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著名统计学家劳氏（C. Radhakrishna Rao）说：“在终极的分析中，一切知识都是历史。”他还说：“在抽象的意义下，一切科学都是数学；在理性的基础上，所有判断都是统计学。”经济史学，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头。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有着浓厚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史的色彩。同样，无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还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对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有思想但学术性不足，现在则是有学术而思想性不足，如何做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辩证统一呢？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性问题尚在探索的历史情景下，这一问题的解答就显得异常重要。
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结合，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经济学思想与学术的融合，笔者这些年一直提倡的解决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将历史这个维度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与此同时，现实问题的解决、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实施，特别是研究和解决影响和全局的问题非常复杂，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不能简单地进行短期和局部分析，孤立地看单一因素，也需要从长远历史的视角来对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否则，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甚至有害。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其所得出的一些研究结论特别是政策建议，会有很大的外部性。好的经济学研究，还应该能够“通过解释中国事情，帮助世界上的经济学家理解新的东西”，反过来再发展经济学本身。
研究和解决影响全局的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给出恰切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掌握研究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关键性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首先，必须要理论结合实际，开展“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风险防范”六位一体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能盲人摸象。其中，“长远视角”就是历史的视角，“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姜尚、管子、老子、孔子、孙子等）朴素的唯物史观哲学思想。过往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论述，往往忽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尽管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传统经济思想的确存在明显欠缺，但是其思想的深刻性对当下开展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仍大有裨益。
其次，笔者一直提倡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三维是指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六性是指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这是一种具有多个维度、多重特性的研究方法。
再次，还要充分考虑不确定性风险及其防范，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危机意识；也要注重改革举措从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转换，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还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优结果亦有最佳和次佳之分。这些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孙子兵法》中战略方针和战术对策的核心思想，以及孔子、孟子关于平等、公平、公正，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仁政的核心思想。但这些方法的现实意义及其借鉴，在既有的研究论述中不够深入细致，笔者拟在下文详加论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这些古代经济学思想异常深邃，起到明道的关键作用。许多现代经济学所论及的思想，中国古代先哲们多有论述，这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古今中外的语言隔阂、中国经济学学术发育的迟滞和话语体系的不兼容，再加上传统经济思想主要是经验总结，没有形成严格的科学体系，没有给出结论成立的范围或边界条件，没有建立严格的内在逻辑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了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认知总体上也非常片面。实际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的理念，完全是从西方灌输过来的，完全是“西化”的，其实不然。早在上古时期的中华文化中，中国就有许多思想家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酝酿了许多市场经济的理念，给出了许多激励相容的辩证治国方略，总结非常深刻。如果细加梳理辨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及基本结论，如个体自利性假设、经济自由、“看不见的手”的无为而治、社会分工、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先哲那里几乎都有论及，比西方早了几千年。试举几例：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对国富和民富的顺序关系给出了“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说苑·政理》）的以民为本的民富国定、民富国强的辩证统一思想和治国的根本规律，给出了政府要“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的根本治国方略，达到使天下人“与之共利害”的激励相容结果。
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点是综合治理，主张采取“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国语·齐语·桓公霸诸侯》）的观点。先秦道家老子在《道德经》中也给出了成大事者应深谙综合治理的最高法则：“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说，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预，无为而治，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治理效果。
而秦国商鞅以野兔为例，更是阐述了明晰法令准则和建立私有产权的极端重要性，明晰的法令及产权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争”（《商君书·定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建立。这个结论比科斯关于产权的重要性的结论早了两千三百多年。
汉代司马迁受黄老之学影响较大，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政府治理哲学，以及对经济自由的重要性和几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作出非常精辟的总结：“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其寓意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其次导之以利；再次加以道德教化；从次用规定加以约束；最坏的做法就是与民争利。这对当前中国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可见，准确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基本特点、理论贡献与国际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才有助于跳脱简单的单向度的“复制” “借鉴”“接轨”的经济学知识引进和学科发展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经济思想的角度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基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在此方面，基于国际学术规范和语言表达习惯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译著，对于提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西方国家传播的有效性无疑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中国经济史学界已有不少这样的尝试，通过与国际知名学者的高水平学术合作来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走向世界。如程霖教授、王昉教授与Terry Peach教授合作主编的英文版论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分别梳理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特征以及中国汉代经济思想的历史遗产，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历史发展规律、价值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等均有所阐发，先后由国际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舶来经济学说的传播应用和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理论升华。中国经济的改革深化和转型发展，提炼升华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就是其内在逻辑体系，经济学者在此体系中就一定约束条件下如何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给出可行性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和提炼的过程中，寻找一般意义和普适意义，进而再上升到理论层面。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现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实践，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经验，中国学者也不断探索着中国改革的各种理论，包括如何成功变革和避免失败，以实现长治久安的综合治理的中国改革理论。
当然，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也触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经济理论的众多争论和深入反思，尤其是国内学者提出了诸如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新养老经济学等新的理论学说。但在笔者看来，一些所谓新的经济学说并非对既有发展经济学，以及其他成熟经济理论根本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其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一方面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检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于过渡性而缺乏终极和普遍意义，尤其是缺乏像基准理论那样强调改革方向和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感。与此同时，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经济场景和诸多新的典型事实，其中也蕴含着经济理论创新的空间，一如1929—1930年大萧条后宏观经济理论有了重大突破。
笔者以为，既能让中国改革成功，又能最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促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决之道，一定是那些将“指导改革方向和指明发展目标的基准理论”与“充分考虑国情而又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新的经济理论，以及以此给出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这样的理论，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既要有内在逻辑推断的理论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历史大视角、国际大视野来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且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理论、历史和统计三维度的分析缺一不可。
笔者也曾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来尝试研究与解决中国问题。比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做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究，就着力完善多部门大型量化准结构性宏观模型（IAR-CMM），并注重三个维度的结合：一是宏观预测模型应该充分考虑中国元素和综合治理，对于内含的多个板块要求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短期政策应对变量与长期改革参数在所有板块中形成辩证统一，以此达到宏观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基于扎实的数据采集和整理进行严谨的计量经济分析、理论内在逻辑分析及历史视野比较分析。三是不仅要做大概率的点预测，更多还要考虑如何规避和防范一旦出现、后果严重的“黑天鹅”小概率事件，以及如何应对已有显著迹象的“灰犀牛”大概率系统性风险，以及进行“稳经济”的各种情景分析和反事实分析，从而对不同风险和政府不同增长目标给出优选方案和备选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四是既要考虑到短期波动风险，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交互叠加和相互作用，也应关注中长期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及其向纵深推进的方式。
笔者在对中国改革问题进行分析时也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比如，《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振兴中华变革论》一书的一条主线就是紧紧围绕着国家治理与良性发展的三要素展开论述。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中国改革不能就经济谈经济，单靠经济治理领域的单兵突进不可行，必须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因素也考虑在内，以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念、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关系并加以谋划。这是因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国家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包容透明的社会治理，是好的国家发展与治理三要素，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充分必要条件。
古今中外的实践反复证明，凡是经济社会取得成绩或进步，基本都是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进，而出现问题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欠缺所导致。中国下一步需要围绕上述国家发展治理三要素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强化长板、补齐短板，才能促进远景目标达成，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经济理论、经济思想源于经济实践，且最终还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发挥指导作用，并经受实践再检验和历史的检验。这就是为什么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时，笔者反复强调需要采用 “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现实问题，既有一般性，也有独特性，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研究还需要着力处理好一般性和独特性的关系。
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学者和智库的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建议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为此，笔者试图总结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
方法一：也就是笔者前面反复提到的，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坚持以一般（全局）分析为核心的综合治理理念，不应过度宣扬控制实验方法的“魔法性”，夸大局部分析的结果。尽管控制实验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往往是科学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第一步，但如果不进行全局均衡分析、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外推有效性就大有问题，会导致盲人摸象、以点带面、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得到的不是整体事实和全部真相的结论，甚至会得出脱离常识、异常片面或荒谬的结论，给出错误的政策建议和改革举措。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在当前比较普遍，如果其相关政策建议被采纳，不仅解决不了短期存在的现实经济问题，更谈不上提供长期解决方案，甚至会导致严重后果。
比如，双重差分法（DID）、随机控制实验（RCT），是当前国际经济学界较时髦的研究方法，但采用这种局部性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往往至多只能陈述部分事实，而不是全部，其结论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都大有问题，难以推广使用，否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国际经济学顶尖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知青下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的文章，就是采用DID这样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其得到的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轻的结果。尽管从局部和单一效果看，知青下乡当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人力资本和带来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到上山下乡运动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特别是1700万知青中断学习下乡给个人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如果这样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方法是可信的，人们或许可以类推出“大饥荒有利于减少高血压和胆固醇，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结论；又或者类推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人们在家工作而减少了开车发生事故的概率，从而是一件好事”的结论。
方法二：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还涉及价值判断，因此换位思考和系统地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就十分重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一门学科，从自然科学中吸收借鉴了许多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研究问题主要依靠控制实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比研究自然科学问题要复杂得多，涉及经济主体的行为，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部环境等众多因素。研究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往往需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做控制实验的科学实证分析，还需要综合治理的全局分析。
综合治理就像做好管理工作一样，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更复杂的是，还需要有价值判断的规范分析，而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容易上升到意识形态，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来看问题和断是非，往往就会导致很大争议，甚至用自身立场代替是非观念。因此，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除了要采用方法一中提到的一般均衡分析，还要换位思考和采用“三维六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要有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强调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方法三：在解决具体现实问题和进行政策研究时，轻敌是大忌，不能只考虑有利因素或己方的胜算，还要充分考虑风险和众多不确定性。也就是说，要有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和风控意识，要充分考虑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这和鼓舞人心的宣传工作是大不一样的。宣传工作可以只注重或侧重正能量，但旨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绝不能这样做。然而，现在许多智库和研究者通常只看到经济形势的有利一面或自身有利因素，盲目乐观，过高估计或抬高自身的优势，只愿意看到竞争对手的弱点，对困难或竞争对手的优势往往考虑不足。这样的所谓研究成果势必会产生很大误导，甚至后果严重。
比如，许多学者在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预测时往往过于乐观，对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和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的系统性风险估计不足。不少学者和智库在中美关系的应对上，一味地看到己方的优势和对方的弱势，往往不愿意正视己方与对方的差距。这种一厢情愿地看低对方、高估自己，如“全面超越”论、“双赢就是我们赢两次”论等论调，不仅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还可能引起外部的强烈反弹，甚至成为遏制中国的借口和依据。类似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如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谡，只考虑自己的胜算，没有充分考虑对方优势，往往会导致失败，甚至造成国家的危机。
方法四：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作出政策建议和改革方案时，要清醒认识到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的转化，不要因为中途出现问题而轻易否定某项改革举措。许多因素孤立地看，只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做成事情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但是，许多人却因实施过程中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必要条件可能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真正将事情做成。所以，既不能轻易否定，也要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和综合治理。
例如，市场经济制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也是国家治理和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现了繁荣富强和良性发展，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场经济，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另外两个要素，也就是政府和社会两个要素相结合，发挥恰切的作用，才能共同构建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良性的发展，使国家真正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然而，不少人将必要性和充分性混为一谈，很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改革不到位，辅助改革措施不到位，一旦出现问题，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要走回头路。
方法五：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时，特别要准确把握信息、激励、效率和公平四个关键词。在论及发展成效时，要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度量和评估，例如同时采用中值而不仅仅是将平均值作为度量标准。由于经济主体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逐利的，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在商言商的情景，再加上经济主体间的信息往往是极度不对称和不透明的，因而需要采用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来搞对激励，让信息透明，让人们能真实获取信息，而不是政府一味主导。
所谓搞对激励，指的是实现有主观能动性的“我要做”的激励相容，而不是采用“要我做”的被动强制措施。我们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实施（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同时让政府和社会发挥恰当的作用，让公共信息尽可能透明、社会治理更为包容。
同时，过程公平、机会平等无论是对市场效率还是对社会稳定都异常重要，但受重视程度还非常不够，原因之一是度量的标准问题。现在一个常用标准就是用平均或人均来表达发展成效，这当然是一个度量经济发展的进步指标，但也有很大的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注重平等，使贫富的巨大差距被平均掩盖掉了。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人均GDP也突破了1万美元，但这仅是刚踏进中等发达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与发达国家5万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收入差距悬殊。也就是说，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已是上中等收入国家，但从中值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所以，从注重公平及社会稳定的视角看，还需要采用中值来度量均衡发展的程度，而不宜仅仅采用平均值来度量发展成效。
方法六：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优（optimality）分多层次，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局部和全局之分，有最佳（first best）和次佳（second best）之分。随着制约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third best）、次次次佳（fourth best）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长期最优，短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笔者在开篇就谈到，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
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同时，不能由于紧急、突发情况（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所采取的极端手段短期有效，就试图长期固化下来，这就像战时的军事管制不能因其短期有效，就将其在常态环境下长期固化下来一样，一定要谨防短期、局部最优可能会带来其他后果。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学术的进步，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鉴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国经济学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见和误用亟须加以澄清。笔者所列举的六大关键研究方法在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研究中都有其现实针对性。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在经济分析中应努力做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历史视野“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从而使得研究的过程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国经济学才可能真正实现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的有机结合，既有助于研究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又能够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