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拐点，她所产生的威力，像腾空的火箭，一举扭转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衰颓之势，使中国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国家发展的历史大潮中，无数个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变。作为一个19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着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辈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对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有着来之不易的珍惜；长身体的时候遭遇了三年“大饥荒”的折磨，在学知识的时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随后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当农民，对中国最底层的农村、农民、农业和积贫积弱的现实有着亲身的体验；改革开放后于1983年1月公派自费出国留学。与我一样，当时许多出去的留学生都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国策才得以负笈海外，实现人生轨迹的改变和跃迁，大家都怀有一颗热爱祖国、报效祖国之心，有一种希望中国尽快振兴的强烈使命感。
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研究的学思践悟
我关注中国改革与发展及其研究迄今已有35个年头，始于我初到美国留学时所见所闻给我带来两个的强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在此之前，我一心沉醉于我自己的学业，对其他事情基本上是漠不关心。当时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一个国家原来可以这么富有！痛苦的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却那么贫穷？难道我们大陆就不能富起来？这样的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改革的原点，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中国改革何去何从，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和发展了，立志要用自己所学、所思、所研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直到当前，国内一些人仍然有一种看法，歧视和怀疑我们海外留学生和海归，以为海归出国几年后西化了，不爱国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巨大差别和海外留学时所遭受到的歧视，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有较大差距，绝大多留学生和海归都非常热爱祖国，都非常关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希望祖国尽快强大起来。我记得刚到美国时，我们留学生经常从晚上6点钟吃饭开始，一直争论辩论到早上8、9点钟。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有人归结于科学技术，归结于李约瑟之谜。但是，我通过理论逻辑和国内外众多国家几千年纵横比较深思研究后所得出结论是，国家之间竞争最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此二者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必须高度重视的，也是我在随后几十年里为之不懈努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稳转型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为国引才储才育才，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这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当时对于中美之间社会经济发展落差的震撼与痛苦，对制度重要性的关注，也坚定了自己从自然科学（物理、数学）向社会科学及其经济学学科进行学习研究的学科转向。为此，在明尼苏达大学读博士期间，我特意选了“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后因其开创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里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与不少中国留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其改革目标和发展趋势。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我的回国梦被一再延宕。毕业之后，我留美任教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和正教授，获得终身教职，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内留学北美的经济学家中在美国大学最早获得终身教职和随后成为正教授的。尽管如此，我须臾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华儿女情，通过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平稳转型，通过筹划和参与中国大学杰出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创新，一直在践行着自己的中国梦。
在此过程中，开始注意到理论与现实、历史、传统、文化、制度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影响，结合所能接触到的各种资料深入思考中国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变局，从而逐步地让我认识到，经济学原创性纯理论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差异，无论是侧重点还是研究方法都非常不同。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切换角度和角色，需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不能唯书本和教条主义，不能过度理想化或过度意识形态化，更不能将理想状态等同于现实去看待和解决现实问题，这样不可能将事情做成功。尽管原创性纯理论，特别是经济学基准理论具有很强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现实指导作用，但理论背后的一些假设也许不是那么吻合现实，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务虚的，对一个问题或问题的某个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现实中当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地很细，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内在逻辑关系，注重的是科学性、严谨性，聚焦的是点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体怎么去用。但分析和解决实现问题就大不一样了，要将一件事情做成，要让改革成功，不仅要讲究科学性，同等重要的要讲究艺术性，也就是要让理论对现实有指导作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时而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需要将影响其结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甚至还需要短期应对风险和发展的政策变量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制度参数应具有自洽性和内在一致性，使之达到总体一般均衡和综合治理，而不是只考虑某个点或单方面因素，这就像一个水桶缺一片或有缝隙，甚至有个小洞，也装不满水一样，需要面面俱到。
特别是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在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时，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差异性。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要将事情办成，一定离不开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这三维度的结合。它们都是将一件事情办成或解决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在现实中，许多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在分析问题时，不知不觉地只关注或集中其中一个维度而忽视其他维度，或者由于理论背后的假设不是那么符合现实而完全地否定其理论的导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论的结论而忽视前提假设和实践真知的极端重要性，或看问题短视。的确如此，从事实践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视甚至否定理论的重要性，而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条，脱离现实看问题，意识决定存在，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将理想状态等同客观现实，这样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弄不好，其中一些人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使得改革何去何从的问题时常歧见纷呈、莫衷一是。
当然，更多的人考虑问题是单向思维，不全面，偏激，走极端，强调一点，否定其他，往往是用一个命题或结论成立的某个必要条件反对其命题或结论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条件。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在谈到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时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或在谈到政府作用时就忽视市场的作用，在谈到工业革命重要时就一味否定基础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还有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如在总结改革成功的时候不是试着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强调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成功时往往忽视或否定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重要性）。这种类似的偏激还反映到学科间的相互鄙视。比如，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不少人由于自己所学轻视其他学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爆发的文化之争——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学人文的看不起科学，觉得学科学的没什么文化，懂点专业，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构主义或社会建构主义者就极力张扬人文精神，对科学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质疑。而学自然科学的却认为，你们人文学者却连科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学者呢？纽约大学有一位叫索卡尔（Alan Sokal）的物理学家就认为建构主义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儿欺骗读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写了一篇“诈文”登在最权威的建构主义的期刊《社会文本》（Social Text）上，引起对方不少人的赞同，一个月后在另外一个杂志上说明那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样的争论也出现在关于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辩论中，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经济学界风气确实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象、虚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务实，埋头钻研。经济理论和应用的学术研究及其讨论本应是严肃的，但似乎是越来越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不少人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的话没有科学性和严谨性，给出的结论，既没有逻辑，更谈不上内在逻辑，就连简单逻辑都没有，缺乏常识，也没有实证，更是短视，但弄不好，说不定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从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所以，我们学者特别需要自律。另一方面，我个人信奉的理念是，可以不说话，但不说假话，即使真话有时不合时宜，出于公心也应敢于发声。在这方面我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的大饥荒年代里，他冒着被撤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坐牢的危险，坚持真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农民们粮食将尽的事实。上面派干部和公安局的人来核查，最后从厕所农民的大便中没有发现任何粮食残余而全部是蔬菜残余之后才相信父亲的话，使得他所管辖的一方人免于饿死。
总的说来，理论逻辑维度注重的是科学性与严谨性，而实践真知维度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现实性，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然而，仅有理论和实践还不行，弄不好会短视，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最优而不是长远或全局最优，因而还需要采用历史视野的维度来弥补可能的短视问题，这样分析解决问题时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人文社会科学更注重历史视野。比如一幅油画，太近了看发现不了油画的美，看到的也许都是坨坨点点，但拉长距离来看可能就很不一样的了。总之，要做有思想的学术和立有学术的思想，就必须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维度的结合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才可能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结合。我在出国前学的是自然科学和数学，到美国后学的是经济学，再加上大学前的下乡几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财经济学教育改革实践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时喜欢读历史和其他各种书籍，这些生活、学习和行政方面的经历和历练使得我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及历史视野三位一体分析方法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我在做中国问题研究时，尽可能采用这样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希望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尽量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下一步发展关键靠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中国四十不惑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航程，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挑战空前，中国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变及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在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的大前提下，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更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更大力度的全球化开放，不埋头苦干、韬光养晦，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因而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智慧、更大的定力、更大的力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尤其是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重中之重，同时让政府在维护和服务基本职能边界内更好发挥作用，包括作为“裁判员”的规则维护者作用，而不是作为“运动员”高度嵌入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去，并且这样的改革一定是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的辩证统一的改革，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及其各个层面互动互补的综合改革治理，才有可能应对，导致平衡充分可持续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此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要正确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尤其要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基本要靠民企，而不是国企，应坚持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以史为鉴，知兴替，如我在合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以国有企业为主导来推动工业化，分别在洋务运动时期、抗日战争前后、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它整体上无法从根本上同时解决国企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挤压民企、不利创新及造成社会不公这五大弊端，并且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大发展主要靠的不是国有经济，而是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后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并将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发展中发挥主体作用。
的确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经济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得益于民营经济大发展。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归结于党的领导，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不过改革开放之前也是党的领导，也有人归结于政府的主导，但改革开放前也是政府的主导，甚至更厉害。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后都有的因素。辨析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应按照实验物理学中实验的基本方法论来谈什么是差异因素，还要找出哪些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经济增速的巨大差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新因素就是邓小平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选择和市场化的改革，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改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包括民营经济的非国有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在今后的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及其减少地方政府债务方面仍将会起到主要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
十九大报告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直接使用民营企业表述，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无疑是抓住了发展的关键。民营经济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已经占绝大部分比重，为什么下一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还是要靠民营经济呢？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得靠政府、大学。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稳定，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创新。二者一个立足当下，一个立足长远，不可偏废，不应对立。
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和商务方面的创新基本靠民企，为什么？全世界所有技术创新的成功率是多大？即使在发达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其创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在中国可能连5%都不到，如果创新只有5%的可能性，国企敢创新吗？哪一个国企的领导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创新，即使他敢，上级主管部门会同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即使厂长经理敢去创新，上级主管部门也不会让你冒大的风险去创新，因为拿的是国家的钱、老百姓的钱去创新，但是创新95%的可能性是失败的。并且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中的国企有激励和动力去创新？这样，创新只能主要靠自愿承担风险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企。老百姓不一样，民营企业哪里有钱哪里赚，甚至是铤而走险，无论怎样，失败了是亏你自己的钱。所以说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更加要靠民营经济，能不能让民企和国企公平竞争，同等地对待呢？
但是，现在有一些非常不和谐的论调，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相背离，那就是所谓的民营经济离场论。主要观点是“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理由是“私营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应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而“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这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多民营企业为了生存，主动向国企靠拢，寻求公私合营。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的结果是什么？是随后公有制经济的铁板一块，是经济的激励扭曲和低效。中国一定不能再折腾回去，重走那条老路。
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封闭，而且会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第一、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尤其是生、老、病、居、教等民生需要，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第二，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减轻外界认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活动的印象；第三，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