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石老走了，享年107岁。这些天常常想起他，心情颇不宁静。思绪飞扬中，品读他在一百岁时写下的“咏怀”诗篇，其中两句尤为拨动心弦。一句是：“一生傻气，和而不同；” 另一句是：“书写心声警后世，和而不同更张扬。”
一
我曾经为石老做秘书服务六年。1982年冬，那天正在值班室值班，处长对我说：“石山同志今天到，你到大院门口迎候，以后，他来我们这里工作，秘书工作由你负责。”那时，我23岁，他67岁。我为石老服务到1988年秋。最后一次去看望石老，是2019年春天。后来，他住进了医院。去年春天，疫情有所缓和，准备再去探望，医院依然不准。
石老是大学生出身的老干部， 1936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加入中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大学四年级时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他随军进东北，曾担任辽宁昌图县委书记。建国后，先在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工作，1954年调入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服务。谭震林随后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农林办主任，主管农村工作到1966年夏文革开始。石老是谭震林最重要的“笔杆子”，刚内定提拔为国务院农林办副主任时，文革来了，谭震林被打倒，他被关押审查。恢复工作后，他在农林部工作，后来调任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委员会主任。再后来，被任命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顾问，来到九号院。
石老和我住一个大院。这个院原来叫万寿路10号院（现在称复兴路61号），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所在地，机关办公和家属宿舍都在这里。除了开会，石老通常不到九号院办公。我每周去他家里一到两次送文件。重要的工作内容是跟随他出差，调研时做记录、整资料、抄稿子。那些年跟随他跑过十几个省（区）。
我第一次坐飞机是跟随石老，那是1984年春天，从北京到桂林，飞机起飞后，他看到我兴奋好奇地向外张望，就把靠窗的座位让给了我。那是一次生态经济方面的会议，我们住在桂林榕湖宾馆原来白崇禧的别墅里，有几天，他埋头写稿改稿，我负责誊抄，休息时我们在榕湖公园散步。
我第一次坐长途汽车是跟随石老。那天，我们乘一辆上海牌轿车，早上从河南周口出发，晚上抵达安徽合肥，那时不仅没有高速，甚至像样的公路也不多，一路颠簸，尘土飞扬，轿车密封不好，我们两个都灰头土脸。晚上，省农委主任周曰礼请客，吃了清炖母鸡、红烧甲鱼，是一次难忘的美餐。周曰礼是安徽农村改革的“闯将”，功绩显赫而并未获提拔，以豪饮著称。那晚，他喝了不少酒，醉意朦胧，滔滔不绝，大谈安徽政坛。席间场景至今在脑海中活灵活现。
我第一次喝龙井茶是跟石老，他教给我泡茶的方法，还给我讲龙井茶掌故。他说当年随谭震林驻村蹲点，就住在龙井茶原产地梅家坞村附近。有时候，他会从茶叶桶盒里倒一些给我。现在又是清明，新茶已经上市，又恰逢他过世，饮茶时情不自禁想到他。
我第一次进西单内部书店是跟随石老，内部书店有身份限制，凡能进去的人都有特殊证件，一般干部没有资格进，更没有资格买书。石老经常去那里，我有时候跟着去，我帮他拿书，他看过的有些书我也蹭着看。
最后一次跟随石老出差是1988年夏，我们先到呼和浩特，再到内蒙西部伊克昭盟，而后经过毛乌素沙漠到达陕北榆林，再进入宁夏西海固地区，行程二十几天，我随他在草原上骑马，在蒙古包里喝酒，在沙漠里跋涉，在西部最贫困村庄座谈，每到一地，看的、谈的都是防风固沙、种草种树、小流域治理、生态改善。这次西部之行，印象最深的一次会，是他召集中科院兰州沙漠所专家，讨论怎样在沙漠里推广一种叫沙打旺的植物。
石老曾经指导我做研究。闲聊时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在秘书处工作，很想去研究岗位，但既无专业，又没有成果，我想多写东西，或者去考研究生。我自己写了文章送给他请教，他看了会谈些意见。他谈过的具体意见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多次对我说：如果喜欢做研究，就不要轻易放弃，不要想三想四，要坚持下去，坚持若干年就会有所收获。他讲他的经历，文革后本来上边安排去任国家农机部副部长，但他更愿意做研究，所以选择了中国科学院。
二
石老给我聊到过很多往事，聊家境出身，从上私塾到上大学，从入地下党到奔赴延安，从延安到东北，特别是聊中南海十几年的工作生活。
聊的最多是谭震林。他称呼谭震林为“老板”，他说，毛泽东也称谭震林为“老板”，那是因为抗战时谭震林领导新四军曾化妆成“老板”，他说毛泽东很喜欢谭震林，谭震林跟随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贡献很大，建国后推动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很得力。谭震林很会讲话，能讲大话，毛泽东有时候又称他为“谭大炮”。谭震林文化低，写批示有时文词不通，他要修改这些批示，也根据授意直接写批示。1958年全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老板”指派他最早前去考察，而后毛泽东派陈伯达前去总结提升，这成为公社化运动的起点。谈到建国以来的农村政策，谈到人民公社的崛起和失败，他常常感慨多端，甚至痛心疾首，认为最深刻的决策教训是：“毛泽东听不进不同意见，其他人不敢坚持不同意见，上上下下都没有胆量说真话。”谭震林晚年曾经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是对主管中国农业时期的反思检讨，对农村政策的这个教训也有明确表达。这篇文章由石老执笔，他曾几次给我谈这篇文章的起草过程。
石老过的是典型学者生活。他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对官场轶闻没有兴趣，对很多老干部热衷的社会活动也没有兴趣。他钟情于研究，特别关注生态环境和农村发展。他的朋友圈主要是学者或学者型官员，那些来往较多的有：侯学煜（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马世骏（生态学家，中科院院士）、陶大镛（经济学家，北师大教授）、杨显东（农学家，曾任农业部副部长）、费孝通（社会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他们有时聚会拜访，也有时一起出差。他到地方调研，不论在省里还是在县乡，从来不讲场面上的套话，不讲文件上的大话，不打官腔，讨论的都是实实在在专门问题。我经常是晚上去他家，几乎没看到他在看电视，都是在书房里读书写作。
对很多人孜孜以求的干部待遇，石老总是淡然处之。他多年住在普通干部宿舍，也一直没有配备专车，用车通常先告诉我，我再让车队派车。闲谈时我建议他想想办法，他说：“随便，让他们看着办吧。”他搬进部级住房、配备专车，是在明确副部长待遇七八年之后。而我知道，如果本人积极疏通争取，通常会比较快解决。按照规定，他坐飞机可以坐头等舱，因为那时买头等舱手续复杂，我往往自己做主买经济舱，但是他从来不过问，我买什么，他就坐什么。
文革期间，石老是出名的“硬汉”，至今很多农口老人津津乐道。他被批斗、被关押、被迫做检查，承认的事情始终承认，不承认的始终不承认，不像有的同事，检讨跟着“运动”变，这个运动这样说，那个运动那样说，紧紧跟着政治运动风向走。石老这种“耿介正直”，在农口机关中成为一种传奇。当然，他也不是从不低头，最有名的故事是：关押期间红卫兵让他钻桌子，要像狗一样的从桌子下边爬出去，他很顺从，做的很认真，爬出来以后还问：“这样爬是否合标准？”红卫兵被他逗乐，反而温和起来。
当年初入九号院，石老并不算老，更“老”者大有人在，如张平化老，参加过北伐战争；如张秀山老，和刘志丹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再后边还有朱则民、杜润生、武少文、杨珏等，都是1930年代初中期参加革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九号院老人逐渐凋零，石老终于成为“最老”。在整个农业部门老干部中，在老一代三农学者中，石老之“老”，可以说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石老不仅最“老”，而且“老”得很有生活质量。一百岁时，他还能自己出去买菜，也能自己做饭。上次我去看他， 104岁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侃侃而谈，时而有些激奋，笑声爽朗，透着孩童式纯真。闲聊中，他微笑着说：“在农业系统，原来最长寿的是金善宝和杜润生，都活到102岁；其次是朱则民，活到101岁。我已经超过他们了。现在，我每天上午下一次楼，推个助步车在院子里转一圈。下午我要干活，整理简报资料，做笔记”。那段时间，南美委内瑞拉国内正在闹动乱，报刊上有很多报道，他说的“下午干活”，就是把这些报道做成剪报资料，分类整理。他“干活”时神情专注而享受，就像小孩子做智力玩具，其乐融融。
三
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向石老请教长寿经验，他总是笑答：“能吃、能睡、能骂人”，简称“三能”。农口很多人知道，“三能”是他的养生名言。能吃能睡，似乎无需多说，倒是“能骂人”颇为费解。
石老文质彬彬，待人宽厚温和，从来不说粗话脏话。在我为他服务的六年间，尽管我办事不机灵，常有疏漏，从来没有训斥，甚至不曾面露不悦之色。有一次去山东，我在省领导送行饭局上喝醉，回到房间就倒在床上，多亏一位省委秘书来敲门，才如仓皇出逃般赶上火车。我吓得上车后醉意全无，静等被训，没想到他嘿嘿一乐，说：“以后都少喝点，我也喝多了。”
石老的“骂人”我多有领教，这种“骂人”不可做通常理解，而别有深意。他给我讲的一个骂人故事是，因为受到排挤而谋求调动，但单位不放，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办法只有“开骂”：每逢开会就提意见，围绕工作提各种不同意见，最后终于被放走。进了九号院以后，为生态环境保护、农业发展战略等问题，他也照样“骂人”。上至中央领导、中央文件，下到部门领导、地方官员，他都“骂”过。那几年5个1号文件继续出台，他外出作报告时，重点从来不是赞扬，而是指出文件忽略了哪些问题、有哪些不足、农村发展还面临哪些重大挑战。他的“骂人”，是表达独立见解，是建设性批评，是不得其平而鸣。有领导对他“骂人”表示不满，我知道后曾跟他说过，他说：“我才不在乎他们高兴不高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他们不重视，是他们的不对，不是我的不对。我就是要到处讲，让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他讲话常带感情，激奋时会拍案而起。有一次聊天，我说到“三年自然灾害”，他愀然变色：“什么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年瞎指挥，三年胡折腾，三年头脑发烧！”百岁老人焕发书生意气，令人忍俊不禁。他坚信“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个人如此，党和国家也如此，所以他要“报忧”。他的自我认同是学者，他认为学者天命是“报忧”，应该积极批评，而不是歌颂逢迎，他从来不写颂圣文章。在石老身上，罕见地演绎了古人的“名士风骨”。
石老很善于做家务，常常是家务主力。那些年他家里没有保姆。他夫人也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干部，退休后创办了一个民间大学并担任校长，经常比他还忙。石老只要不出差，常常在家里负责买菜做饭，接送外孙上幼儿园。他没有打高尔夫、打网球、游泳等体育爱好，主要运动是走路和做家务。
2015年，石老100岁时，出版了新作，这是离休后第四部著作，也是最后一部著作，定名为“报忧集”。在《报忧集》中，他认为“和而不同”是君子之德，是“报忧”至高境界：“对个人来讲，一辈子持‘和而不同’的君子之德，为民为官，凡事都有自己的思想、判断，坦坦荡荡，把自己的意见、想法讲出来，当然，也要学会并坚持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和作风，活得磊落光明，痛痛快快。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同而不和’，唯长官意志是从，不讲或不敢讲自己的意见，也活得太没有味道了。就一个社会来讲，如果‘和而不同’的人占主导地位，社会上的各种意见能够充分、顺畅地表达、争辩，人人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各项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同而不和’者居主导地位，这个社会必然是死气沉沉，最后形成独裁统治，当权者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国家和社会，最后只能走向灭亡，历史的教训太多了。”他还说：“时至今日，报喜不报忧已经不是自欺、欺上、欺人、欺百姓的问题，而是自我暴露并失掉民心的存亡大事”。（《报忧集》第81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年版）。这是一位政治上历经沧桑、学问上孜孜不倦的百岁老人的肺腑之言，也是国家治理的至理名言。
石老写过若干篇追忆旧友的文章，其中一篇深情回忆著名植物学家侯学煜：“他从来不问中央是什么政策。他通过深入实际，了解情况，独立判断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中央的政策和他的结论一致，自己的结论就点头认可；如果和中央决策不一致，他会再做调查研究，看看是谁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他对我说，如果我的看法错了，我改，如果调查思考的结果还是我的看法正确，那我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这番话，让我深深思考，能如此看待中央文件，如此看待自己的思想见解，又能如此酣畅淋漓讲出来的，能有几人？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人多了，就能改变社会风气，整个社会就能畅所欲言，意气风发，社会就能大步前进，建设事业就能快步发展，国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他还谈到，“侯学煜对修建三峡大坝一直持否定态度，他是生态影响评估专家组的，他愤愤地对我说，我绝不签字，他们就不找我论证了，只找那些同意的去论证。”他这样评价侯学煜：“一辈子讲真话，办实事，独立研究，独立判断，坚持己见，从不苟同，一辈子坦荡磊落，和而不同，实在难能可贵。作为一名学者，他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报忧集》第215页）。这也是石老的自我写照。他瞧不起追名逐利之徒、趋炎附势之辈，他不求闻达于高层，不求闻达于媒体，不求闻达于学界，淡泊自甘，寂寞自守，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在我看来，石老的人生达到了一种化境。
石老走了，在这个寒气袭人的春天，在淫雨霏霏的清明时节，他不愿意为身后事留下任何纷扰，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举办，悄无声息的走了。但是，他留下了很多。
2022年4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