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涵。其中，“普遍安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基本方面之一。安全是生存发展的基石和前提，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民族和国家治理内部，同样也适应于世界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到“普遍安全”的全球安全观，中国走出一条独特的“新安全观”路子，并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普遍安全”是“大安全理念”的反映。传统安全关涉的国家行为主体仍然主导着当代国际关系，国家利益至上仍是国家安全的准则，并一直是各国安全政策的重点。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国家安全涉及的诸多领域，“无所不在，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因此，“国家安全”，其实早已超出“国家”限界，必须将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统筹起来，才能真正维护好国家利益。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安全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世界上不存在自我封闭的绝对安全孤岛——这是由当代国际安全的“关联性”所决定的。从长远和更宏阔的视野来看，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同住在地球这个人类的“诺亚方舟”上，尽管有利益的纷争、文明的不同，但都是邻居和朋友——来自于此“舟”上的任何风险，无论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都将使大家同受其难、共遭其殃；别国面临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才是正确选择。

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持续蔓延，是当代人类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共同挑战之一。当下，尽管各国政府和人民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但直至目前疫情还在急剧扩散，因此说新冠肺炎是“全人类的敌人”一点也不为过。今天，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大潮，使得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人自身分国界，但病毒传播却不分国别。可以说，面对这一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疫情既是对我国家治理的大考，也是对世界各国内部治理的大考，更是对全球治理的大考。我们看到，在疫情暴发初期，很多国家积极援助中国的抗疫行动；中国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以后，世界范围开始大流行，中国又反过来涌泉相报，上演了一幕幕互帮互助的联合行动剧目。世界上许多国家正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践行着我们称之为共同、综合、合作的普遍安全观，这也正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反映。

“普遍安全”的行为体是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各个成员国。在抗疫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违逆世界人民卫生和健康潮流的做法。极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少数政客力图“甩锅”责任，罔顾世卫组织专家们的正确建议，有意将病毒污为源自于中国或中国武汉，企图煽动种族之间的仇恨情绪；不顾自己国内疫情的严峻形势，不是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国内百姓的生死上，其间却频频搞一些军事动作。他们正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说到底，正是头脑里的旧安全观在作祟，一味追求单赢和霸权，干什么都是自己的利益“优先”。

3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并呼吁成员国守望相助，“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的威胁、共同的“敌人”，把全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普遍安全是个体成员安全的必要条件。坚守普遍安全的新安全观，既是安全利益上的民主化之路，也是人类未来安全的唯一出路。

朱康有，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高级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