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先秦史研究，有两根拐杖，乃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考古学知识，二是小学常识(包括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比较遗憾的是，1978年我刚入学时，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在这两个方面存在着短板。所幸的是，当时历史系的主事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注意积极地去解决这两大“软肋”。引进戴尔俭老师，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同时，请楼学礼老师开设了“甲骨文释读”课程，为同学们释读古文字提供了入门的契机。我有关“考古学”和“甲骨文”的一些常识，都拜受这两位老师的恩赐。
楼学礼老师当时大约55岁左右，中等偏矮的个子，身材稍胖敦实，方额圆脸，一看就是温和厚道、与人为善好老师的模样，他平常总是着一身中山装，上衣的风纪扣始终不曾松开过，给人留下端正庄重的印象，但是，我们这些学生在他面前却没有丝毫的拘束感。因为他乐意与同学们聊天，有问必答，开口说话时，语调平和淡适，脸上总是毫无做作的浮现着亲切的微笑，让人有如坐春风之惬意，倍感温馨与诚挚！
其实，我刚入校时，楼学礼老师还在系资料室当资料员。作为低年级的学生，平时上资料室查阅资料，索借图书的状况是不多的，所以，那时，与楼老师并没有太多的具体互动。可到大三进入选修课阶段，有一门“甲骨文研读”的课程可选，班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选了，吾从众，跟着选了这门课，开课当天，才知道原来课程的主讲教师是楼学礼老师，从此，我的学习生涯与他之间才有了真正的交集。
楼学礼老师的授课风格与特点，如同他的外表形象一样，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纯厚敦实，“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课程的性质，决定了这门课的讲解不可能是激情洋溢，惊涛骇浪，而只能是有板有眼，娓娓道来。宛如平静的河水，涓涓流淌过听课者的心田，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楼老师很好地驾驭了这本课程的讲课艺术，不疾不徐，泰然自若，既不追求哗众取宠的效果，也不让同学们感到枯燥乏味，在短短的一个学期里让同学们基本了解了甲骨文的前生今世，初步掌握了释读甲骨文字的方法途径，还顺便地增添了一些有关甲骨文的历史掌故，什么“堂堂堂堂，郭(沫若)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什么甲骨文的四大结构(前辞、命辞、占辞、验辞)，什么甲骨文的断代、缀合，什么《前编》《后编》《铁云藏龟》《卜辞通纂》《殷墟卜辞综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楼学礼老师的这门课，其宗旨显然有两个，相关常识的介绍与普及；识读甲骨文字能力的初步训练。应该说，到课程结束时，他的初衷是得以基本实现了，因为我们这些古文字白“文盲”们，因为通过楼学礼老师他的耐心而认真讲解，对原先那些有如天书的甲骨文字，我们终于告别了神秘感与畏惧感，可以直面相对，多多少少能够稍窥门径了。除甲骨文字之外，楼老师也还下延讲述金文、石鼓文、战国鸟虫书，虽属于一般性的介绍，但对普通的本科生来说，也起到了增添知识，扩展视野、激发兴趣的作用。这种文化上的熏陶，对于蹒跚学步的本科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恩典！
我本科期间学习的兴趣方向是中国古代史的前半段，了解一点古文字知识更有必要，于是，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楼老师的讲解之外，课下也主动去接近他，向他请教，类似于增“开小灶”。楼老师是很随和也很热情的师长，对我的“骚扰”不以为忤，总是耐心地回答我提的那些今天看来很幼稚的问题。一来二去，我和他之间就变得很稔熟，后来，我更是得寸进尺，经常做不速之客，造访他在杭大河东住所。所谈论的主题，也不再局限于古文字，而是天马行空，涉猎到上至国家大事、下及生活细节。在闲聊中，我才得以知道，他原来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1957年，在引蛇出洞的“阳谋”面前，天真而无城府的他不幸“中招”，被打成了“右派”。于是，上讲台的权利被剥夺，发配到系资料室当了一名图书资料员。这一干就是20余年，感谢邓小平拨乱反正，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给多达50余万的错划的“右派”摘帽，楼学礼老师蒙此“恩荫”，也得以从系资料室中脱身，恢复教师的身份，重返讲台，执掌教鞭。
不过，虽蒙恩典得获“赦免”，可是对楼学礼老师来说，人生中最富有活力与生机的青壮年岁月已是一去而不复返了，这是永远也无法补偿的。另外，因言获罪也使得他心有余悸，给他的心中留下永远的阴影，所以，当系里请他重操旧业，回归近代史教学队伍时，他坚决拒绝了，他希望永远离开那个给他带来巨创大痛的领域，免得触景生情，徒添悲伤。适逢系里计划给本科高年级开设“甲骨文研读”课程，他就主动请缨，担任了这门课的主讲老师，给我们78级同学开课，是他劫后余生，时隔20多年之后的第一次授业解惑。
时隔20余年第一次讲课，就做到这么完善，做到这么规范，可见楼学礼老师他是多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重返讲台，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为备好课，讲好课，倾注了多少的心血，一个经历过至暗时刻的老师，依然不改初衷，执着于自己的事业，竭尽全力为培养学生而投入，这种精神，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在憨厚敦实、随和达观的外表背后，我能看到的，是楼学礼老师灵魂深处的高尚，内心深处的强大，是他的博爱的情怀，是他的伟岸的人格。
对楼学礼老师来说，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的教学与研究，毕竟属于半路出家，在有数十年研究经历的专家眼里，他这方面的一些论文，也许不能进入学科的前沿。记得一次在他家里闲聊之时，他风轻云淡地提到，他那年申报副教授一事受挫了。我在惊讶之余询问其故。他说，他的一篇申报副教授学术论文，提交给著名甲骨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戴家祥教授评审。戴先生是他的老师，早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为王国维的弟子，对他很了解。其反馈的评审意见，大意是：一直很欣赏楼学礼的才华，也同情他的坎坷遭遇，同时深为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在甲骨学方面达到的水平而欣慰。但是，现有的文章还不够评副教授的标准，希望他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来年再申请评审。这就是当年的学术风气，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不因为是自己的学生，不因为该学生的不幸遭遇，而将枪口提高半寸，降低学术上的标准。楼学礼老师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通达地说，我认为戴先生做得对，我本不该勉强地去进行申报，以致给戴先生添麻烦的。我静静地坐在边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为楼学礼老师的境界而钦佩！
1985年，我报考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先生的博士生。得到自己被录取的消息后，我就到楼学礼老师家中，向他报告。他挺高兴，还开玩笑说，这一下，我们可成了师兄弟了。看到我怔怔没有反应过来，他微笑着解释说，我就学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时，王仲荦先生是该系的副教授，给我们授过课，所以，我是王先生的学生。如今，你要随王先生读博士，当然也是他的学生，那我们难道不是同门的师兄弟了吗？
近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淡淡微笑的样子，这微笑，意味着慈悲，象征着旷达，体现着超越，会永远地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