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根据郑永年教授对“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外交对策”主题的讨论整理而成。
在近代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体系出现之前，世界呈现出多个帝国并存、等级制明显且相互分割的封建格局。由于现代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近代以来建构的主权国家之上，借用近代主权国家兴起之前的“封建”概念，我们可以说，当前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新的“封建”特性。随着美国作为一霸超强的衰落，世界其他大国开始“逐鹿中原”——都想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势力范围、国际乃至区域秩序，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
近代之前国际秩序的封建性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帝国并存的时代，如罗马帝国、中国的秦汉帝国等。尽管这些帝国内部也有人口流动和贸易，帝国间也有部分贸易往来，但规模十分有限。如中国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贸易路线，其规模占当时的帝国内部贸易总量极为有限。总的来说，帝国并存主要表现为相互隔离，且常因帝国的扩张和不同的宗教、种族、民族的矛盾而发生战争。
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在西方的兴起，国际关系演变成了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society），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如果说一个社会的成员是个人，那么国际社会的成员便是主权国家，并且原则上主权国家之间是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关系和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封建社会”不一样，前者表现在平等性，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而后者表现在等级性，如中国的朝贡体系是等级性的，并且其他国家也接受这种等级性。实际上，朝贡体系不仅仅表现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世界各个帝国内部也存在朝贡体系，印度帝国和罗马帝国等无一例外也都是等级化的。只因中国比西方进入近代主权国家形态要晚，中国的朝贡体系才会那么突出，但朝贡体系并不是中国的发明。
进入近代以后，以主权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国际体系也经常发生战争，最典型的是一战和二战，主战场发生在欧洲主权国家之间。但在国际秩序“两极化”的美苏冷战时期就不能称为“封建”了。“两极化”指的是美苏两大集团，一边是较大的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另一边是较小的苏联市场。同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少有能躲避这两大市场的，要么跟西方关系多一点，要么跟苏联关系多一点。美苏冷战就是以意识形态阵营分割的国际体系。
美国的衰落与世界一体化的瓦解
当代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首先指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推进的世界一体化的瓦解。一体化的第一种表现就是冷战期间的“两极化”已不复存在，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其次是美国成为“一霸超强”之后，对世界秩序进行的重建，这里既包括军事安全上的，也包括经济全球化方面的。但有几个基本条件：一是美国主导全球化，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也接受了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二是联合国在国际层面提供的集体安全，能够协调国家的行动，并且联合国对大国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力；三是形成了全球比较认同的共同价值观，突显国际体系的现代性。这也进一步说明，全球化不仅仅是关于货币、货物、贸易的全球化，而且随着苏联的解体，西方倡导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成为全球范围内主导的意识形态，至少西方是这么认为的。
但世界秩序一体化的存在几乎是短暂的。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体制。此前西方有一种天真的幻想：即便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之上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将促成中国转变为西方式的体制。但事实上，中国积极跟西方进行多方位的对话，求同存异，尽量找到共同利益。
今天，美国犹如“周天子”，不再是一霸超强，其“世界警察”的角色变得名不符实，美国很难用自身的力量维持以其为首的世界体系了。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帝国的扩张过度带来了成本过高的问题。美国过于自私，在一霸超强的情况下“假公济私”，大肆扩大地盘，成为一个新帝国。但帝国扩张过度，美国支撑这个体系力不从心。这是特朗普时期美国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撤出国际事务、减少对盟友承诺的直接原因。拜登上台后改变了这种做法，但是特朗普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美国想维持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但国力却难以维持。二是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因为美国帝国的扩展，尤其是美国领导的北约连续五次的东扩，引起了俄罗斯的反弹，俄乌战争就是这种反弹的表现形式。三是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土耳其、印尼等的崛起，与美国分享世界权力。
大国崛起，各国欲建立自身势力范围
当人们今天说大国关系的时候，往往指向中美关系。尽管中美关系的确重要，但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中美关系，很多国家不一定非要在中美两大国之间选边。当代的情况和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时期的情况已大不相同，更多国家不再做简单的二选一，各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保证国家安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罗斯。北约作为一个集团，如果没有外在力量制约的话，它的扩张永远不会停止。俄罗斯因此一直感到不安全。因此可以理解，俄罗斯想要通过建立一个类似“小苏联”的集团来对付北约，因为只有这样北约的扩张才可能停止，俄罗斯的基本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印度也正在变成一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大国。印度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跟中国差不多，甚至明目张胆地购买俄罗斯的能源来获利。近年来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来制衡中国，一些人认为印度会站在美国这一边来谴责俄罗斯，但印度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印度从传统上讲和前苏联的关系很好，印度的军事和装备系统也基本上来自前苏联和俄罗斯。而且，印度跟中国一样，也是一个文明国家，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不会完全靠向美国，美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收编”整个印度。尽管印度和中国的立场差不多，但印度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国际压力。
土耳其这次在俄乌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令人刮目相看。在一定程度上说，战事发展迄今土耳其是唯一的赢家。土耳其既谴责俄罗斯发动的战争，也谴责北约没有处理好对俄罗斯的关系，同时土耳其还施展了高超的外交能力，把俄罗斯和乌克兰牵在一起，在首都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多轮谈判。近日，土耳其也趁有利的国际环境越境打击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土耳其曾是一个穆斯林帝国，近代以来，土耳其从以前的穆斯林宗教国家变成世俗化的国家，但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上台后一直在推行“再宗教化”和“去世俗化”，雄心勃勃地想要构建一个突厥语系（Turkish）的联盟和帝国。如果他成功了，凭借土耳其一直以来对疆独势力的影响，将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形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欧洲方面，英德法等国看似是因为俄乌战争实现了拜登所说的欧洲内部的“团结”，实际上欧洲诸国还是各有利益、各有想法。德国作为曾经的欧洲强国，因为二战失败变成了一个经济强国，而不是一个军事强国。德国这次利用乌克兰危机进行再军事化，其军事预算一下子提高到2%，而且因为俄乌战争没有国家明确反对。不过，德国的目标并不是永远依附美国，德国被美国“团结”也只是暂时的。德国在追求欧洲军事强国的地位，法国也在追求领导欧盟的地位，甚至英国脱欧也并不是为了依附美国。德国再军事化从长期看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改变将是非常深刻的，人们不要忘记了一战、二战都是在欧洲大国之间展开的。
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也是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印尼在东盟的角色如果能恢复到1997年以前苏哈托时期那样的话，其在东南亚的老大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印尼也一直在追求地区大国地位，对美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来说，印尼是重中之重。印尼的崛起无疑会对我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东边的日本也是另外一个大国。尽管中国崛起以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大大超越了日本，但日本毕竟还是曾经的世界第二、现今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迄今从技术等各个方面来说依然是有很大经济能力的大国。日本凭借其科技和经济能力，加之美国的相助，一直在追求自身的势力范围（bloc）。日本现在是CPTPP里面的主要经济体，其经济力量在CPTPP中最强。中国去年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被视为是中国的“二次入世”，但这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对中国加入CPTPP的态度。日本更是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主要阻力。
国际秩序的区域集团化和价值集团化
大国们都在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从经贸领域到军事领域的势力范围。土耳其想要构建东突厥斯坦；印度既在军事上同时跟美俄两国打交道，又想在经济和军事上保持着相对独立；日本想要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再军事化，追求军事上的独立。这些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领地”，国际秩序出现区域集团化和价值集团化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区域集团化（regional bloc），表现为几种情形。首先，国际秩序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区域经济集团。但这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区域集团化，要与过去全球化状态下的、和全球化相向而行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区别开来。过去出现的包括中国-东盟、北美自贸区、欧盟等在内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和全球化发展是相向而行的，而今天的区域集团化表现为我们经常所说的“团团伙伙”，和全球化背道而驰。
其次是集体安全机制的失效。目前联合国已经失去信用，乌克兰战争表明了二战以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解体。当联合国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约束成员国遵守规则时，表明联合国的系统已经失效。联合国不是国家，只是一套规则，当规则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时，这些规则就基本上处于解体状态。
再次，人们对现代性失去了共同的认同感，土耳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近代以来的土耳其一直追求世俗化，但当代的土耳其却在追求“再宗教化”和“去世俗化”。“去世俗化”这样的区域化趋势更容易造成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
第二种情形是所谓的价值集团化，也就是美国一直在鼓吹和追求的所谓“基于价值之上的集团”（value-based bloc）。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同属一个民族，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印度、印尼等国也追求他国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同。
这就是国际秩序“新封建”现象。“新封建”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就能主导的。纵然中美关系很重要，但也无法阻挡国际秩序走向“封建化”——各个大国都在追求和建立对己有利的势力范围，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各自为政的区域性秩序。同时，尽管区域性秩序之间也会有交往，但这种交往不会像以前一体化那样能够充分地促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新秩序下的中国对策
中国不是美国，不做、不学美国去当世界警察，称霸世界。中国也不是苏联，自然也不做、不学苏联的封闭与集团化。冷战期间，美苏曾各自占据一个集团。现在的美国在延续过去的方式，俄罗斯也在创建自己的集团。中国既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的模式，而是有自己的模式——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区域大国，然后从区域大国（regional power）走向全球大国（global power）。中国模式中，开放和包容是关键。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搞集团化，搞排他性的多边主义，而是致力于建立包容开放的多边主义和区域多边主义，以此继续推进全球化，最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
第一，从短期看，我们要更理性和科学地应对新冠疫情，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本领。中国要逐步开放，否则会面临与西方的脱钩。既然西方各国都开放了，我们不开放就会是自动脱钩；而一旦脱钩则会促成美国世界秩序两极化的目标。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我们都要防止与西方脱钩。再者，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用最小的经济成本来对付新冠。现在我们应付新冠的经济成本还是过高。而且，我们要为社会减少压力。目前社会积攒了很多抱怨，这在加重社会压力。但是，开放也不能激进地开放，而是要逐渐、科学渐进式地开放。毕竟新冠病毒危害到人的生命，要尽量减少牺牲，要根据新冠病毒变异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应对。如果是激进的开放，也会造成社会反弹，导致一些无组织的社会暴力。比如2003年SARS期间，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封村、封巷、封楼。一种逐步的、有组织的、有序的开放更符合我们的国情。
第二，要理性处理中美关系。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美国的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和挑战。美国的衰落是其内部的问题，中美关系恶化也是美国内政的反映。我们要允许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尽量减少跟美国的直接冲突。
第三，要独立处理跟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述的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关系。我们在处理跟其他大国关系时受中美关系（美国因素）的影响过多，我们应当有独立的政策处理与这些大国所处的“势力范围”。
第四，继续搞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金砖国家和亚投行等多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但在新时代，我们要改变外交方式，要从过去融入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转变为主要跟不同大国和大国集团打交道。国际秩序的封建化使得国际局势更加复杂，我们需要改变外交哲学，提升外交技能。
本文原载于大湾区评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