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变局与新冠肺炎疫情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竞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发达经济体超宽松政策效应溢出等一系列重大外部风险。同时，中国自身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较大、家庭部门债务持续攀升、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关键高新技术瓶颈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今年以来快速上升，使得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成本激增，尤其是许多中小企业受到明显冲击。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风险和挑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抓住新发展阶段机遇、应对其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除了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改革和管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挖掘内部需求潜力外，还要进一步全面扩大对外开放，深化高层次国际经济合作，为构建高质量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互动的新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需要努力寻找不同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同时增加社会的包容性和透明度，以此增加相互信任，构建面向未来的更高水平国际循环。具体来看，中国下一步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围绕高层次国际经济合作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第一，深化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参与乃至引领全球经贸规则升级，倒逼国内经济改革深化，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规则制度基础。当前，世界各国围绕全球经贸规则的博弈日趋激烈，新冠疫情又推高了全球经贸合作的壁垒，同时新技术革命也推动新领域的规则、标准不断出台，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深化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参与乃至引领相关领域更高标准的全球性经贸和投资规则设计、调整的过程中，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促进、倒逼国内经济改革深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实现商品服务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尽管面临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干扰，但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等依然是开放体系下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其中，关于“三零”目标的实现尽管在短期内困难重重，但应作为努力的方向。

一方面，对外要加速与国际更高标准经贸和投资规则体系的对接。2020年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太平洋15国经过平等协商和专业谈判，达成了一份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体系，标志着与欧洲、北美三足鼎立的东亚太平洋贸易一体化板块的形成，为发展WTO规则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达了积极态度。作为目前全球最高标准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CPTPP所有缔约国家最迟将在2039年之前放开至少95.9%的关税细目，这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应。近期，英国已加入了CPTPP的缔约谈判，而中国与CPTPP缔约国中的多国同是RCEP成员国，或签有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应发挥好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对内要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等领域的新型规则设计。在知识产权保护层面，应立足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逐步对接CPTPP为代表的更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在国有企业方面，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规则体系。在政府补贴领域，应遵循《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逐步推动从专向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的过渡。整体上，要以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规则制度基础。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民企的活力优势，激发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动力，大力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弹性和竞争力。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及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世界各国纷纷重新审视自身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问题，在地化、多元化建设正成为各国进行产业再布局的重点考量，加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脱钩和对特定企业的所谓制裁等，使得中国深度嵌入并曾受益其中的区域和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受直接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提高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弹性和竞争力，以稳定的价值链来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的通路，以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来落实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综合来看，从民企为主要技术创新主体和第三方市场经济合作两个角度双管齐下，有助于强化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落地生根。

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应用科技创新更多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主要是靠赢得市场竞争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对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更加敏感，更趋向于将资本投入到边际生产率高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它们在运用创新规律方面更具活力和优势。

同时，中国应开拓第三方市场经济合作这样一个更为包容、平等、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方式，也相对较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它通过两个或多个国家与包括政府、跨国公司和多边组织等在内的第三方开展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合作的模式来实现互利共赢发展。对于第三方市场合作，同样应该发挥市场、民企的主导作用，单纯依靠政府、国企推行“走出去”战略，容易引起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警惕和反弹，包括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尤其是那些依靠行政力量合并重组的巨无霸国企，在国际上跟其他国家的私有企业相比，往往也有压倒性优势，这可能会加大所在国同类企业和政府的担忧。我们在国内改革中要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也应遵循这样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因此，应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深入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与跨国公司、多边组织合作，从而凝聚形成激励相容的利益共同体。

第三，响应数字技术变革和新能源变革趋势，更换赛道，面向世界拓展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经济合作机遇空间，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和新能源革命方兴未艾。新冠疫情长期化背景之下，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在线医疗、在线学习、线上消费等方面均得到深度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式。数字化转型将成为世界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动力。不过，各国在数字治理规则、数据安全等方面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数字经济合作应成为当前中国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一大重点内容。中国应该在多双边场合积极表态，主动发出同各方加强数字经济合作的信号，积极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维护全球数据安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新动能。

与此同时，新能源动力革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下世界能源结构正从碳能源轨道向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再生能源切换，加快建设“光伏、特高压、新能源”三位一体系统，是中国突破围堵或遏制的重大战略突围点，分别对应着新能源发电、能源传输和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些都是今后乃至世界能源体系的根本性发展方向。通过加速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来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以应对气候变化，也是中国2060年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对中国而言，这恐怕是一场比半导体更重要的竞赛，因为可极大避免能源短板和发动机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且，能源低碳发展的新革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是今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有效能源的根本发展方向。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处于全球前列，应发挥新能源产业链优势，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新能源项目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