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既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探索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历史周期率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严格来说，中国传统历史不存在真正彻底的“自我革命”，因为它一直没有走出改朝换代这个封闭的“圆圈”。但是，治理如此一个国土面积较大、从数千万到数亿民众、执政集团规模较大，一些王朝甚至能延续数百年，还是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探讨“自我革命”的历史底蕴，厚实“自我革命”的文化基因，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资鉴。
“修身为本”的文化土壤和氛围
显然，无论是古代的统治集团还是如今的各政党团体，其成员皆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传统氛围之下。从历史上看，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其实源于对社会各种思潮的抉择。汉代统治者之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从大一统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出发，选择了儒家作为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构建秩序的指导思想必须是单一的、主导的，否则易引起混乱；“罢黜”和“独尊”都是治理主体的自我选择与认同，并非在全社会层面对其他思潮和学术流派的禁绝。春秋末期诞生的儒家学派从“百家”中的“显学”，跃升为汉以后中央集权国家一元学说并不断得到了调整、巩固。儒家基本教义虽源于孔孟，而之后实际上也汲取和容纳了法家、道家思想，唐宋后期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家观念，表现出相当的张力。
“儒”的起源固与“相礼”职业有关，而作为以先秦孔、孟、旬创立和发扬广大的学派，一开始即与政治活动有关则是无疑的，他们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政治教化。孔子作过鲁国大司寇，孟子的语录劝诫许多是围绕“王侯”展开的，荀子“祭酒”地位影响非同小可，他们的弟子有相当一些人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学优则仕”也是儒家倡导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出路和进取目标。因此，儒家学术的壮大与其致力于家国天下“外王事业”的关联毋庸置疑。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伦理政治作为其显著特色，这一点非常符合以儒、佛、道“三足鼎立”为成熟形态的主要文化内涵。佛、道学术往往脱离社会，仅仅关注自我修养；与家国治理活动更为紧密的儒家政治哲学，不止体现为一系列为政格言、举措、条文上，背后显现的亦是基于人性自我进化、改造的思考作为支撑，政治活动伦理则表达为“内圣外王”人格理想塑造的推衍。反过来，官员的腐败和堕落，追之深层根源，乃因“做人”之“道”和“德”最先出了问题。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认为同样如此：“从近年来查出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现在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经典《大学》开头这句话最典型地体现了其思想旨趣。就是说，无论做官不做官，自觉的“修身”皆为根本，所有的社会成员无一例外。这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要求，同时也是“人”之成“群”的社会性要求。比如，孟子认为，人和禽兽者的差异是很小的，体现为人有人“道”，如果仅仅满足于吃饱穿暖、逸居而没有人文教化，那就和动物相差不多；荀子把人和有气而无生命的水火、有生命但无知觉的植物、有知觉却没有仁义的动物相比较，指出人不仅有其他宇宙万物之特性，且最显著的特质是人文教化赋之“义”等方面的伦理道德属性，故“最为天下贵”。孔子主张通过“仁”、孟子主张通过“义”、荀子主张通过“礼”来学习、修养，使每个人都能“以身载道”。人之力量来源于“能群”，即只有组成社会团体，才能让人变得强大。因此，“修道”之目的也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完善，也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使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在秩序稳定中发展进步。统而言之，无论为己还是为人，均应“修己”。“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孔子这段话其实把人的一生从青少年到中壮年、再至老年都讲到了，实实在在可谓“活到老，修到老”。人之道，就是内“仁”外“义”（“礼”），谓之“善”道亦无不可：做人做事，从头至尾，都是合乎一个“善”字，我们这一生可以说完成了“人道”，且达到善终。儒学还用古代人们之间射箭的礼仪来比喻做人（“仁”）之道：射箭讲求先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自我心理稳定、形体正直而后才发射。推而言之，“反求诸己”是说做人没做到位，要从自身找问题的根源，怨天尤人就找不到解决的办法。即便作为领导的人犯了错也是这样去“寻根”，不仅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属下身上，甚至部众犯了过错，也要把他们的过失或罪责担当过来，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
造就一个理想的人格及至健全的社会，儒家不仅善于从“内圣”推出“外王”，还从“外王”反向后推“内圣”的要求，可称之“双向逻辑”的“奔赴”论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这里的“本”，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组成部分”，就是说，天下由国家组成，国家由一个个家庭构成，而最基本的家庭是（两）个人构成的。用今天的科学术语讲，天下这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是由国家有机体构成的，而国家又是由家庭有机单位组成，每个家庭又分解为个人最小的“细胞”。如果每一个个体的修身做好了，家庭、国家、天下都能相安无事，此之谓“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做事就没有硬气，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清正廉明，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觉自律。自觉自律是人向上向善的内在动力。中国人历来强调‘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强调‘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这其中的道理，针对的不只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修养，同时讲到了做人的一般修养。比如，很多人以为，廉洁仅仅是官员的要求，与普通大众无关。其实，廉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不仅被视为“仕者之德”、“国之大维”，亦被看作“人生大纲”。官员的廉洁源于文化土壤的涵育，源于一般人处理“利”和“义”关系的正确认知。为此，“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实质上即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的“修身”基因，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作了非常大的改进和提升。毛泽东把人类“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并提，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38年发表后成为整风必读文件之一，周恩来1943年曾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终身奉之不渝，他们都创造性地把自我修养与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阶级革命、社会革命融合起来，对于增强党的纯洁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也把“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并提，带头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因子。比如，他在2014年5月4日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就指出：“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以“德”为基本内容的价值观养成就是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领域大力继承和弘扬“修身为本”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即可为我们党“自我革命”提供宽泛的理论基础、深厚的实践土壤、浓浓的社会氛围。
“政者正也”的执政规范及理念
从“修身为本”的社会文化延伸到治国理政方面，对执政集团自身的规范就不单单是靠外在的法治来约束权力运行、政治作为。无论是儒家主张的“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还是道家提出的“以正治国”（《道德经》），都指向了为政者的自我调整。“德政”固有施惠于民的内涵，“以德治国”也含有以伦理教化的意义在内，但“德”的主要含义（原始意蕴为心正、目正、行直）乃“自律”的体现：通过内部的制约与修养，间接达到“外惠于人”。周初统治者已经从夏、商覆灭的教训中得出“明德保民”、“明德慎罚”的道理，把天下兴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治理者自我的行为后果；并非有远古什么神秘的力量能够护佑政权，老天爷公正无私、无亲无疏，只辅助那些对百姓好、有德行的人长期在位执政。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神”“帝”都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和化身，只是有些上层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已。春秋末年，孔子比较完美地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汉初董仲舒则进一步阐释了“德主刑辅”在大一统国家治理层面上的意义。必须为自身的行为负责，这一教训深深烙刻在后来统治者心目中（尽管他们也没能最终逃脱历史周期率的惩罚）。“春秋责备贤者”，孔子修订《春秋》，对德才兼备的贤者提出了极高的道德要求，那些叛乱的奸臣、祸国的贼寇更是因此而感到恐惧无比；“通古今之变”的中国历史文献充斥着大量此类的微言大义、警示醒语，修身和自律需要从一般做人的要求过渡至统治集团治理民众深入的自我鉴戒上。
作为学科体系的现代领导学、管理学，眼光是向外的，侧重讲管理者如何把人、财、物管好、用好，管理主体似乎游离于管理对象之外。奇特的是，中国式的传统管理思想恰恰相反，它主张的是“自正”而后才能“正人”，管理者先管理好自身才能去行使管理权力，否则管理活动无法最终彻底进行下去。不过，这一点正好反映了传统治理的“死结”与悖论。作为最高治理者角色的帝王权力至高无上，每一层级的官吏若“上行下效”，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使统治阶层不断滑向命运的终结地步，显现出“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的实践与理论背离的悲惨结局。尽管如此，传统管理毕竟包含了对治世之道一般规律性的认知与总结。
“政德”既是治理者阶层的职业规范，更是政治活动的行为规范。除了对少数为官犯罪者实施刑法制裁外，对大多数士大夫阶层的言行规约不可能普遍采取被他者革命的手段，惟一的方法只能是基于自我更新与完善的“政德”制约。显然，“政德”要比普通“做人”之“道”标准高得多。平头百姓德性修养差一些，影响的只是家庭或家族等周围成员，而为官者的“德行”则波及面很大——“政德”有失，那就是孟子讲的，只有仁人可以处在统治的地位，不仁的人如果处在领导的地位,就会在民众中散布他的罪恶。由此，官员的私德与公德往往密不可分。人们已经深刻意识到，各级官吏的修身治己，是治国理政的起点，此即“治国必先治吏”的要义所在。“修身”往好的说，是自我人格的向上完善化；若说的直白低俗一些，就是针对自己的缺陷、毛病，下功夫去修理、克治，剔除肌肤、内心的“陈腐”“肮脏”部分。
相比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德行”要求而言，具有先进性的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党对其成员应该标准更高。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此处讲的干部“以德修身”不仅比普通民众高，也比传统的政德规范更严，“立威”和“服众”已经提到领导和管理的艺术上。在孟子的思想中，谈到了两种“服人”方式的比较：“以力服人”，靠武力、强力使人服从,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因为力量不够(反抗)罢了；“以德服人”，靠道德感化、人格感召，他人才会真正心悦诚服。因此我们说仅靠权力支撑架构，单以法规制度治理，有很大的局限性。君王和各级领导者就是民众行为模仿的榜样、源头。我们都知道，水源是流水的根基；源头清澈流水就清澈,源头污浊流水就污浊；在上位者的身行与所好即标准、即根源。做官至“出将入相”，在平稳发展的皇权社会可以说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愈要加以“自修”——自己“修理好”自己，否则，官愈大，恰恰加速了一个人深陷凌辱的地步甚或落个自取灭亡的下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儒家政治哲学始终离不开对“王道”与“霸道”的辨析，它更注重将合法性奠定在道德基础上，重视发挥真理和人格等非权力的作用和魅力，使权威显得不仅人性化，亦使之正面的潜在影响持久。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道德教化是国家的基础,有基础才不至于毁坏，这些思想为后代政治家们所继承。大量事实说明，有德才有得，有诚才有成；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德的标准应当包括干部的政治品德标准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标准。切勿把道德等同于一般的“做好事”而已，以为很容易做到，它同样涉及深刻的内容甚至“善巧方便”。比如讲到“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这句话，就牵扯到道德学问的方方面面。
我们已经深刻意识到，腐败问题对“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最大威胁、最大风险（引起内部变质、变色、变味），因此需要“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并将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永远在路上的自我革命。同样，古人认为，廉洁不只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且关联政治公正、治道兴衰。官吏如果不廉,就会滥用权力,徇私枉法,坑害百姓；吏治腐败，标志着治理形势走向衰败。“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把“廉”的含义引申至政治领域，明确提出“廉政”的概念,道出了“廉”与“贪”对一个政权建设的重大影响。中国最早建立了监察制度并将其置于主要典制。秦汉的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统领，隋唐宋元“谏官”制度和功能得到强化，明清对监察机器控制越来越严、越来越细。各个朝代对监察立法都有建树，从未间断。汉代《监察史九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布的监察法，唐代行政法典《唐六典》在中国监察立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监察方法多样而具体，惩治严厉而苛刻。如朱元璋曾亲编《省贪简要录》颁布，规定贪赃至60两以上枭首示众，处剥皮之刑。不过，“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阿房宫赋》这句沉痛的提醒尽管犹在耳旁，后世还是没有能把自我革命做至彻底，“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历史悲剧照样周期性上演。
“心学”修炼隐含的解决途径
阳明心学可谓儒家文化形态发展到后期最有内在深度的一种系统创建。这一思想，偏重“内圣”修养，吸收了唐宋以来佛道方法，承接朱熹、陆九渊、陈献章等不同时期理学代表性人物的观念。确实如此，中国文化史的三种主要思想儒、佛、道恰恰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儒家讲修身养性，道家讲葆真全性，佛家讲明心见性，皆聚焦到“心性”精髓的圆满修持上。不过，历史上对“心学”的评价毁誉参半：清初顾炎武等著名学者把明灭的原因归为心学的空寂泛滥，而近代以来东亚亦曾有不少人士对心学修养却推崇备至。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重要概念，保留了“修身养性”这一含有历史文化的积极意蕴，又赋予“心学”党性教育的新内涵；2021年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重申“我常说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那么，“心学”及其发扬究竟能给“自我革命”提供什么样的修炼方法呢？
明代理学家薛瑄认为清廉自守有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妄取者，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这些看法颇与我们一体推进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有相似之处。其中，不想腐是根本，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让党员干部从内心深处摒恶扬善。只有把思想觉悟、精神境界提高了，才能从不敢腐到不想腐。按照心学见解，“一念发动”不正，本身就已违背“一念入微”的修养要求，意识活动中的此“行”是引起以后外显恶行的萌芽。这是阳明所讲“知是行之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的含义所在。他把引起行为的动机和心理隐微处的活动看作“行”，虽遭很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从修养的角度看不乏有新意之处。实际上，这里提出了要从意识修养、培育志趣、端正情趣入手的重要性。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朱熹这句名言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所引用，意思是说，天下最难以把持的是内心，最容易被沾染引诱的是欲望。而“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的意志就会衰退”。王阳明为什么强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明中后期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王阳明受上命平乱，他召集临时兵马，运用智谋，平定拥有二十万之众的宸濠之乱，实属极为不易。他后来则说，打败山里的贼寇比较容易,而想要击败心理的阴暗面就非常困难了。实际上就是反映出革外面贼人之命当然不易，但革向自我心中的“贼”更难，打败“糖衣炮弹”的诱惑甚至比取得“真枪实弹”的胜利更加困难啊！“人都有七情六欲，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贪欲的危害何在？“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说大一点，人类自我的欲望就能把自己推向覆灭。“‘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这些论述的一个源头活水，显然就是历史上心学的实修实证。
如何“强化自我修炼，正心明道，防微杜渐，做到有原则、有底线、有规矩，‘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由于向外追逐权力名利和物质利益的惯性趋向，人心非常容易陷溺其中、不能自拔。对此，心学不停留在一般的道德说教上，提供了深层的修养方法予以化解。按照心学的观念，身心修养能够着实受用，便不太依赖于外在名利和权力的支撑，从心理层面彻底化解并消除因做社会事业带来的各种束缚。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华心学蔚为大观，能够为意识的深度修养提供丰富的镜鉴。心性修养至深层，如古人云，即使是看待尧舜这些大圣人所建立的宏大功业,也只是太虚中的一点浮云而已。如此境界，亦即处理“功成”中“无我”与“有我”的恰切辩证关系：“功成必定有我”是一种历史担当，而“功成不必在我”则是一种思想境界；“有我”与“无我”结合起来，体现了在实干问题上应持的辩证法。
强大的政党都是在自我革命中磨砺锻造出来的。我们业已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思想上的问题”，要“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除了教育灌输等外在手段，发挥主体积极的自觉能动性才是真正的内因。而今，“共产党人的心学”赋予了“心学”更加丰富的内容：党性修养为方法，公心服务人民为宗旨，理想社会为奋斗目标……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事业偏狭伦理道德层面等方面的局限性，使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少数人修身养性学说一跃成为革命政党建设的重要理论组成。既“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又“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说明动态的社会事业反过来对内在的自我革命也能够起到正向的作用，这也是改造主观精神世界的一条根本途径。
（本文刊载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9月下，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大一统的历史演变、制度建构及其治理实践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3&ZD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