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技术与权力的深度耦合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成本收益评估，进而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在人工智能时代，各国不断调整战略布局，基于不同目的开展国际合作或发起国际竞争，以权力互动获取全球范围的增益。通过对人工智能国际竞合关系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解析，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些转变的深层含义，也会为缓解国际竞争紧张局势、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关键词：人工智能 国家权力 国际秩序 国际竞争 国际合作
2023年是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国际关系的关键节点。从技术层面来讲，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既为国家对外交往提供新的载体和能力，也为国家安全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从议题层面来讲，人工智能为国际关系创设了安全、伦理、发展等一系列新议程，需要在全球治理的框架下加速推进；从形式上讲，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快速展开，不同的权力关系推动国家遵循不同的竞争或合作路径，塑造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互动的多样形态。综合分析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获取、持有和期待的影响，探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与合作背后的权力逻辑，可为化解国际竞争困局、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策略的影响
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全局性的新兴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它不仅为国家在技术层面提供新的能力和手段，也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引发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国家间的权力策略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
第一，从权力获取的角度来看，“惩罚”“报偿”和“规制”三种手段的成本和收益受到严重影响，综合改变了国家获取权力的策略。人工智能对国家权力获取的影响是复杂而深刻的：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赋能作用，可大幅度降低国家获取权力的成本。在智能技术加持下，国家能够对战略态势进行实时地感知和判断，选择更加高效的权力行使手段。自2018年以来，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IARPA）及其下属的各类办公室开启了数十个人工智能项目，包括涉及智能情报收集的Amon-Hen项目、机器辅助分析的ACE项目以及自动政治事件预测的Mercury项目等。这些项目显著提升了其情报方面的信息优势和决策能力，并在此后的乌克兰危机等重要国际关系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开创了一个权力交锋的新场域，为国家间的权力互动提供了新的载体。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互动能够产生重要溢出效应，增加其他领域的权力收益。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美国及其科技企业通过制裁、封锁、撤离等方式对俄罗斯施加惩罚性权力，正如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的部长助理西娅·肯德勒所述，“这不仅使俄罗斯难以接触尖端数字技术，其国防工业、军事和情报部门也无法获取西方制造的大多数产品，俄军事实力受到削弱”。人工智能因而也被认为是关键技术、颠覆性技术和战略性技术。
人工智能带来权力获取的成本收益变化，致使更多国家拥有灵活使用“惩罚”“报偿”和“规制”三种权力的可能性，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的新现象。首先，就在传统地缘政治中几乎与大国绑定的惩罚性权力而言，权力获取往往需要凭借强大的实力和控制力，“制海权”“制陆权”等战略概念由此诞生。而在人工智能领域，本身并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也能通过网络攻击、信息战或控制数据流和算法施加影响。这种能力的获取并不完全依赖传统的军事实力或经济规模，而是更多依赖科技创新、人才集聚以及战略战术的巧妙应用。其次，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通过奖励等手段使对方服从并由此获得报偿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且成本快速下降。这是由于数字技术的传播和复制不会增加成本，还能通过更多的用户加入提升价值。因此，传统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人工智能所处的数字领域。从现实的国家间权力互动来看，通过技术支持、数据共享、经济援助等形式提供报偿对于权力的获取国来说近乎零成本。这会使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因依赖先进国家的技术援助而陷入新型依赖关系，造成国际关系中新的不平等。最后，人工智能领域规制性的权力手段不仅与惩罚性和报偿性手段结合更加紧密，而且还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规制性权力能通过国际标准、技术协议、行为准则等方式为惩罚性手段和报偿性手段提供更具“合法性”的执行框架。比如，美欧自2019年开始对《瓦森纳协定》进行修订，将两用技术和新兴技术列入管制名录，为联手通过封锁、制裁和禁运等惩罚性手段施展权力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制性手段带来的权力影响更为深远。当前人工智能基本处于技术初生和发展阶段，一旦一国对另外一国形成强有力的规制，则可能直接通过结构性权力的发挥使权力的承受方在技术发展浪潮中掉队，难以获得对未来技术革命的主导权。这种权力的施加，不仅能够塑造国际技术标准和规范，还能决定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速度，进而影响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力和战略地位。因此，规制性手段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运用对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从权力持有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领域潜在的权力与现实的权力之间的分野逐渐弥合，进而改变国家所持权力资源的评估方式。在罗伯特·达尔等多元主义学者的视角下，潜在的权力与现实的权力之间存在差异。现实的权力将权力视为因果关系的起点，意味着改变他人意图的能力，而潜在的权力则指的是将资源转化为实际力量的可能性。从概念来看，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由于数据、算法、模型等权力资源本身的高附加值以及各国对人工智能战略评估的前瞻性，潜在的权力往往也被看作与现实权力相等的评估因素。比如，尽管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发展水平上仍然存在差距，但美国一直忌惮中国的市场能力及创新水平，并认为中国可以凭此“损害”美国目前基于技术优势而攫取的霸权红利。再比如，具有营商环境优势的英国和占据半导体供应链关键地位的荷兰虽然尚未进入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但也能将之转化为可以召集世界性的人工智能峰会的现实权力。由此可见，在人工智能领域，对权力关系的评估往往会将更广泛的潜在资源纳入其中，因此具备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第三，从权力演进的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之间的能力水平和利益冲突不断变化，进而影响国家战略目标的设置和权力期待。权力关系的形成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个是能力水平的差距，另一个是利益关系的冲突。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领域，技术发展的突变性以及技术内涵的不确定性导致国家之间在这两个要素上的关系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安全及伦理风险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赋能等宏观层面，国家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广泛嵌入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国家在特定的治理议题上也存在普遍的利益冲突。这两方面导致国家之间的权力互动更加复杂化。
除此之外，技术发达国家承担了技术初生阶段的风险，拥有先手优势，同时担心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突变的机遇迅速实现追赶和超越，因此会将技术优势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密切联系，从而对权力关系的变动更为敏感。尚未建立技术优势的国家则担心发达国家会赢者通吃、陷其于被动境地，同时又想利用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自己谋求更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更有利的国际地位。这两方面导致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的权力期待更加多样化。
关系连带、资源异质、战略警觉与人工智能国际竞争
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是一个更为热门的话题，但既往的讨论要么更聚焦于大国的战略博弈，将人工智能作为其中的一个子议题进行讨论，要么更关注技术和商业领域的竞争，而没有将其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下。2023年，更多的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间权力关系，从权力角度解构国际竞争的契机正在到来。
第一，人工智能领域权力获取更为综合和灵活，各国往往将其他领域的战略关系迁移到人工智能领域，利用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实现连带影响，是为“关系连带”。“关系连带”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竞争中并不鲜见。比如，美国和伊朗之间对立的战略关系已迁移到人工智能领域。2023年，伊朗军队接收了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阿布·马赫迪”导弹，这一新式武器的成功研发和列装提升了伊朗在这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和能力。与此同时，美国也派出第99特遣部队，协同美在海湾地区的盟友，使用人工智能来预测和防御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除此之外，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致使人工智能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关系连带”。美国国会众议员迈克·沃尔兹曾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是美国对华实施全方面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美国要想不输掉整盘游戏，就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发展，塑造对中国的优势和控制力。从这个角度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双方在更宏观领域权力关系的缩影，这种竞争不仅反映了技术层面的较量，也深刻揭示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力动态。
第二，在人工智能的权力持有方面，一个国家所具备的潜在的技术资源能够迅速转化为国家的实质性权力，各国会在自身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积累潜在权力并谋求向实质性权力转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分工还未成型，竞合规则处于生成阶段，各国要素禀赋不同、外部环境不同，容易产生矛盾和竞争关系，是为“资源异质”。例如，为了促进可信人工智能的采用、降低风险和促进创新，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提出制定《人工智能法案》的倡议。在法案的谈判和推进过程中，法国和德国凭借Mistral AI和Aleph Alpha等大型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资源，与希望强化标准制定和统一市场资源的西班牙等成员国产生分歧和竞争，将“是否对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规制”这一主题推到了焦点位置。这表明在促进技术创新与加强监管之间，具有不同潜在资源的国家有不同的考虑和期待。法德和欧盟其他国家的这种分歧和竞争实际上跟美欧人工智能竞争十分相似，即代表美国创新性权力资源的“硅谷文化”和代表欧盟规范性权力资源的“布鲁塞尔效应”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交锋和碰撞。这不仅显示了不同国家在技术战略方面的不同取向，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治理原则的深刻分歧。在这两组权力关系中，由于权力资源的异质以及资源转化能力的相近，即便双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和较为坚实的合作基础，也不可避免地在关键问题上陷入竞争的境地，这会对全球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治理进程的有效推进构成挑战。
第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权力期待方面，国家往往会担心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确定性给自身地位、安全和利益带来风险与挑战。如果一国认为另外一国制定了可操作的、构成威胁的技术策略，即便尚未形成利益冲突，也有可能引发竞争，是为“战略警觉”。美国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的对华战略竞争突出体现了这一特征。比如美国对《中国制造2025》等进行歪曲解读，将中国的发展战略定义为竞争战略，由此强化了美国对中国技术政策的威胁感知。美国长期忧虑其霸权地位被削弱，担心会遭遇人工智能领域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因此更加警觉和敏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未来的技术争端可能会沿着更加复杂和微妙的路径发展，不局限于直接的技术竞争，更涉及对全球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贸易规则的较量。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如何管理和缓解当前的紧张关系，寻找利益共同点，避免陷入新一轮的冷战式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在探讨人工智能国际竞争时，关系连带、资源异质、战略警觉三个关键因素的互动揭示了国家间权力互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不仅反映对技术优势的追求，也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深层的权力动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追求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过程中，国家间的误解、战略不信任以及对未来技术格局的担忧成为加剧竞争和紧张的关键因素。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国际竞争的本质并不仅是技术的较量，而且深受国际关系、安全策略、全球治理体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能力共建、错位互补、抽象愿景与人工智能国际合作
在国际权力关系的作用下，国家之间在竞争的同时也会出现合作的契机，合作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塑造国际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格局。
第一，从人工智能的权力获取层面来看，国家要想通过更加综合性的方式运用惩罚、报偿和规制手段，更有效地施展权力，很可能会倾向于进行某些方面的能力合作，即“能力共建”。当前，“能力共建”型的合作广泛分布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标准建设、军事安全、地缘利益等多个领域，可实现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相互增益和共同安全。比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虽包藏祸心，但其人工智能合作体现了这种能力共建的逻辑。2023年，AUKUS首次人工智能与自主性试验在英国举行，此举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推向军事使用的世界首创，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检测和跟踪军事目标方面的合作。试验的创新之处包括在飞行中实时重新训练模型和三方人工智能模型信息交互。这些举措展示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凭借三方合作机制，通过共享技术和数据，快速建立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的能力，为其进一步获取军事领域人工智能优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除此之外，北约推出的北大西洋国防创新加速器（DIANA）项目、“五眼联盟”的数据和情报共享机制等能力合作也大多基于相同的逻辑，即以权力增益的共同目标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当然，从本质来看，这些军事同盟内部的“能力共建”合作具有排他性，根本目标是维持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同盟式“能力共建”合作在导致国际权力不平等的同时会带来新的安全困境，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
第二，从人工智能权力持有层面来看，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相近时容易出现分歧和竞争，在能力上存在一定差距时往往易于找到合作机遇。这种基于能力差异而形成的合作关系，可概括为“错位互补”。在这一模式下，技术较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资金援助或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技术较弱的国家提升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同时，技术较弱的国家也可通过提供劳动力、数据等资源，为技术较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项目提供支持。比如，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面向未来更加紧密的科技创新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启动了《共同推进实施中国—东盟科技创新提升计划的联合倡议》，双方承诺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加强合作。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多样化需求，为双方提供了独特的合作机遇，使双方能够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实现共赢。除此之外，这种合作模式还体现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基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新型技术合作上，以及《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下的科技合作与知识共享机制等。这种错位互补的合作模式体现了如何在保持各自文化和社会特色的同时，将权力资源的差异转化为合作的动力而非竞争的借口，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推动科技进步。
第三，从人工智能的权力期待来看，国际合作的形成往往围绕着共享、抽象的愿景展开，这些愿景超越了具体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冲突，体现了权力关系的多变性与总体利益的一致性，这种现象可概括为“抽象愿景”。“抽象愿景”指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基于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的共同理解和期望，不同国家达成合作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促进科技创新的交流和合作，还为解决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平台。在抽象愿景的引导下，国家之间不会让具体战略目标上的冲突阻碍国际合作。比如，多个国家的战略文件都提出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塑造自身的战略优势和国际领先地位。虽然这些目标从本质上来看是相互冲突的，但相关国际合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是因为抽象愿景的共识建立在更宏观的层面，关注的是长远利益和共同目标。当前，随着联合国层面《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为人类治理人工智能》等文件的发表，各国在解决全球性挑战，如使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方面展开了多样化合作。在这一共同愿景的基础上，联合国为了进一步推动权利平等、鸿沟弥合、交流对话以及人类尊严和安全，于2024年3月通过里程碑式的决议，明确了“抓住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机遇，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人工智能政策观察站也撰写各国数字化进程的评估报告，并对关键性治理问题给出治理建议。除了这些传统国际机制在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应对外，世界各国也在围绕发展、安全等愿景构建新的倡议和机制。2023年11月，全球28个国家和欧盟共同发表《布莱切利宣言》，从人类生存和发展安全的角度提出第一份全球性的人工智能声明，是国际团结的重要体现。此外，在联合国的支持下，中国、美国、英国、新西兰、新加坡、印度等多个国家的智库、研究院和科技企业共同建立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研究计划和国际协作网络”（AI4SDGs Network），形成了重点支持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借助人工智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专业化合作机制。这些新的合作机制聚焦全球性挑战，使不同国家能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鸿沟，共同投入资源和智慧，开展科技合作，共享技术成果。
由此可见，尽管国家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竞争，但仍有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不仅能促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还能为全球安全、发展和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动力和思路。未来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更深层次的沟通和协作，以便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造福，同时更加有效应对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能力共建、错位互补和抽象愿景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引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走向更加广阔的前景。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数字主权研究”（项目批准号：23AZZ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4年第5期，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