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国化是比较成功的。佛教是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的。公元前6世纪，古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生命可以轮回，人的命运也是由神来决定的。佛教的出现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上占主流的婆罗门教。当时的佛教首先认为世界是无神的，万物因缘聚会，这就是佛教最根本的“缘起论”。佛教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万物不能分离。佛教有四句著名的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又展现了宗教的另外一种形态，再次体现了宗教文化的多样性。

佛教在印度与主流宗教不合，但在中国，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相契合。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强调自我的觉悟、自我的约束、自我的提升，认为人要靠自己来觉悟。道家还强调保持真性、回归自然、不贪念外物。佛教讲缘起、讲因果，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是必然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自然产生万事万物，是偶然性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因缘观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从哲学上讲，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辅相成的。佛教讲因果报应，中国也讲因果报应，但中国讲的生命观不是个体的。有一句话讲得很生动：“火尽薪传”（明·寓山居士《鱼儿佛》），延续的不是我，是我的子孙。中国人认为父母积了德，子女享福；父母造了孽，子女遭殃。《周易》里有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个体的肉体是要消失的，而群体的生命会在子孙身上延续。

佛教本土化是一个相当长久、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外来宗教本土化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中国文化是非常包容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能够构建宗教和谐的文化。在中国，不同的宗教应当可以如兄弟一样和谐相处、亲密无间。“化”并不是说佛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完全等同于儒、道，而是彼此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彼此之间还是“你是你，我是我”。这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从来都倡导包容、多元、相互尊重。

因此，中国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在这个基础上，应当鼓励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创新、发展，使之超越地区性文化背景下的各种局限。任何宗教，只要不破坏中国本土文化，不改变中国本土文化，不与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发生冲突，那么在中国文化当中就是可以被包容、可以生存的。即使存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个根本规律：一个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一个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如果不能把这两者处理好，没有包容，外来宗教再怎么本土化也不行；即使本土化，也会保留很多习俗上的不同，而理论上的不同更难完全改变。因此，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习俗及其最根本的理论。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范例。

另外，外来宗教不仅要找到和本土文化的适应点，而且还要加以发展。我们常常讲，中国佛教的特质在于禅，禅宗确实是中国佛教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因为禅宗在印度佛教里不是这样的形态，也不是这样的意义。释迦牟尼创立印度佛教的时候，强调的是自觉——智慧的觉悟。可是到了大乘佛教时，逐步出现了一种“救世主”的理念，拜佛、求佛、求菩萨。而到了中国禅宗，把成佛、成菩萨化为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内在的问题。迷了就是众生，悟了就是佛。所以，禅宗强调的是学佛、做佛，学菩萨、做菩萨，这和中国文化完全一致，而且又回到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根本宗旨上去：淡化祈求于外力的拯救，强调内心的自觉。

外来宗教要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一定要有创新、发展，不能够回归到原来。现在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用还原论思想来研究宗教，不断地对宗教进行还原。佛教中国化的关键在于适应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不能够用还原论的思维和理论来研究中国佛教。我曾经说，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印度化”，所谓“印度化”，主要是指不能认识到中国佛教的独立性文化地位，而错误地认为真正的佛教只在印度。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佛教和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特色。其实，中国的文化环境是最好的，不同宗教像兄弟一样亲密地在一起，没有冲突。这就是中国文化，一种能够使各宗教和谐、和睦相处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