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路，使传统形态的中华文明跃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阶段。“第二个结合”在这一历程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并由此共同汇聚累积、结出新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之硕果。“第二个结合”，既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以文化的有机融合促进中华文明发展这一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贯彻“第二个结合”指导思想和理念，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以“文明史”的方法书写“新时代中国历史”，以“道义性”的途径持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促使人类文明朝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不断进步。
一般来说，文化侧重于“化”之过程，而文明侧重进步之状态表征。判断一个文化共同体是否进入一种新的文明状态，自然要在世界主要文明体的对比视域下，考察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方面的成就是否实现质的跃迁。在中国历史上，华夏各民族文化内部的系统融合以及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促使五千年中华不断进步。“第二个结合”，正是在深刻把握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高度。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很显然，从清末以来，我们基本上处于一种向他者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直到现在，在尖端科学技术上仍然很多方面离不开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过程，通过主动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和制度、在引进中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创制和变革，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转向“世界历史”的进程。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我们认为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经抗美援朝一战，中国在政治、军事上“入局”世界民族之林；再历40多年改革开放，融入全球经济循环，我们称之为“入世”或“与世界接轨”。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定位于赶超中等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均即横向观照：无论是以苏俄为样板，还是以欧美为参照，皆突出了发展中的文明共同性。不过，在向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学习中，我们也逐渐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实际，强调“中国化”“民族化”，走出“独立自主”条件下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独特性，使基于实践和历史“特色”积淀的经验和成果富有中华文明的因子、元素、结晶。“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的道路（历程）来看，可称之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与中国现代史吻合）；从总结百年历史、概括“五位一体”文明协调的正确发展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果）来看，谓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既强调了中华文明转至现代以后融入“世界历史”的普适性，更突出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独特性。
问题在于，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从根本上不认同他们长期贬斥、矮化的东方社会能创造出另外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美西方惯于把自身的一切包装成普世文明和价值，其骨子里渗透着欧美中心主义的狂傲自大，容不进其他民族和国家与之平起平坐。他们将科学技术和资本不当结合起来，广泛应用于对其他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压榨中，武装强大的军事力量，疯狂对世界各地进行侵略战争、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去反思其自身历史所显露出的非正义性、非道德性、非合法性一面，而是通过种种手段美化其文明的先进性、优越性，确确实实又是在“上帝”的旗帜下做着龌龊、卑鄙的勾当。谁要是真正与之讲平等，他们就认为你是在破坏规则、危害安全。在“原罪”意识的面罩下，他们缺乏一种对世界各地造成种种痛苦现实的深入反思；绅士的外衣下，恰恰掩盖着殖民、掠夺、血腥的内里本质，其繁荣和“发达”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落后、停滞形成鲜明比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讽指的“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实即典型的西方文明所走的一条“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从而“不点名”地严厉批判了其文明形成的黑暗与悲催，从道义制高点上将之拉下神坛；在此基础上揭露欧美文明（尤以美为首）造成“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等严重后果，站在全球高度实际上预告了这些文明面向未来时的非合理性、非持续性。
不仅西方世界中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非西方世界的民族及国家20世纪以后纷纷走上了探索本国发展的路径。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俄、中国等相对落后的一些国家经过革命和改造，选择并实现了社会主义道路及制度。从实践和理论看，苏俄等前半段发展迅速，后期却陷入僵化并改弦易辙；只有中国历经坎坷、挫折，比较稳步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通过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从各个角度去总结一百年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否可以讲，自“文明”的标准和进化而言，更能深度说明这一历程呢？文明，作为历史积累的正向成果，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展开、完善，且能更易简洁、浓缩地表达来自全面的、协调的发展结晶：既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内涵其里；既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方面的，亦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领域的共同进步。我们毫不隐晦，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吸收了西方文明精华，但这种吸收不是“全盘西化”地直接照搬套用。它比西方近代以来产生的那种文明形态更先进——尽管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尤其在物质生产力上面临围堵和封锁，不少领域还不是“最先进”，但因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念作指导，其发展前景与“夕阳西下”、仍欲靠“实力”作后盾，企图总以经济和军事等方式掠夺全世界的欧美文明不可同日而语。“东升西降”不只是综合国力、世界影响等方面的趋势反映，更是两种文明的比拼。
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亦曾提出了种种质疑。由于自身的相对落后状况以及“特色”道路仍在形成与完善之中，“融入”“接轨”“追赶”的看法比较盛行。随着这条道路不断取得胜利和成功，尤其是回望百年与内外的各种对比中，自信日益增强，我们对“现代化道路”的认知和把握越来越深刻。我们“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有“累累罪恶”的西方老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代”二字，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二字，都是中国历史的坐标，应该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这是一百多年过后，我们对这一段走过的历史的重新认知和高度评价。显然，无论起初或之后是否意识到，从中国“现代”的起点上，我们就走在一条与西方既有相通亦有很大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中。
这条新路，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科学研究及预告。20世纪初，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社会变革的设想，非常灵活地探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可能性、现实性，论述了落后国家、民族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基本路径等问题。世界文明从此出现新的走向，各国现代化之路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一条旧路。列宁的有关阐述表明，“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于欧洲，东方各国的革命道路又将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社会主义探索出来的这条道路，苏联半途而废，我们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因为它的“初心”一开始便超越美西方现代化之“穷途末路”，而“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是唯一有光辉未来之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的自觉遵循，它从根本上扬弃了“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来到世间便极其残暴的“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虽然不会以其他方式或主动去“输出”这一模式，但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言，其中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甚至“中国模式”无疑深具启发意义。
以“红色工业”的起步为例。工业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民族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农联合成为基本依靠力量。革命时期“红色工业”的萌芽、成长，与我们今天能形成齐备完善的“工业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认识到，“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当时的手工业和民族工业，在旧的社会体系下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遑论壮大；只有“红色”濡染的工业产业（比如延安时期兴办的各种公私营工厂），才是中华民族工业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出路。“红色工业”，不仅为建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某种经验，且带有新文明创设的色彩——它是用新思想、新理念武装起来的工业发展模式。该模式内含的性质、演化的方向，既充分吸收了西方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精髓，同时也凝结着独特的探索智慧，本质上乃中国共产党人带领民族先进分子独立自主、披荆斩棘的结果。比如，同样是军工企业，美西方用它来大肆扩张侵略或者大发战争横财，而我党领导创办下的兵工则是为了捍卫国家和民族的正当生存与安全权益，动机和目标不啻天壤。因此，我们仅仅关注“文明之果”是不够的，更要详查其“过程”和“手段”是否“文明”。真正的文明应是手段和目标的高度统一，以此衡量一些国家，谓其“不文明”或“野蛮”一点不为过。
我们在经济、政治、社会上的发展如此，文化的发展更是与数千年的“中华文明”血脉相连。毛泽东著写的《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涉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讨论的精髓之一联系起来，在开拓创新的同时颇有“接着讲”的意蕴；《新民主主义论》设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质”的定性之一便是“民族的”，旨在造就“文明先进的中国”。侧重于从思想观念文化概括的“第二个结合”，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起到引领性的作用。当代中国的复兴，也一定是中华文明的再造和复兴，绝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等“中国力量”一些“硬指标”的跃迁，更是包含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在内的“中国文明”软实力的凝聚与辐射。当然，无论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炼，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括，皆汇入具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其崛起和勃兴，不局限于技术创造之潜力，尤制度与价值形态之影响与波及则为全球性的，或为占主导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产生以来的最大冲击。
二、“第二个结合”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提到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实即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表现在外的显著特性的揭示。其中，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由“交往交流交融”，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又形成了统一的、兼容的中华文化，从而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壮大。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代表世界文明发展精髓的文化进入中国大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样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变革和进步，21世纪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亦正是这种进步在今天的最鲜活体现。
通常，我们从考古学上发觉这样一种现象：文明之诞生，与原始数百万年进化过程相比较，乃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一个内涵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长期进程。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证，逐渐摆脱了那种单一的、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模式”，而具有“多元一体”的特质。“早期中国文化的多样与多元的客观存在，使得不同文化在互动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开放、融合、彼此借鉴的文明特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前区域文化对外来文明因素的吸收融合大多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改造，多有创新”。我国各区域民族文明在之后的不断创生、演化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这一特色。较为典型的，诸如由西周末期的“百家争鸣”进入秦汉统一的中央王朝，自魏晋南北朝民族的大融合进入唐宋以后传统社会的鼎盛时期。此间有分化、纷争，更多的则是协调、包容、一致。
由内及外，“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国，特别在其内部和谐发展繁荣之际，与外和平交往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顶峰。汉朝张骞两度出使西域，既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质文化成果。当时的中国船队甚至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丝绸和瓷器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内陆和海上两条向外的交往通道，西汉已经有了雏形。唐宋以后中国的对外交往非常活跃，史载与唐通使友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这些日益增多的大交流，使中华文化声名远播，也使各国的文化和物产涌入华夏。明末清初，朝野有识之士努力向西方学习科技知识，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知识和视野。清代中后期，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频繁展开，其中有冲突、矛盾、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吸收。在中国历史上，学界公认，古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与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融合发展，直至形成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是一个思想文化领域“相结合”极为成功的典范。宋明以后，“三足鼎立”且“三教合一”的趋势愈发明显。一个最初外来的文化形态，不仅没有革除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最终却促使形成了相互汲取精华并达到“更上一楼”的境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的局面，为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展开、中国传统社会更高程度的辉煌推进贡献了丰厚滋养。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向西学学习的步伐，在救国救亡、寻求改善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大潮下，马克思主义从多个渠道传入中华大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变成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大众勇毅斗争、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优化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华文明自此在世界民族之林焕然一新，跃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阶段。当我们回首这段经历了曲折且取得巨大成功的道路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基本遵循之一。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列主义确定为指导思想。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能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不十分清楚。即如对“两个结合”的做法，党内很多同志一开始不认同甚至是抵触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洋教条”的人，指责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狭隘经验论”，称毛泽东指挥军事仅是靠着《三国演义》、《水浒传》打仗的。经过无数次挫折、失败等血的教训，依靠党内“整风运动”的效应，逐渐统一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上。这是新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我们党取得的最伟大成果。可见，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为完成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使命和任务，“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的“理论准备”，有一个从“不够”到提高、完善的历程。那么，如何“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延安时期我们党多次提及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本质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清末以来“中体西用”文化立场的批判性反思，是马列主义文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成功实践，深刻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
首先，它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其伟大历史功绩，但主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发起、部分工人参加的运动，大众化程度不够，特别是没有吸收广大的农民参与进来，其“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化的一个原因”。同时，中华民族新文化“也决不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那样，只吸收外国的自然科学的技术，来发展中国的物质文明。它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一切优良成果，不论是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文艺的”。显然，这种没有比“器物论”走多远的“体用观”，视野狭窄；若持此说，马克思主义无法作为“指导思想”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新文化，则一方面继续推进“从自然科学运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另一方面仍“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其次，它在总结对待传统文化两种极端态度（盲目复古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强调，只有“共产党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其方法是“能够掌握马列主义，才能很好地接受民族的优良传统”。当时文化界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许多人“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造成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民族历史不了解、忽视，存有不少的偏见且缺少理智。用马列主义解释中国历史与现状，主要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之以批判的总结。适应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基于人民立场，特别从阶级分析角度“颠倒”被“颠倒”的历史，突出劳动群众改造社会的作用，尤其强调近代以来“革命传统”的教育功能。将忠、孝、仁、义等道德转变、改造为“服务民族、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为民族社会大众而牺牲的道德”，从而使道德观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基础上。由于“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们片面夸大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他们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这当然是虚妄的”，为此，要改变这种修养的内在指向，“不能只是自己解放自己”而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思想意识修养和理论学习是统一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批判他思想意识中的这些旧东西”，“肃清剥削阶级在人民中的一切影响和传统习惯等，并且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和社会道德”；政治上获得解放和胜利、取得政权以后，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清除，是一个长期过程。注重中国民族的传统、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革命观、阶级观、历史观、辩证法等原理、方法，转变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修养、道德理念、历史评价，提炼出“改造自己”、上升为“共产主义道德”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再次，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自然是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马列主义，然而这种从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文化形态，要把它种在我们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并非易事。就是说，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一般来说，新文化的新内容应该有新形式与之相配，但译介过来的先进文化，比如马列主义的宣传，一时难以找到和它适合的新形式，就必须考虑运用和改造民族的旧形式。我们在旧文化中很难找到指导中国现代革命的系统化理论，无疑需要引进新内容；那么是否民族文化的旧形式也一并不能用了？并非如此。许多文化部门采用“新内容旧形式”，对于最广大人民的教育，是具有重大过渡意义的。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一结论即使放到今天也完全正确。“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终于诞生了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第一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与政治解放一般通过暴力手段不同，文化的革新往往是在继承和借鉴中进行创造的，硬搬和模仿从来不会成功。它与制度文明推进不同的是，处于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精神文明）“不是简单地依靠输入的外力和行政的权力所可奏效的，主要的必须在群众中扶助新力量的生长和诱导旧力量的转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以及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确反映了文化繁荣发展的指导方针。作为指导思想、处于观念形态的文化意识形态理念，引领整个文明的发展；我们党自觉认知并运用文化领域发展的独特规律，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把住了20世纪文明进步跳动的脉搏。
“第二个结合”同样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体现尤为显著。首先，“长期以来，由于多方面原因，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许多不同看法”，即使今天“仍然存在很大分歧”，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带头倡导，从整体上极大地改观了清末以来社会上弥漫的对传统文化比较负面的认知和评价，极大地树立并鼓舞了全体中国人民对自己历史文化、文明传统的自信，弥合了分歧、整合了共识。其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与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相结合”铺垫了前提。第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突破体和用、精华和糟粕等二元对立模式，有利于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中激活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创新提供了不竭源泉，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五，“结合”的最高境界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由之形成的新文化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我们在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文化强国征途中，反复申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勠力承担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从而深化了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进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自觉传承发展。
三、以“第二个结合”指导中华文明复兴
文化的历史性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普遍提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文明愈向前发展，愈依赖于反映了其规律的思想文化及其科学理论的自觉指导。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演化规律认知基础上、面向最终社会理想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与源远流长、充满各种应变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明确宣示和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并非虚言。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列宁根据实践发展进一步论证了帝国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直接和快捷，成功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苏联的样板。但他们对未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向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发展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走得更远，在保持社会主义先进性的同时，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充分发挥商品和市场经济的作用，巩固了经济基础，提升了综合国力。我们会发现，越往前行，越没有现成的结论可作具体指导。党的二十大报告之所以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真正持续地坚持做到“两个结合”，正是为了从立党立国、兴党兴国根本指导思想的高度来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善于把阶段性的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着眼于当下实际问题的解决，是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勇毅前行、开展各项建设和工作的突出特点。根据阶段性任务和目标的差异，“两个结合”不同时期得出的指导理念、战略方针、内容建构往往有一定差异。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党所处的时代不同，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在以美为首的资本主义疯狂围堵的国际形势下，保障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统一进程不被打断、民族复兴大业稳步推进、人类文明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显然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这些特性，不只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遵循，为现阶段的“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大研究课题。
首先，在“前提”把握上，要以“文明史”书写“新时代中国历史”，为坚定历史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打下坚实基础。一些公众的历史知识是从娱乐、演义甚至逸闻、“掏粪”中感性获得的，往往“野史”颠覆了“正史”，因此重大历史题材的相关影视剧、文学艺术要慎重考虑其可能的社会影响。尤其要改变长期以来历史教科书（含各种思想史、哲学史）标准简化抑或某些以洋为美等倾向，将地下考古文物与历史文字记载结合起来、客观主义分析与正确价值导向结合起来，得出的经验教训经得起实践检验和逻辑考察。比如，关于社会形态的一般划分可否用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期上，关于唯心唯物之判断是否普适主客合一的中国哲学史人物或思想等等重大问题，不能再回避。马克思本人也反对那种不管一个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在这里，客观的厘清、事实文本的逻辑梳理是第一位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并不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到处像“贴标签”一样贴上去就达到了目的。经史渗透、相互疏证，要在充分反映现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凸显中国人自己千百年来坚守的价值标准。通过学习文明史，纠正“封建、专制、落后、糟粕、迷信”等近人一些负面评价印象，恢复我伟大中华民族的国民自信。对历史文化的自信，本身即是对自身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价值的充分肯定，并对其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失却这一前提，“第二个结合”将无法有效展开。
其次，在“途径”实施上，应围绕“自我革命”伟大实践，使“第二个结合”得以充分展现。根据唯物史观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革命区分为阶级与政治革命、技术与经济革命两个层面（改革隐含其中）。现在我们提出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并将之看作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因此，“自我革命”之说，毋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的重大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本质上乃毛泽东讲的“改造自己”以及党性修养理论的进一步升华。对个体自我的修身、执政集团的修养（政德），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为精髓之处：以修身正己之内圣，做治国平天下之外王事业。修身治己，虽不能等同于“自我革命”，但二者很能结合起来。关于高级领导干部的修养，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引用的许多典故均可以从此角度理解。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吏。儒家说“为政以德”，道家说“以正治国”，皆为此义。在中国古文明中，“道德”二字含义非常广泛，通俗说，就是按照大道（客观规律）运行，用之于己身（圣人或执政集团），社会就能上轨道、人民群众即能有序治理。依道而行谓之“义”，是以中华文明古来即为倡导道义性的文明。推之于天下，谓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无论内政还是外交，皆试图奠定在“正道”基础上。虽然历史上各个王朝不免这样那样的弊端丛生，但中华文明可久可大，一脉相延且潮流磅礴、团聚出越来越大的光辉。“道”为路径，无路不通。我们既顾及了自己的利益，也顾及了别人的利益，而且是自己首先做到（自正正人，非自我例外），甚至责己厚人——我们确信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必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文明的手段与途径，恰与马克思主义自觉坚持历史规律指导、坚守绝大多数民众正义立场不谋而合。坚持规律，坚守道义，亦将无往而不利，无往而不胜。这既是我们做中国人的骨气所在，也是我们做好中国事情、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的底气所在。
最后，在“目标”设定上，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使之在阶段性的进展中得以逐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揭示的“中国特色”恰以“人”为中心展开——人口规模、人民共富、精神富有、人天和谐、人类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既“见物”更“见人”，毋宁说其核心乃“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自然和社会领域实现“人的解放”，为理想社会设定的唯一目标特征就是，超越一切“物”的束缚和社会制约、“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可显示巨大的互补效应。无论是儒家文化的修身养性，还是道家文化的葆真全性，抑或佛家文化的明心见性，皆旨在塑造一个由贤而圣而真的人格理想（即使道佛教化也强调“自古仙佛人来做”，把高不可及的境界拉入俗世对人的精气神或心性为核心的自觉意识修养），实现“以文化人”，落实到人身心素质的革新与完善上。这种重个体自修自悟的方式，与重人的社会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融合起来，使全社会文明程度得以提高，未来的发展前景将不可限量。一个融合后螺旋式发展的中华文明复兴该是什么样子？它应是一种新生活模式、新生产模式的人类新文化、新文明的诞生。因此，中华文明的新突破，不是某个领域（“术”）的进展，而是整体（“道”）的跃迁。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然科学技术，建立以人为中心，人和社会统一、人和大自然、人和自我（身心）统一的整体和谐，用中华文明智慧来解决当代矛盾和冲突。“大变局”的判断表明，人类社会已进入文明发生根本变革时期，理应在中西文明精华（马克思主义为西方制度文明发展之精粹释解）——“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之提升到新文明高度。我们说，认识并掌握了人类生命深层本性及社会实践的各层次规律，一个“自由自觉”的时代，真正的人的开端，其实现就有了潜在特质基础。它所造就的可能是比现代物质科学文明更高的、由马克思揭示的“人的科学”的文明。那时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是“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向下牢牢扎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上“伸展”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破除了将二者简单对立的观点和做法，但“第二个结合”要真正达到完全融合的程度，即使非常顺利亦非短期所能实现。一般说来，外来思想文化始入另一种不同的民族境域，总要经历一段相互“格义”的时期（长则数百年），寻找“契合”点，在主要概念、基本观点等方面进行比较、沟通，才能进至较为深入的阶段。
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融合（非简单的“代替”与武断的“截取”）极为细密，需要在物质、制度、观念、礼俗等层面进行许多点点滴滴、润物无声的工作。从学术思想看，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去破解、一个观点一个观点去分析，差异互补，求同存异、借鉴吸收，是非常必要的。而目前对“第二个结合”的研究笼而统之宏观概括的多，深入细致进行学理分解的少，大部分止于政策解读的“外围”梳理。究其缘由，主要是受研究者知识背景的限制。比如，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学识储备有限、了解不足，传统文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限于皮毛、没有下很深入的功夫。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壁垒甚至偏见，也制约了学者的视野。因此，努力打破各自学术框架和背景带来的束缚，创造交流的氛围，加深之间的对话，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观念世界里谈论双方的结合——“第二个结合”一定是与中国复兴的实际、世界发展的需要紧密关联的——在实践的大熔炉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更多的“化学反应”，更为致密无间地生成新文化、造就新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