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先生的《师承集》，尺楮帧帧，书人书事，掌故多极了。其中收有与董桥先生往来信札一十三幅，并有段一百五十余字的自述。其中提及董先生当年任职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年月，“我得知董先生曾经主持过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编务后，更为之神往。因为我这个大陆的小出版商，当年一心想重印这家出版社的种种译品。”可见当年沈老眼光的独到，可是至今这套美新处今日世界出版社的美国文学丛书还未成系统在大陆出版印行，以为憾事。董先生也曾深深念及这套译丛：“殷先生说美国新闻处所有中文译本他集藏多年，冷战时期美国官方文化统战做得密，推介美国思潮无微不至，港台两地不少作家学人都是译者，是西学东渐一段新奇的历程，那些书难找，林冠中偶尔会找到。”（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四日《雨天的书》，收于《夜望》）学人有学人的严谨，作家有作家的灵犀，调羹一搅，不浓不淡，译河浦口，野渡有人，也不至黯然。

沈先生长董先生十一岁，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董先生复信沈老，“唯一不放心者，乃先生几度提到‘没出息’云云，希望凡事看开，做好自己的工作，已是很有意义了。”沈先生时年六十七岁，而董先生五十有六。关于‘没出息’这一话题，两人似经过一番探讨。一九九二年董公的另一封复信中再次提及，“读来信甚有意思，我们都是些‘没出息’的人，所谓臭气相投，否则文化云云，早就式微矣，一笑。”二位笔下云淡风轻，凿凿之外满是余味，也见脾性。人一老，无论几许成就，一回首便有灵光，就在董先生复信的九二年，一位普通的台湾老者在一本搜访来的旧书扉页写下了这样的题识：“老人与小孩都是灵魂大于躯体，只有成人才将躯体弄得比灵魂还要大。”落款：“永和旧书坊，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九月八日。”此书便是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版张爱玲译《老人与海》。但话又说回来，“老年人要养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能不打扰就不打扰。”（二〇一一辛卯年小雪《题毛尖新书》）这话又是另重境界。

张爱玲这个本子，董先生熟稔，“我向来喜欢海明威，工余细心读遍他的作品，连最沉涩的《老人与海》我也捧着张爱玲的中译本对照原文细读一遍。张爱玲翻译的海明威比不上汤先生翻译的海明威那么刚介那么传神。”（《海明威在巴黎》，收于《绝色》）至于张爱玲，“杨老板”见过，余也鲁见过，宋淇邝文美那更是不必说的交情，而董先生却无缘得见。“杨老板”和余也鲁的印象里，“张小姐冷冷的过了一辈子，跟人家打个招呼她都嫌烦！”，“千载难逢的那种蒙娜丽莎的浅笑，随即隐没，被一种冷漠遮掩，把你的话，你的笑，你的热全撇开，一扭转身子，头也不回的走了。”（二〇〇九年五月卅一日《和杨老板聊天》，收于董桥《墨影呈祥》）邝文美却为她开脱：“她患近视颇深，又不喜欢戴眼镜，有时在马路上与相识的人迎面而过，她没有看出是谁，别人却怪她故作矜持，不理睬人。”（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也能窥见亲疏。这不喜戴眼镜的脾气倒是与海明威颇有些相似，海明威生下来左眼便有缺陷，十余岁患近视，但不愿戴眼镜，宁可眯着眼睛看人。

一九五二年，张氏赴港，罗湖桥盘查的冷汗还未散尽，港大复学一事因奖学金的补发问题而未成，弄得老院长贝查两头为难，一直责怪。这年十二月始译《老人与海》，此时海氏原著也才刚刚在哈瓦那的别墅中传阅修改完毕不久，翻译版权由美新处敲定，当时美新处由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和译书部的宋淇负责相关事宜，麦氏政治立场拿捏得准，宋淇重金礼贤也用在刃上，稿费翻了五、六倍，公开征集译者，结果张氏赫然在列，“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由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倒也转运，麦卡锡倾心《秧歌》，一并在美国为其接洽了经纪人和出版商，很快付梓。

译书的事，张爱玲并不喜欢，更多是为了多些进账，顺便历练英文，自己后来也给宋淇夫妇建议让“琳琳”（即宋元琳）“要中英文好，最有效的办法是多看小说。”刚到香港的这段栖身女青年会和蜗居司徒拔道的日子也是清苦劳碌，《张爱玲私语录》中的这几条可窥一斑，“我来了香港，写作的速率已经打破自己的记录，不过同别人比起来还是很慢。”，“住在女青年会时从朝写到晚，一天十几个小时——现在想想真太机械化了。”，“长期独自关在一间房里埋头工作，使我觉得not myself，所以不愿你看见。”，自己的写作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几天总写不出，有如患了精神上的便秘。”杨牧先生后来也感概宋淇信里的那份苍凉，“‘同我差不多年龄的好友，如姚克，张爱玲，乔志高，蔡思果’等四人，都为衣食忙，他说，致未能专心文学，接下去就感慨地讲了些觉得苍凉的话。”而且港大退学一事也弄得她心思烦乱，她曾经开导邝文美的话里也不无夫子自道的成分：“起先我有点怕你会因为停学而不开心，或者真的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从来不这样想你），你说不放在心上，我就放心了——而且我想起你是最会譬解的人——当初明明不是很理想的事，你都有本事让自己看出点乐趣的好处来，现在你一定也找得出理由叫自己看得开。我在港大读了三个月，你也这样。”她还告诫邝文美，“翻译工作埋没了你的个性。”除此之外，美新处并非是个清静之所，宣传美国价值观是其作为情报文宣机构不能回避的，如《赤地之恋》这部小说就受到美方干预，故张氏写起来满腹牢骚，自己也不待见。庆幸一九五五年秋月赴美，次年四月十一日致邝文美信中长出一口气：“每次听你说起USIS（美新处）那些狗屁倒灶的举动，总使我自庆脱离苦海，因为对于不会应付的人确是苦海，会处世的人则不过是一些小气恼，不伤脾胃。”

说来也怪，这段边译书边写书的日子里，张氏偏偏不嫌海明威，甚至迷爱，而爱默森、欧文等人的书她颇觉无奈，硬着头皮去译。宋淇记得：“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因她下过这样的批评：‘曼斯菲尔德已过时，令人想起她小说中的衣服，尤其是游泳衣。海明威就不同，虽然他也形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陈子善先生在《张爱玲译<老人与海>》一文中录出张氏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写在香港中一出版社印行之《老人与海》前的一篇译序，其中也见张爱玲对海明威的心思：“老渔人在他与海洋的搏斗中表现了可惊的毅力——不是超人的，而是一切人类应有的一种风度，一种气概。海明威最常用的主题是毅力。他给毅力下的定义是：“在紧张状态下的从容”。书中有许多句子貌似平淡，而是充满了生命的辛酸，我不知道青年的朋友们是否能够体会到。这也是因为我太喜欢它了，所以有这些顾虑，同时也担忧我的译笔不能达出原著的淡远的幽默与悲哀，与文字的迷人的韵节。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大家都看看这本书，看了可以对我们这时代增加一点信心，因为我们也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与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代表作比较，都毫无愧色。”中一出版社的本子出第一版时译者署名“范思平”，一九五五年五月三版时才署上“张爱玲”的名字。后来美新处出版美国文学丛书时改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发行，笔者手头既是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版本，颇为难觅了，如今市面上多是八十年代台北台湾英文杂志社有限公司的重刊本，与初版本在装帧方面有细节上的差异。

这个本子前附了李欧梵译的Carlos Baker写就的长序，其中对海氏写作过程辑录颇多掌故，梳理作品精神颇有见地，李先生的译笔也精彩谨肃。又请蔡浩泉出来做了装帧，并绘插画八帧，张张透纸力道，山蒂埃戈刻得嶙峋，眼眶极深，眉头紧锁，早已谢顶。蓝绿的海面吹不走哈瓦那雪茄的绵甜。

一九九〇年八月四日，宋淇致信张爱玲，双双老迈，也多病扰，但还是存着那股海氏的毅力，整理张爱玲当年译作寄予皇冠出版社，“了却心事”。而这册《老人与海》又成了稀罕物，“现在最成问题的是《老人与海》，我自己没有，朋友中也没有，不知你有否存书，如果皇冠实在找不到，可否一查？”满是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