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丁玲在延安最重要的文化期刊上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两年以后，另一个中国现代最重要的女作家，在日据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前者写慰安妇做间谍，回延安养病；后者写上海女生在香港半山豪宅自愿从娼。两部作品，内容南辕北辙，手法完全不同，却都是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精品，而且两个故事居然也不无相通之处。为了革命养病，今后再到前线“做同样的工作”也好，为了虚荣或婚姻，为姑妈找男人为丈夫找钱也好，女性身体在男性压力下又被迫又自愿的特殊挣扎和困境却是相同的。而且，莎菲女士和薇龙小姐所倾心的男人，竟然也有惊人相似之处，或是南洋归来的侨生，或是香港贵族子弟，都是生理/精神上的混血，都有令女人心动的颜值、风度以及花花公子的本性（在其他现代文学作品中，这样的男人很难寻找）。20世纪中国小说系列，选择重读张爱玲（1920—1995）的四篇早期作品，《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笔下的香港传奇，《金锁记》和《红玫瑰与白玫瑰》则是张爱玲讲述的上海故事。
一 大城市里的“堕落女性”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第一部小说，初载于1943年的《紫罗兰》杂志，是张爱玲早期代表作。《第一炉香》可与曹禺的剧本《日出》、张恨水的长篇《啼笑因缘》并置阅读，几部作品都写美丽的女人在大都市里的堕落。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的常见故事，即便是享受都市文明的新感觉派（如《上海的狐步舞》）也不例外。然而，都写女人在都市堕落，《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在写法上有明显差别——某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差别。
假定“一个本来纯洁、朴素、弱势的美女，为了金钱等利益屈从一个她不喜欢的有权势男人”是“堕落”的标志和过程（这个“堕落”要加引号，因为其定义可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那么《日出》叙述堕落的过程“略前详后”。前面陈白露结婚，失恋，到大城市做舞女、明星，后来变成交际花，都只用几句台词简略交代，但是“堕落”的后果，交际花的悲惨结局，却详尽描绘。豪华酒店，花天酒地，应付各种男人，最后欠债，被迫吞药。最后她的台词：这么年轻，这么美丽，“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观众对女主人公充满同情，觉得她是一个无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既然她是无辜的受害者，眼前悲剧应该由谁负责？当然就是社会，罪恶的大城市，这是左翼文学主流的声音。
张恨水《啼笑因缘》里的卖唱女凤喜，已和书生樊家树在一起，又贪图钱财跟了军阀，虽有一定胁迫性，也有一点自愿成分。军阀把她骗到家里，然后手举存折跪下，凤喜先是拒绝，最后一笑接受。有侠客在窗外，也没法再救她。正因为女主人公对自己的堕落有一定责任，所以之后她受到虐待，甚至发疯，读者的感受就比较复杂，有同情，又有谴责——此乃通俗小说的基本功能，先让读者迷醉白日梦，再提醒大家不可模仿，有一个道德教育的框架底线。所以《啼笑因缘》写女人在城里堕落，是“详前详后”，全过程一个环节也不少。
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下，张爱玲《第一炉香》的叙事方法却是“详前略后”，因此同样的故事却显示了不同的意义。
二 《第一炉香》：女学生“自愿从娼”的故事
葛薇龙从一个恳求香港姑妈赞助学费的上海姑娘，一步一步自愿地走进了堕落的结局，中间经过了至少四个选择。
第一步，明知姑妈家里风气不正，仍然住进去。第二步，睡房里这么多衣服，提醒她：“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摆明是要她充当学生以外的角色，但她陶醉于美丽衣服的华尔兹舞，对自己说“看看也好”！第三步，姑妈老相好司徒协，突然套个金刚石手镯给薇龙，显示她在姑妈家的培训期结束了，It's time to work。薇龙还是不舍得离开香港，接下来就和混血靓仔乔琪乔感情赌博。这三步选择，我在北京和香港的课堂上做过调查，大部分学生都认为会走下去，“看看也好”。可是到了第四步，为了挽救名声而嫁给花花公子，还要帮姑妈勾引其他男人，这个荒唐结局是人人都害怕的——但它又是前面几步的合理发展。
夏志清这句评论被不少人引用：“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1] 在我读来，《第一炉香》的结尾就是《日出》的开端，几年以后，薇龙就是陈白露。张爱玲的“详前略后”，使得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有别于左翼主流文学和鸳鸯蝴蝶派。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家庭背景是所谓“最后的贵族”——衰败、破落、腐朽，但又有不少别人没有的、令她留恋的东西。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因为二战只能在香港读书，香港生活经验在她早期创作中演化为异国情调。《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其实都是为上海读者制造的香港传奇。香港于是变成专为中国人制造的“异域梦”（同时又是为西方人演出的“中国梦”）。在另外一篇小说《茉莉香片》里，张爱玲预言，“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如果言中，纯属偶然）。《第一炉香》有意无意地延续了晚清狭邪小说的传统，特别是《海上花列传》中青楼家庭伦理化的传统，性工业也要模拟家庭气氛并遵守伦理道德。仔细想想薇龙后来在姑妈家里的华丽生活，不少男人因她而来，有的会姑妈，有的见她。靓仔老公也要应付姑妈，又要照顾薇龙，还获得金钱，当然还有别的女人，家里的美丽丫头也要承担各种不同的功能……
高全之曾把《第一炉香》和《金瓶梅》相比较，认为薇龙和李瓶儿都有“飞蛾扑火的盲目与清醒”，她们美丽的从娼心理历程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自愿性，第二是现实性。 [2] 其实青楼文学传统，也有社会批判功能，《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都有官员将女儿或者儿媳妇送给上司做妾的狗血桥段。茅盾改写这一情节，乡下财主冯云卿将女儿送给赵伯韬刺探情报，更突显色情交易和家庭道德的结合与冲突。甚至《上海的狐步舞》里，也描写了一个老太婆要帮自家儿媳妇在街上拉客。仔细想想，《第一炉香》中的姑妈，不也在替薇龙拉客吗？而且还不完全是勉强的，薇龙对乔琪乔还有自欺欺人的感情投入。从这个角度看，《第一炉香》可以视为“青楼家庭化”向“家庭青楼化”的一个转折（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就是《海上花列传》，《第一炉香》里的“长三堂子”不只是一个隐喻）。
三 《倾城之恋》：从饭票出发却找到爱情
晚清青楼小说，除了《海上花列传》式的“近真”，也有《花月痕》式的“溢美”，从交易出发最后收获真情。现代版“从饭票出发却找到爱情”的传奇，就是《倾城之恋》。傅雷在称赞《金锁记》的同时曾批评《倾城之恋》“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 [3] 张爱玲的爱情故事大都悲观绝望，《倾城之恋》是一个例外。在现实层面上，当然也是白日梦：刚刚跳舞认识就买头等船票，马上入住男人付钱的浅水湾高级酒店，这段感情游戏一开局就不平等。张爱玲写白流苏的上海旧家庭，亲戚排斥母亲不帮，这就把女主角在香港寻找饭票之旅合理化了。没有退路，她才跑上阁楼，对着镜子阴阴一笑，然后出征。
在《伤逝》《创造》《家》《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中，“五四”小说的基本爱情模式已经一再重复——男的总是思想进步的才子（凌吉士思想不进步，就被莎菲女士“飞”了）；男人穷，他的性苦闷才值得同情。怎么吸引女性？当然主要靠文化，男人相貌并不重要。女人必须玉洁冰清。基本上男人在讲他看什么书，女人就在旁边睁大了美丽的眼睛，点头，仔细倾听……
《倾城之恋》也有这样的场面。华侨商人范柳原花钱把28岁的女人白流苏从上海请来香港浅水湾，住进海景房，先吃饭后跳舞。男人说：“我要你懂得我！”女人低下头来说：“我懂得，我懂得。”然后两个人就到夜晚的花园里，来这里本来就可以kiss了，“流苏愿意试试看。在某种范围内，她什么都愿意。” [4] 可是，男主角觉得，只靠钱来拍拖，胜之不武，所以他还要模仿一下“五四”文人的恋爱方式，便将白流苏带到了一个荒凉的断墙下面，讲了一番“地老天荒，执子之手”等《诗经》金句。这种场面在“五四”爱情小说里常见，没有见过的是女主角的心理独白——
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 [5]
这段话“放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看，是女主人公觉悟的一个小降低，却是女性主义创作的一个大飞跃”。 [6] “五四”的爱情小说灌入了太多启蒙内容，使命就是教人、救人，男主角或者作家经常看不到女主角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只觉得女主角睁大美丽的眼睛，在听他讲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男主角或者作家看不见女性曲折压抑的情欲，也看不到女人睁大美丽眼睛温柔点头时，其实可能在考虑更实际的饭票、衣服等人生问题。子君当年听涓生讲雪莱、拜伦时，是不是也会脑子里闪过——这个男人将来住哪里？女作家下笔就视野不同，《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了女人浪漫主义的性欲，《倾城之恋》写了女人现实主义的心理。为什么女性的这些平凡的欲望心思，才华洋溢要救人救世的男主角们却看不到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小说最后靠了香港倾城的这个外力（实际上不大可能发生的条件），促使男女主角在爱情方面从互相算计到同病相怜。作家告诉读者，这也不是天长地久，也许十年八年。但已经可以使不少张爱玲的读者感到欣慰，毕竟这是她笔下唯一的一次happy ending。
《倾城之恋》除了挑战“五四”以来的爱情小说模式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值得讨论：一般爱情小说都是男女主角一见钟情，然后因为家庭、阶级、民族或者其他社会因素的阻碍而导致悲剧。男女是冲突的一方，外界压力是另一方，这是不少爱情文学的基本格式。然而《倾城之恋》并没有明显外力在反对他们，戏剧冲突就发生在男女之间。冲突是什么？表面看，女方追求长期饭票，男方貌似花花公子，好像是一场食与色的斗争。难道“食、色，性也”，真的男女有别？女的比较看重社会条件，比如财产、知识、稳重、可靠、才能、气度，男的更加关注外在生理因素，比如美貌、仪态、善良、身材、气质。可是这种“食色性也，男女有别”的情况，其实也是男权社会的历史后果。《倾城之恋》承接了这些后果，又颠覆了这种后果。仔细读小说，我们发现女主角目标明确，手段不拘，男主角只贪过程，意图不明。在感情博弈过程中，男人处处占优势，但最后女方达到了结婚的目标，所以这是一场男女爱情战争当中以弱胜强，又达到双赢的典型战例，难怪读者们一直喜欢。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405页。
[2] 高全之：《飞蛾投火的盲目与清醒：比较阅读〈金瓶梅〉与〈第一炉香〉》，《张爱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49—64页。
[3] “……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4] 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增订版，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71页。
[5] 同上，172页。
[6] 许子东：《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