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德国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番研究。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1930年代开始遂以德国哲学为主流。究其原因有四：第一，从国际大环境看，1870—1945年是德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期，英法等西方列国纷纷跟随德国哲学家；第二，20世纪30年代，五四时期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在国外学习的是当时西方哲学主流即德国哲学，回国后在国内大学哲学系教席上传授、翻译和出版德国哲学著作；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中国人在德国哲学中“拿来”了适合自己国情的思想资源，贺麟在抗战期间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的书，其中说：“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黑格尔的时代都是强敌压境、国内四分五裂，人心涣散颓丧时代……黑格尔的学说对于解决时代的问题，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第四，也许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对中共文化战线的围剿被打破，马克思主义著作流行，苏联研究辩证法著作被视为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经过“辩证法问题”的大讨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研究哲学、历史和社会的正确的科学方法。在此共识的基础上，1949年之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德国哲学家思想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哲学的热门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尼采、海德格尔、现象学风靡一时，黑格尔主义依附西方马克思主义被更新，康德主义也因其启蒙精神而复兴。直至现在，德国哲学仍是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的“龙头”。

2020年，我做了一个题为“中国人为何热衷于德国哲学”的讲座，对德国哲学对中国哲学界深远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中国人对待西方哲学，不是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引进，德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分别适应了抗日救亡、宣传马克思主义、启蒙开放的时代精神，因此，成为中国人“拿来主义”的首选。而且，“拿来”不是“照搬”或全盘复制，而是根据自己需要的改造和吸收消化，才能成为滋养自身的思想资源。这里说一个故事，2004年是康德逝世两百周年, 全世界都进行纪念活动，北大哲学系也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 邀请了一些德国哲学家跟中国学者进行交流。快到结束时, 有一位德国同行有一点困惑地问我：“你们中国人讲的康德和我们讲的康德，怎么有一点不一样呢？”我回答说，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读康德著作的时候，是选择适合中国人需要的角度来理解康德，想知道康德对理解中国传统和现实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另外，会议论文虽然是用英文或德文发表，但这些论文的大部分一开始是用中文写作的，再把中文翻译为英文或德文。用中文写作的论文，即使被翻译为外文，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汉语思维的特点，与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来思考或者写作的论文当然有思维和表达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意味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说德国人对康德的理解和解释有优先权；中国人理解的特有角度，中文特有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就一定是不地道的，只有用德文来理解和表达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才是地道的，我想不能这样说。实际上，这位德国同行也承认，他从中国的同行身上学到很多原来被他们忽视的东西。

中国人为何“热衷”德国哲学，这一提问方式隐含价值判断，“热衷”有“偏爱”甚至或“盲从”的意思。德国哲学体大精深，大哲学家都有自己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逻辑，接受了这个逻辑，体系内的一切经验现象都可以得到解释，一切原理都可以得到证明，对学习者有极大吸引力。如果把德国哲学的某一逻辑当作思维定势，必然沉溺在特定体系中不能自拔，不能适应经验世界的变化，特别难以处理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最近几十年来，德国哲学失去了曾经引领西方哲学的创造力，或固守在与自然科学对立的精神科学的几个据点，或对经典考证不断更新。对德国哲学的任何体系，我们不能做整体性的肯定，而要打散重组，重新编码，把各种“先验逻辑”的片段整合为符合实践和现实的解释模式。这样说有点抽象，下面举个例子。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说法在中国很有市场，学术界和新闻媒体都在消费这一概念，而无批判性反思。今年11月27日在“中国第二届康德大会”上，我做了“平庸之恶还是根本恶”发言，用艾希曼案件的证据说明，纳粹大屠杀的罪犯艾希曼并不像阿伦特所说是平庸的常人，而完全符合康德对“根本恶”的定义；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的辩护也不像阿伦特所说是“丧失了表达能力”的“无思想”，而完全符合黑格尔对“伪善”各种表现的描述。当然，阿伦特也不全错，她提出了“后奥斯维辛时代”如何反抗恶的正确问题，但得出了错误答案。相比而言，康德和黑格尔更深刻地揭示了恶的现象和本质，但没有解决“人性决定制度、制度决定人性”的悖论。马克思的名言“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现在应继续探索，找到如何防范和制止邪恶的切实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