，成功的是少数。
比如，近代的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及美国与苏联，产生了两种特别形式的竞争，一种只是局限在经济方面的良性竞争，英国与美国、美国与日本主要就是经济方面的竞争，不涉及制度和意识形态，其结果是美国挑战英国成功，而日本挑战美国失败。另外一种就是多方位、全球性的冷战敌对竞争，除了经济方面的竞争，还有制度的竞争、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美国与苏联的竞争就是如此。
所以，加上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矛盾与冲突，就很容易上升到国家安全、社会愿景高度去考虑问题，演变成为长期敌对式的冷战竞争。一旦如此，双方往往就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甚至是杀敌八千，自损一万的两败俱伤。要尽可能避免这样的结果出现。现在中美两国的竞争正处在两者之间，倾向何方都有可能，但滑向敌对式的冷战竞争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历史的视野看，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和宗教之争是最容易将竞争关系变成敌对关系的三大根本原因，更容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以为马上需要对决。美国现在已将中国视作为战略竞争或敌对的对手，一旦双方的敌对意识浓重起来，就容易走向偏狭、走向极端，行为上容易走向凡是敌方拥护的，我方就要反对这一面。当前，美国是主动进攻方，是强的一方，而中国是被动方，处于较弱地位。那么，中国就应该立马采用针锋相对战略吗？不见得。
我仍然认为，目前中国与美国的竞争还没有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还有回旋的余地，至少要尽最大努力去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这当然考验着国人的智慧。一旦真的滑向冷战式的竞争，就会合并同类项，其他国家会被迫作出站队选择，导致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 两个市场，这对双方，对世界和平和稳定都是巨大损失，并且会持续对峙数十年，这将严重影响中国振兴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处于弱势，就应该尽可能采用合作的守势战略，这点和在商言商时的利益分配所采用的战略差不多。利益分配的权重大小取决于自身的实力，如果处于弱势，就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产业链处于低端时，多半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优势和力量，合作、贸易时就只能拿到较小的份额。那时出口一双鞋，大致只能拿到两元人民币的利益，主要靠的是拼人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及产业链的改善，所获取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同时，更要明白的是，做生意和合作时要和为贵，和气生财，谁也不愿意得罪和你做生意，客观上给你带来利益的人，否则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顾客是上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一边和对方做生意，同时表现得很不友好，甚至敌视对方，对方会愿意继续和你做生意，长久合作下去吗？愿意和你合作，和你做生意，在一定意义上就表示对你基本的信任和友好，但也不要以为友好就指望他人提供无偿的支援。即使援助，最多也只能是雪中送炭，不可能锦上添花。在商、在政、做朋友的关系是如此，国家间的往来也是如此，美国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不要期望太高，考虑国际关系和制定大国战略时要充分认识到此点，不能有误区。
总之，在没有足够实力成为老大前，即使从权衡的角度来看，也只能委曲求全，需要的是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而不是骄傲自满，过度宣扬和张扬自身实力。一旦放弃存异求同的韬光隐晦，双方信任关系当然就不存在了。如果过早宣称自身实力，过早暴露了战略目标，会让自己很被动。
现在美国想放弃合作，采用全面对抗和封杀战略，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对华为进行重点打击。中国最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科技以及平台布局的500强企业基本只有华为。如果华为这次挺不住，整个建立起来的高科技人才市场化产业链条将面临大幅度倒退。只有国际化的高科技公司和平台，才可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才可能带动国内整个产业链和人均收入的快速提升。这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盯住华为极力打压的根本原因。
3.我们能一味地靠自力更生？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产业链供应链已全球化，加上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问题，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融入全球化同时也意味着不是什么都要自力更生。
大国之间的具体竞争大多是集中在科学技术方面，现在美国大力加强对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客观而言，美国在科技、教育以及军事等各方面还保持着绝对优势，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是中国的学习追赶对象。一旦这种封锁出现，有可能会使中国失去可供学习、模仿的对象。于是，中国就面临着自力更生的陷阱，比如对半导体领域，美国基本准备全面封死，这让中国面临两难选择，一旦考虑不周就正好中对方的下怀：
（1）自力更生：如果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能将高科技领域中的芯片短板，包括光刻机短板，以及软件系统短板等问题很快自行解决，凭中国国内巨大市场和海外低中收入国家的市场，中国可以在高端市场突围出美国包围圈，进入高端产业链和供给链，并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再凭着价格优势，甚至可以占领高收入国家的部分市场份额，这当然是最好结果。
（2）受制于人：如果中国一时不能，同时又不妥协，那么最后结果可能就是将中国卡死在中低端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那么中国提升的态势将停歇不前，从而会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民生和其他方方面面。大飞机的制造也是中国高端产业的一大瓶颈。创新有个过程，需要时间，之所以采取“隐忍战略”，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
4.政府强力干预和主导经济的模式总是最优的治理制度？
这次疫情在武汉地区爆发后，中国政府显示出空前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很快控制了疫情和实现复工，让国人特别振奋，对比仍陷入在疫情冲击中的各国，确实值得高度肯定。但不少国人由此认为，政府强力干预和权威政府是最优的治理制度，一味鼓吹中国模式、中国体制优越论，抑西扬中，甚至呼吁将疫情中的许多做法常态化、固化和制度化，而不知道处理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安全危机情形（常规的市场和社会治理机制都会失灵）和一般常态情形下的举措和制度以及治理等，往往大不一样。
中国内部也面临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就是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这一结构转变不应靠政府主导、国企主要，不仅实现不了，而且会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通过政府主导和补贴，以一国之力扩大经济规模和做大国有企业，国际市场上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多半难以竞争，通过准入壁垒和贸易壁垒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阻拦在外，通过高关税来降低外贸进口，这样不具包容性的经济模式已引起了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强烈反弹，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从而发展到采用各种方式来遏制中国。
（二）破解：弥补发展与治理短板以此壮大自己是关键
我们不得不深思，为什么这么快就出现中美全面对抗的局面，如何破解？在世界大变局下，应对之道的基准应是我近年建议的“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以开放倒逼改革深化、倒逼国家治理现代化。
为此，我们需要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我认为，也是近些年我反复思考研究得出的结论——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短期处事应对，长治久安，还是想要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真正世界强国，需要满足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
以上三要素差不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可持续高质量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实质性充分必要条件，因而需要在这三个维度同步推进。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说明了，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或进步都是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进，而出现问题则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的欠缺而导致。
的确如此，中国在过去2000年大多时期中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这是由于中国等级森严的封建法制下的国家能力和政府的执行力都比较强，同时历朝历代往往在开朝时会与民休息、让利于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包容性，并且什么时期包容性越大，经济往往发展得越好。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元之治和清朝康熙年间“永不加赋”之后的康乾盛世，也就是大多朝代起初对前两个要素都做得不错。但由于古代社会不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和谐的公民社会，而是等级森严的封建臣民社会，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就会与民争利，以至于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强过200年，而是大多很快弱下去，导致朝代反复更迭，引致社会大动乱，每次都造成人口剧减和财产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而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在这三大要素方面做得相对不错，所以成为了世界强国和实现超过200年的政体稳定。但在此次疫情这样的非常态情形下，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政府的执行力。对公共安全方面的应对一旦失控就会产生具有巨大负外部性，这样的认识在早期严重不足，没有及早应对，没有体现出政府在处理危机情形时所应有的执行力和领导力，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结果造成了生命和经济方面的巨大损失，且不自省，一味甩锅。此外，尽管许多国家也实行具有包容性的市场经济，建立了民主政体，但由于国家能力和政府的执行力不尽如人意，导致国家失败，这样的案例世界上比比皆是。
中国如能在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的处理上更进一步，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而且跟世界主流发展趋势也是吻合的，更容易融合到国际社会中。处理好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其实质也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好的社会治理。中国战略的选择也应根据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进行，才能和平融入到世界现存体系中去，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真正世界强国。
三、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具体应对
面对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国人既要有信心，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但也要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中国要解决外部的危机和内部的挑战，应从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加以应对，关键是要根据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进行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建立健全更为广纳式的包容性市场经济制度，以实现跟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趋同，尽量避免出现一个世界，两个阵营，两种体系， 两个市场。同时，中国还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用到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避免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有效弥补市场和社会的失灵，同时加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公民社会建设，尤其要从新冠疫情的早期处理中汲取教训，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经济关系上要形成更广泛的自由贸易统一战线，为此要避免过度强调和宣扬政府主导的中国模式优越性，应凭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加快推进中欧、中英、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或升级谈判，积极探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可行性，并倒逼自身市场化改革深化，增强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同时，还是要尽可能与美国缓和经贸关系，继续贸易谈判，扩大经贸关系，中美两国毕竟是经济来往相互楔入很深的两个最大经贸国，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好处。
面对疫情给资本安全、供应链安全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不能因此走向封闭，应该进一步推动向世界经济体系趋同的对外开放，大力减少市场壁垒，以公平竞争、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观来凝聚自由贸易的同盟军，确保自身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安全，避免中国在新一轮格局调整中被排除于世界经济贸易体制之外。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要对WTO改革发出自己的声音，形成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统一战线，增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努力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近日，中央、国务院出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就非常契合时宜，其中特别规定了“零关税”，向三零迈进了一大步，值得高度肯定，希望更多的地区也能得到类似的批准。
同时，以开放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全球一体化放慢和逆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多依赖内需驱动，国内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只有靠市场化的改革和政府发挥恰当有效作用（如减税让利，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做到提高效率，勃发创新力，实现经济良性发展。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政策优惠，让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平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改变国企在资源配置上的扭曲状态，进一步改善广纳式的经济制度环境。惟其如此，中国的经济体制才能真正融入世界主流。
第二，在政治关系上应把握新冠疫情全球协同治理的时机，积极争取各国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同时尽量避免过度宣扬自己的制度优势，以免经济问题政治化，避免将中美经贸摩擦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这特别不利于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对中美两个最大国更是如此。中国需要寻找不同国家利益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透明度，以此增加相互信任感，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不仅仅要与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建立良好联系，更要衔接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形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需要继续坚持和运用。
在世界抗疫的艰难时刻，中国不容回避大国责任，应采取无差别救死扶伤政策提供国际支援防控，不仅帮助医疗条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防控新冠疫情，而且应继续给发达国家包括那些极力抹黑、污蔑中国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支援全球抗疫，少说多做，以此体现出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及大国风范。
从塞尔维亚和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中国的支援对于获取国际政治支持具有较大帮助。美国特朗普政府带有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种种抨击，中国不必随之起舞，应加强地方政府与美国各州之间的交流合作，巩固中美友好的基石，并加强与日本、欧盟等合作，以形成战略均衡。
第三，在国际关系上中国需要避免多线作战，要处理好有所作为和韬光养晦的辩证关系，不轻易抛弃存异求同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方针。尤其在对外宣传中，既要传播中国好的一面，也要客观展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种种不足。
尽管中国已经拥有了联合国所有工业门类的制造业，但是按照工信部部长苗玗的观点，中国的制造业水平目前只处于世界第三梯队，关键材料、核心部件还严重依赖进口，军工产业的关键设备和核心部件国产率也同样不高。也就是，中国军工体系发展水平并不能支撑扩张性对外政策，尤其是不能走上军事扩张主义。否则，会加大其他国家对中国能否和平振兴的疑虑。
中国当前最急迫的依然应该是解决国家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包括国富民穷及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来为中国解决发展问题创造时间和空间。如同李克强总理所言，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同时，中国需要意识到自身的崛起对世界包括周边地区的权力格局带来的巨大改变，各国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中国更要通过加强对话来让其他国家准确了解中国的国家意图，尤其要加强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沟通，避免出现战略误判、战术失当，同时需要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势力所带来的风险。
要做到这些，如前面提及的那样，需要在国家发展与治理的三个维度方面同步推进。也只有这样，才能应对世界大变局，走出困境，化解危机，战胜分歧，避免改革失败，实现成功社会变革，从而对内，经济得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社会和谐安定，政体长久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对外，也有利于和平融入到世界现存体系中去，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真正世界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