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对思想史而言是有划时代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使国际社会得以从半个多世纪意识形态纷争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停止“我是你非”、漫无目的的路线争吵，而转而思考那些对实现人类共同福祉更直接相关的实际议题。如何在后意识形态时代，建设良好的政府管治效能，便是冷战后国际学界积极探讨的这些新的实际议题之一。
在旧有的意识形态论述中，对政府的描述通常是负面的，其共识是政府能力应当受限。美国时任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于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名言，“政府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是新保守主义者政治改革的宣言书。之后，列根主义、戴卓尔主义与皮诺切特军政府治下智利的经济自由化改革，用政策实践构造了一个崇尚政府愈小愈好、市场愈大愈好、监管愈少愈好、国家能力愈有限愈好的时代与主流论述。过去十余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和民粹思潮的风起云涌，为这一主流论述指导下西方的集体“治理失效”写下注脚。
但即便是在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与之相反的思想探索也从未止息。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即指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政府权威首先需得“建立”起来，然后才谈得上如何对其进行“限制”。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奇迹，更证明了具有高度管治效能的政府，有助经济腾飞、产业成长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2004年，曾在东苏剧变后预言西方体制会战胜一切、历史亦将随之终结的美国史丹福大学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出版专著警告说，“虚弱、能力不足或形同虚设的政府”势将引发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国际危机。最近20年，愈来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学习亚洲的经验，认识到政府效能建设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理念之争终究虚幻，实践才是最好的老师。
第五波疫情显露特区结构性不足
政府管治效能建设，具有自身的多面性与辩证法，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于现代社会，传统型小政府在面对重大自然或社会危机时所表现出的行动迟缓、指挥不力和协调不足等问题，往往引起社会对政府管治效能的关注，这是必须予以回应的呼声。在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政府需认真辨别来自社会的声音，并结合实际情况审慎判断。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既不僵化保守，也不随波逐流。
政府管治中需要权衡的侧面众多，对同一问题，随着时空条件变换，每个侧面所具权重亦非恒定，需因时因地制宜。政府效能不足，结果是政策议程失衡、执行脱力、督责失效、目标落空，既存问题久拖不决，新生问题又纷至沓来。但政府能力使用过当，又有成为“保姆型政府”（nanny state）之虞。在管治效能建设问题上，须持中守一，方可循于正道。
今年农历春节以来，在应对第五波疫情过程中，本港政府管治效能也经受了一场全面考试。截至目前，香港每日新增确诊数字已从峰值回落，稳控疫情初见成效，这是中央大力支援和帮助的成果，也体现了特区政府在管治方面所具有的好基础。本港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形成的很多好经验，如“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家完善防疫措施发挥积极影响。
但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老人和残疾院舍遭受的惨重损失，也显露出特区在政府管治效能方面，仍存在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结构性不足，亟需在后疫情时代予以弥补与提高。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时指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笔者以为，这亦是在后疫情时代加快政府管治效能建设的行动指南。
一国两制下 管治效能建设6个“可”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进行政府管治效能建设，并无前例可供遵循，宜有完整清晰、具针对性的目标体系。笔者试将其归纳为6个“可”字，即议程可行、执行可见、服务可达、形象可亲、应急可靠、效果可测。
议程可行，是指政府对于中央政令、本地实际及民情民意有准确了解与掌握；对政策议程设置、措施阶段部署、工作先后优次，做到谋划在先、综合审慎、科学可行、合乎情理。另一面，也应着力构建稳定的政策话语论述，不能见步行步、含糊其辞，甚至左右支绌、朝令夕改，令社会无所适从。
执行可见，则指政府培养扎实的工作作风。政策一经制定，就要坐言起行、通力协作，用“钉钉子”的精神抓落实。另一方面，亦要求提高管治“能见度”，政府及时与社会进行信息同步工作，令普通市民了解政策推进的阶段成果、感受社会环境的次第优化，及体会公共服务的逐步改进。
形象可亲，是指政府真正做到以市民为中心，开辟多种渠道，加强沟通技巧，借助现代化技术力量，以可亲、可爱、可敬的方式，走入街市、民居、屋邨、渔船，与市民大众真诚对话，真正拜市民为师，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适应社会的表达方式，构建可亲可信的管治形象。
服务可达——要求政府聚焦基层市民需求，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资源充足、布点均衡、流程顺畅、指引明确、易于获得。政府服务有所侧重，公共资源向基层、底层市民群体倾斜，以实现政府服务在全域范围内跨阶层的可达性。
应急可靠——要求政府居安思危，多做预案，做好各方面储备，着力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爆发的风险。在出现紧急状况时，特区首长应保持领导体系稳健，各部门首长靠前指挥、做好诸部门协同，力争阵形不混乱、动作不走样、人员靠得住，从而给予社会稳定感，以利于全域尽快恢复正常。
效果可测，就是政府的管治效果应能够在主观和客观两个层面上进行评价、量度和考核，建立健全政府施策的准确反馈机制。
笔者以为，以上六方面大略可勾勒出在后疫情时代，一个高效能的现代化服务型政府应该达到的标准。
需全社会参与 也需良好舆论环境
加快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建设，发挥现有优势，弥补潜在不足，是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香港的前提与基础，既需全社会共同参与，也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此语有大智慧在。当前香港疫情防控形势仍严峻複杂，“针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必须慎之又慎。相信只要大家一起支持特区政府担负主体责任，在中央支持和帮助下慎选措施、周密实施，香港就一定能够尽快走出疫情阴霾，在全国率先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及对内对外交往，开启特区管治效能建设的新篇章，实现中央放心、市民满意、国际社会认可的后疫情时代“三赢”管治局面。
作者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中国制度研究中心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