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后的冷战时期，世界出现了两个“国际秩序”，分别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领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战结束后，“自由国际秩序”“一枝独秀”。美国不断利用威逼、利诱和政权变更等手段将越来越多国家纳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导致不少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并在一些国家制造政治动荡和发展艰难的苦况。不过，近十多年来，“自由国际秩序”却出现了无以为继的局面，原因包括越来越多国家认为它是一个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而美国自己又经常违反它所订立并强制他人遵守的游戏规则。比如，美国与其盟友在没有联合国授权下悍然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美国不断挑战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与决定。

从历史角度看，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是全球政治格局发生“构造变化”（tectonic change）的重大事件，将以不同方式让那个“自由国际秩序”最终走向彻底崩塌。讽刺的是，这两场导致大量生命和财产丧失的灾难都与美国错误的外交政策有关。

美西方不再占有道德高地

首先，它们验证了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的联合国在美国的刻意漠视和蔑视下，再难有效和有力担当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的组织。联合国无法采取行动避免和结束俄乌战争，而美国又公然否决联合国内绝大部分国家要求加沙地区停火的议案。当联合国变成一个羸弱和失效的国际机构后，美国的单边行动便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失去国际社会的认同，连带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也不断丧失认受性。

第二，在巴以冲突中，美国不但纵容，甚至提供军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对巴勒斯坦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进行近乎种族灭绝和令人发指的暴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严重违反和嘲讽“自由国际秩序”所声称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和对种族灭绝罪行的禁止。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对以色列的暴行视若无睹，与它们严厉指控和谴责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犯下所谓“战争罪行”的立场大相径庭。巴以冲突清晰暴露了美国和西方在道德上的伪善和双重标准，对不涉及西方的人道灾难的麻木不仁，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强烈不满和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的彻底道德破产。换句话说，“自由国际秩序”在道德上已经无立锥之地。“自由国际秩序”将会不断萎缩，其所宣示的价值观又备受质疑。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亦将岌岌可危。

第三，俄乌战争证明了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在本质上的“排他性”、“扩张性”和“强制性”已经对世界和平构成明显威胁。美国要求所有自愿或被迫参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国家都要采纳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与价值观，拒绝接受其他政治和经济模式与价值观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主催的北约东扩可以理解为美国要通过围堵俄罗斯、变更其政权、最终改变其政治和经济体制，从而进一步在欧洲扩大“自由国际秩序”的一项战略部署。俄乌战争的本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俄罗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自主的一项“防御性”行动。既然“自由国际秩序”的不断扩张已经引发了俄乌战争，而俄乌战争的规模更有可能扩大并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更大的威胁，则世界各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抗拒必会与日俱增。不少国家更非常担忧美国为了扩张其“自由国际秩序”而围堵中国并引发祸及全球的中美大战。“幸亏”美国在这场带有“代理人战争”性质的俄乌战争中正在走向失败，最低限度没有成功的机会，这必将鼓舞更多国家以各种方式反抗“自由国际秩序”和其代表的美国霸权。

美将成世界进步的绊脚石

历史将会证明，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是国际格局走向深刻变化的催化剂，是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走向崩塌的推手。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证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发展、公平和公义，反而反其道而行。当然，“自由国际秩序”仍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存在，但其主要成员却可能主要是美国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其他国家则退出或者虚与委蛇。无疑，“自由国际秩序”崩塌后，世界将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一段“国际失序”（international disorder） 的情况和由此而带来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然而，过去一段时间不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积极和紧迫地探索“自由国际秩序”的替代品，并在一些区域尝试建立和实施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一带一路”合作和金砖国家组织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必将加快这方面工作的步伐，从而推进一个新的、更公平合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利和尊重各国利益和需要的新国际秩序的诞生。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越来越得到非西方世界的重视，并有望成为建构新的国际秩序的理论指引。不过，必须清醒认识到，美西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更不会接受其世界霸权沦丧的历史必然，因此将会是新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最大绊脚石。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