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视野中的民国社会学家

吕文浩

研究五四后三十年间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大都有一种深切的感受，那就是他们在阅读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许多栖身于学院的专业学者所写的各种思想性的杂论。这些论著既有深厚的专业研究根底，却又不是发表于专业期刊的精深研究成果。它们针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发言，面向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一般读者，往往发表在像《新青年》《每周评论》《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华年》《新经济》《世纪评论》《观察》《新路》《周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上。

要深入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就不能不对这些这种思想性的杂论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分析；要将这些文献的内涵和意义分析清楚，就不能不对相关学科的学术渊源有所梳理。只有把思想史的宽阔视野和具体学科的学术史分析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获得比较全面的理解。

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是与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以及相对较为开放的舆论环境密不可分的。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学术的体制化进程获得长足发展，大学、研究所、专业性的学会组织、学术期刊等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化组织纷纷成立，它们将过去以“学而优而仕”作为进身之阶的知识分子吸纳过来，使其成为第一代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分子。五四前后至1949年大约三十年间，中国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够对全国各地实行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思想钳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时时刺激着新生的专业知识分子的神经。这些情况促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同人刊物应运而生，富于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借助于这些思想平台发表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诸多问题的见解。这些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专业门类，几乎涵盖中国现代学术建制中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文史学者胡适、傅斯年、蒋廷黻、雷海宗、林同济、陶希圣等的言论与活动久已为人所熟知，社会科学学者如陶孟和、马寅初、钱端升、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等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上的思想见解在当时也是颇为引人注目的，甚至于像丁文江、翁文灏等地质学界的领袖学者也都发表了不少思想言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缺少了这些人物的身影，那勾画出来的思想史图景必然是单调的、干瘪的。

以社会学家群体而言，“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所选择的四个人物，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他们都是在专业研究领域取得过突出成就，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潘光旦的优生学、性心理学、儒家社会思想研究、社会史研究都在当时的学术界独步一时，至今仍为人称道不衰。费孝通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研究以及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时论都在当时占据重要位置，而且至今旧著不断重刊，影响遍及雅俗两界。黄文山和陈序经两位社会学家在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等新学科的基础上努力建构“文化学”的思想体系，堪称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的两座高峰。陈序经的文化学论著近年来颇为学术界重视，不仅旧著《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学概观》得以重刊，也有多部（篇）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黄文山的文化学论著，在民国时期颇具影响，但由于其思想体系具有浓厚的国民党意识形态色彩，加上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客居美国，渐渐淡出了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视野。近年来除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赵立彬教授在《西学驱动与本土需求：民国时期“文化学”学科建构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对黄文山的文化学思想体系做初步梳理以外，只有寥寥数篇研究论文而已。

大凡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所追求的往往不是某单一学科的专家之学，他们看重的是当时社会存在的真正问题，以问题为中心努力吸纳多种学科的知识养分。而且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并不是仅仅追求在某一学科知识范围内有所推进，而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回应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在优生学研究中，潘光旦始终将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作为思考的中心。他的性心理学译介与研究，则是以西方现代性科学研究来扬弃中国传统性文化，使之发生改变与再生。他在社会学立场上所提出的“两纲六目论”，则是兼顾个人、社会与种族三个方面，使社会能够获得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论纲。他综合中西古人文思想、现代生物学和人类学成果所建构的“新人文思想”，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判一切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的标准，使人不为任何外在势力所支配，虽然其思想体系建构只是纲举目张，略见雏形，但在解释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问题时已经初步显示了它的力量。作为思想家的潘光旦，过去长期以来不为人重视，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可开拓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

费孝通自青年时期即抱有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他不同意“为兴趣而研究”“为研究而研究”的学院派态度，立志以社会学、人类学的原理了解中国社会，在深切了解的基础上提出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方案。他在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中所提出的发展乡村工业思想，既有别于当时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运动派，也有别于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工业化派，具有鲜明的特色。这一思想，当时虽然缺乏实施的条件，但在费孝通的晚年却发生了很大的社会效果。费孝通在社会调查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写出了《乡土重建》《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等重要论著，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论提炼以及中国政治民主化道路的探索，都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至今仍难见同一水准和影响的著作出现。他在访美过程中有感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基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晚年“文化自觉”学说的雏形。他在访英过程中实地观察英国工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措施，表达了在中国借鉴这条社会发展途径的强烈愿望。所有这些思想见解，尽管成熟程度不一，但无不散发着学理的光芒和思想的活力。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久已誉满天下，但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梳理其在社会思想方面的贡献，至今还只能说处于初始阶段，有待于更多思想史学者的努力。

陈序经在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曾经以“全盘西化论”和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而闻名。近年来，学术界对他的关注，已经从过分集中在“全盘西化论”上稍稍移开了一点，开始注意到全面了解陈序经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的重要性。近年来重刊的旧著和研究成果，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陈序经形象。陈序经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与讨论是全方位的，从具体工作到理论根据，从组织到方法，都一一加以分析。他对山东邹平的“孔家店式”、河北定县的“青年会式”都抱极悲观的态度，而比较欣赏山东青岛政府主导的、以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建设的路径。他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当时曾产生过极大的争论，在农村普遍衰败及城市过分膨胀并导致“大城市病”的今天，也能够刺激人们思考中国城乡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此外，陈序经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述，关于华侨问题的论述，关于疍民的论述都是值得思想史家关注的。可以说，过去我们了解比较多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及其引起的反响，现在已经到了从思想史的角度全面考察陈序经社会思想贡献的时候了。

黄文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几乎被遗忘的人物，他的旧著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被重刊过。过去史学界对他的了解，基本上是两件事情：在五四时期思想徘徊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凌霜”或“黄凌霜”就是他；他还是1935年1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列名的“十教授”之一。至于他如何从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演变为国民党关于文化问题的意识形态背书者，很少有人深究。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大都知道，黄文山曾经翻译过一本厚达千页的社会学名著，俄裔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Pitirim A. Sorokin）所写的《当代社会学说》，但对其在社会学领域的其他贡献，认真梳理的人很少。“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这次将黄文山列入选目，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这位思想跨度极大的学者型思想家，提供了探讨的基本素材，功莫大焉。

以上四位社会学家，都曾在思想界发表过不少言论，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的思想论说和同时代的其他人比起来，因其学术研究的根底，往往具有独到之处。如黄文山承认，他对文化问题的兴趣，源于五四前后在北大求学时期受到罗素、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等人的影响，梁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使他“尤感兴味”；但在美国留学时接触到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的治学精神和方法后，“实使我对于文化的研究，由玄学的臆测，转到科学的探究，以后对梁先生根本观点及结论，就深致怀疑”。费孝通对他的前辈学者所热衷的，抽象地讨论中西文化优劣不感兴趣。他希望对表现于社会生活层面的中西文化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他关注的重心是文化“洒扫应对”的一面，而将文化“高文典册”的一面置于一旁。在他看来，没有根据事实来了解“全盘西方文化”，就贸然提出“全盘西化”的说法是欠妥当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训练，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些社会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历史学者想对他们的思想论说获得基本的了解，那就不能不经由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史的通道。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将社会学家潘光旦、黄文山、陈序经、费孝通列入选目，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家的角度重新理解这些学者在社会思想领域的贡献，也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资料编纂并不仅仅是将分散的、轶失的文献汇为一册，它也可以是通过新视角的引入提出新的研究课题。从思想家的角度选编这四位社会学家的论著，彰显他们在社会思想领域的主要贡献，庶几近之。惟成败利钝，应由高明的读者指正。

从思想家的角度而言，在民国时期的社会学界，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又积极参加当时社会问题讨论，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社会思想的学者，并不是很多。不过，我觉得吴景超应该是可以入选的。至于吴景超为什么应该入选，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题了，在此暂且打住。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序经卷》，田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潘光旦卷》，吕文浩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黄文山卷》，赵立彬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版；《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费孝通卷》，吕文浩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版。

本文刊登于《团结报》“史学版”2016年1月21日，刊出本略有改动、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