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哲学的道路上，我是一位非常幸运的人，因为一般人一生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已属万幸，而我一路上却遇到了多位好导师，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国内著名哲学家，这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运气。“好老师”之为“好老师”，一般人都能认同的标准，我想无非就是两点：一方面能把学生带到治学的正道上，把握国际学术的前沿方向和目前的问题所在；另一方面能以自己的灵魂照亮学生的灵魂，懂得人间道义之所在。因而有一位好导师，至少在逻辑上就具有了一个防御机制，防止学生因自学的任性而入门不正，走上歪道。至于学生最终能否修成正果，那实属自己修为的事情。张世英（1921-2020）先生是把我引入德国哲学正道上的第一位恩师：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回想自己跟张先生的师生缘，一直感慨万千，也许正因为充满了偶然，它在我心中总是被反复地回味和回想，虽然35年过去了，但一直仿若昨日，一些细节越随时间流淌，就越发清晰地定格在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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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海军工程学院（位于武汉汉口）政治部任政治教员，那真是一段青涩时光，既充满了军人的激情与浪漫，又烙刻着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摸爬滚打的艰辛与泪痕。当对部队的神圣感、新鲜感慢慢地转化为无法融入的陌生感时，与我一起从“地方大学”毕业一同入伍的7位“战友们”就产生了一个共同想法，早点考上研究生寻求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但部队是否能让我们报考地方大学的研究生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而且能否在入职两年内就允许我们报考，对于军队大学也是第一次遇到的难题。与我同在一个教研室的一位山东大学历史系78级的老兄比我早来两年，也一直没有获得批准参加研究生考试，这使我考研的希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但决心已下，必须努力争取。一方面争取获批，另一方面争取联系到一位好老师。由于部队当时有规定，即使考上地方大学研究生的教员，也必须保留军籍，为了便于对我们的管理，一般不会批准考外地大学，只能考武汉本地的大学。这样倒让我的选择变得简单了。
当时，武汉大学的西方哲学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除了北京大学之外，其他大学很难与之相比，逻辑哲学、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方向有1940年代从美国求学回国的江天骥先生，他是国务院批准的文科第一批博士生导师；而欧洲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方向则有大名鼎鼎的陈修斋先生，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德国古典哲学有同样有名且以研究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特别见长的杨祖陶先生。加之我本科在山东大学学哲学时就认定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那既是哲学的最高峰，也必定是真正哲学的门槛，不从这个门槛进入哲学，就必定要走许多弯路。因此，我当时认定，只要部队允许我考研，我考武汉大学，考到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门下研究德国古典哲学。
那是一个想着想着就能兴奋起来的年龄，于是我立即给当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本科同学汪俊昌兄写信，询问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下一年的招生情况。大概过了一周后收到回信，然而，我的兴奋立即被打消了，因为武汉大学西方哲学一年招“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方向，隔一年才招德国古典哲学方向，而我要考的1986年恰恰不招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的学生。
让我难受的时候就在1985年底，经过我们共同努力，海军工程学院同意了我们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教员可以报考研究生，只是规定，与我一同入伍的从上海同济大学、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工科教员必须考海军工程学院本校研究生，而像我这样从地方大学入伍的文科教员则可以考武汉的大学，这本来是个绝对令我高兴的政策，然而因为武汉大学当年不招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而让我陷入好不容易可考却无法考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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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武汉大学德国古典哲学专业不考的痛苦煎熬了我好几个月，终于在1986年大概是3月中旬，才因教研室收到一封来自湖北大学的信而让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信上说，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在湖北大学成立了德国哲学研究所，要出版《德国哲学》丛刊，当年要招收硕士研究生，欢迎我们单位符合条件的青年老师报考，而且我随后就打听到，这批研究生毕业将由武汉大学组织论文答辩，如获通过将由武汉大学授予哲学硕士学位（因为当时湖北大学没有哲学硕士授予权）。这对我而言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和好运了。
机遇降临，剩下就靠自己努力了。当时虽然还没见过张世英先生，但在山东大学读本科时就知道了他的大名，并读过他1981年再版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等书，尽管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许多问题都理解不透，对学界讨论的核心问题，即黑格尔的逻辑学既是辩证法、方法论，也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这“三统一”倒是记得非常熟了，所以自信如果考试考黑格尔自己是没多大问题的。需要花大功夫的还是康德哲学，大学时代，就是因为学了康德才真正喜欢上哲学，山东大学专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李质明老师去讲了一学期的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我自然也跟着学习，而康德哲学是能诱惑人不断深入探究的，因为越深入地学习就会越感到自己肤浅，想不透。当年能够看到的康德研究专著其实是非常少的，记得我买到的就两本，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和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之批判》。前者对我而言，不容易读懂，而后者更适合于一般读者的理解力。于是我把李先生的书看得比较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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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张世英先生最初的印象就是研究生面试时建立起来的，一直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参加面试的除张世英先生外，还有湖北大学的张传湘教授、刘简言教授、许凯老师，张世英先生的得意弟子朱正琳老师做记录秘书。张先生问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康德的“先验图式论”，我一时心中窃喜，几乎原原本本把李泽厚先生《批判哲学之批判》解之为“先验构架论”的思路当作自己的“心得”说出来了。考试结束之后，张先生故意问我，你刚才讲的那些是从谁的书中看来的？我自然如实相告，张先生告诫我说，以后还得再看看其他的书啊。我就这样被顺利地录取了，成为了张世英先生在湖北大学招收的第一届5名硕士研究生中的一员。
进入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学习德国哲学，对于我们5位研究生而言不仅特别幸运，而且处处得到厚爱与尊重，我们心里都清楚，这全是张先生的名望带给我们的“福利”，尤其是给予我们的学习条件可能是别的大学所不可能具备的。那时，张世英先生为办好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真可谓煞费苦心！首先是图书室外文资料库的建设，这对于我这位刚入德国哲学之门的研究生而言，真的可以说是大开眼界。那时的中国，武汉地区的大学图书馆能找到的德国哲学原著少得可怜，先生则竭尽全力筹集各方资金，从德国购买了大批德国哲学原著和前沿性的研究专著，许多大哲学家的全集全部购全，《费希特全集》还购买了两套，不仅德国古典哲学家，像《施莱尔马赫文集》其他图书馆不可能见到的，这里全都有。这使得德国哲学原始文献大大超过了武汉大学的藏书。而现代德国哲学家，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雅斯贝尔斯、狄尔泰的著作在这里全都能找到。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复印本”。不过，在1980年代能看到这些德文原版书是多么难得啊，而我们却拥有这种幸运。其次这个图书室对于我们研究生是全天候开放，随时借阅，这一点太方便了。当时懂德语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么大的图书室几乎我想看什么就有什么，想借什么就能借，这是任何其他大学不可能有的“待遇”，光这一项，我就对张先生充满了无限感激，让我能在刚刚迈入研究生阶段就能在德国哲学的海洋里大饱眼福。能浸泡在自己喜欢的哲学书库里全凭自己的兴趣看书，没有当下人发文章、发C刊的焦灼，这样纯净的幸福在人的一生中实际上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我在最需要发奋的青年时代就享受到了，我内心真是一直感谢张先生带给我们的这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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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先生自己给我们开课是不多的，当年主要是通过“系列讲座”的形式讲课。先生在湖北大学授课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我们入学之前，讲了整整一个学期的黑格尔逻辑学，武汉地区的很多爱好者都有幸跟着学习了黑格尔。但在我们入学后，张先生自己只做了几次关于康德哲学的讲座。除张先生亲自讲之外，他还邀请了陈修斋、杨祖陶、陈家琪等老师来讲座，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非常受益。一是这些讲座都是这些先生们最新的学术成果，具有前沿性与问题意识，二是让我们能见到许多平时见不到的先生们。1980年代无论是就交通状况还是就大学的学术交流频率而言，根本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那时一所学校一年难得有几次学术讲座，而我们能在一学期听到好多位国内大牌教授的学术讲座，那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况且，大家都刚刚从不读书、没书读的“革命大批判”时代过来，很难读到国外的研究资料，一些老师真要讲课，也实在讲不出什么内容。一次我听一位老师的西方哲学史课，只说了一句话就下课了：“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就在这里，我们一起读吧，我就不多说了。”于是便下课了。所以，以讲座的形式教学，平时让我们自学，我现在想起来实在是非常好的培养模式。
但是，张世英先生让我们自学，是有严格要求的。我记得有两门课是张先生领衔的，一门是康德哲学，张先生让资料室的付老师（朱正琳老师的夫人）给我们研究生一人复印了一本柏林科学院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张先生要求我们对照蓝公武先生（1887-1957）的译本自学，但必须要交详细的读书笔记；还有一门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也是让我们自学，但必须记五万字的笔记，想偷懒是不行的。通过这种自学，我倒是琢磨出了一套自己想问题、做学问的方式。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我们刚考上研究生那一年，张世英先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这是国内研究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第一本专著，我是一边读先生的这本书一边读《哲学史讲演录》的，当时琢磨最多的问题是，为什么黑格尔哲学对于我们这么晦涩难懂，琢磨不透，而张先生却在全国各地讲黑格尔，能讲得那么清楚明白？张先生究竟是删除了哪些繁琐的部分而让黑格尔哲学变得简明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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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问题意识逼得我自己去理清黑格尔的论证逻辑（当时说得最多的就是所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与张先生叙述逻辑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多了一条进入黑格尔哲学核心的路径。但以这样的问题意识进入，有些问题可以想清楚，有些问题在当时依然是难以想通的。譬如，张先生在1980年代是在德国哲学领域最积极地推动关于人的主体性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在全国各地讲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一再地强调主体性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主题，德国哲学追求“统一性”就是追求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所以，在1987年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全面阐释了康德“主体”“主体性”的含义以及康德主体学说的历史意义，并且说：黑格尔“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最高峰可以说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或者说，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而且在1986年送给我们的《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序”中说：“二十年来的人世沧桑使我深深感到，哲学的中心课题应该是研究人，回避人的问题而言哲学，这种哲学自然是苍白无力的。我现在以为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能否真正理解黑格尔思想的关键。”这些都是激发我深入研究哲学的动力，与1980年代的时代精神特别契合，我们就是带着追求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兴趣而学习哲学的。但是，当看到该书第六章“黑格尔国家学说中的‘主体性’原则”时，我就糊涂了，思路完全跟不上。因为黑格尔一方面说：“主体的特殊性权利是寻求自我满足，或者说，这种权利就是主观自由的法，它构成古代和现代之区分的转折点和中心点。”（《法哲学原理》§124附释），但如果强调“国家主体性”，那么显然是与个体主体的这种自由主体性是难以兼容的，如何能理解黑格尔的“国家主体性”呢？黑格尔的国家主体性不是由“君主”来体现的吗？由于张先生论证的核心和主线是为了强调黑格尔同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原则相一致，都是追求个人自主的自由之实现，因此，并没有在意区分黑格尔的“实体主体”的主体性和单一个人的主体性之区分，只是强调“国家”是包含国家和市民社会（由自由的个体组成），因此，在张先生强调“国家主体性”时，这就构成了我理解黑格尔的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
现在来看，张先生之前的黑格尔论著，除去1960年代的“批判”文章之外，在我读硕士的1980年早中期看到的，实际上都是其最为精华的部分，即对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的追求，这种一贯性甚至一直延伸到2001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可以说，《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最为系统地表达出了他自己黑格尔哲学思想研究的最高峰。而我对黑格尔理解的限度也就停留在这里，未能理解的问题一直留在了心中，成为激发以后学习的一个意识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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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没有继续跟随张先生研究黑格尔，而是选择研究当时刚刚引进国内的伽达默尔释义学（Hermeneutik）。一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张先生自己在出版了《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之后已经发生了转向，一方面在主持新黑格尔主义的研究，尤其是主编《黑格尔词典》，而我对新黑格尔主义则没有多大兴趣；二是张先生转向了对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并以海德格尔“在的澄明”转向对陶渊明诗歌的解读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注重中西比较哲学。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张世英先生1987年在湖北大学成功举办了国内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国际哲学学术研讨会：“德国哲学中的人的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这次大会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次见识了那么多来自德国、瑞士、美国、日本的著名哲学家，特别是在参与接待中还得到了时任汉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施耐德尔巴赫教授（在两德统一之后成为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惠赠的《1831-1933年的德国哲学》，这是一本描述黑格尔逝世之后到纳粹上台这一百年的德国哲学史，他非常精练地论述了价值哲学的兴起和演变、历史哲学的演变、科学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兴起与演变、释义学的兴起与演变，论述了“存在”问题和“人的问题”的学术史等等，对我而言这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国内各种“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的视野，把我紧紧吸引到现代德国哲学反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的思路上。
但这种思路在当时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那里却有了改变，对黑格尔哲学明显地有了正面的接受，他一方面直接承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及其释义学，这无疑是继续反黑格尔式形而上学的，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此在的存在论复活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传统。所以选择研究伽达默尔哲学，无疑既可保持自己对哲学史的长期兴趣，又能在现代哲学最前沿的哲学问题背景中进入哲学，这对自己未来的哲学研究无疑可以起到扎实的基础训练。非常幸运的是，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张先生的鼓励和支持，我由此发现，张先生对于我们学生的哲学研究相当宽容，鼓励我们探索新的自己感兴趣的哲学主题而不限于德国古典哲学，对此我在内心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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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涉及直接原因的第二个，我一直非常感谢命运赐予的机缘，让我在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认识了张志扬、陈家琪、朱正琳、鲁萌等风华正茂的“新锐教师”。确实，“新锐教师”是他们当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他们每一个都个性鲜明、意识新潮，在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有着巨大影响，尤其是张志扬老师，在湖北美术界具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他们之中除了张世英先生嫡传弟子朱正琳从德国哲学研究所成立一开始就来到了湖北大学之外，都是在1987年之后陆续从湖北社会科学院（张志扬）和华中工学院（陈家琪）调入的，我最先认识的是朱正琳，而后慢慢认识了张志扬和陈家琪老师。由于陈家琪老师当时主要研究叔本华，我们一个同学选择了陈家琪做导师，而张志扬老师当时写了多篇关于释义学的文章，尤其是《论解释的边界性》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此，我在张世英先生之外，主要是由张志扬老师具体指导我的硕士论文。
他们及其他们周围所凝聚的武汉地区文学、艺术和文学的圈子，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武汉欣欣向荣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缩影，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个性的精神中心。他们不是一帮掉书袋式的学究，而是一帮试图以新潮的思想改变世界的探索者，体现了1980年代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眼光，在经历了激情的造反与革命、上山下乡之后，又梦幻般地考入名牌大学读研究生，研究西方哲学。他们心中充满了惊喜，但也实在感受到世界的“荒诞”。耳边唱起的是“让世界充满爱”：
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
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
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
而心中感受到的是“世界”对他们浪漫之心的“沉默”。即使在那个我们现在无限怀念的1980年代，对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呼唤也与理想浪漫之心无处安放的苦闷与彷徨是紧紧地联在一起的，特别是对于这帮既具有浪漫派的心灵又有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出生入死后的生命意志的哲学家而言，此时已经把世界的荒诞感归纳为这样一种对立：“什么是荒诞？就是人与其生活之间的脱节、演员与舞台背景的脱节，就是人的呼唤与世界的默不作声之间的对立。”（陈家琪老师语）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新一代哲人在一个国家遭受文化浩劫之后充满希望地探寻未来出路而一时又不知出路何在的“苦恼意识”的反映，陈家琪老师有篇文章的标题《知的执著与思的迷茫》表达的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苦闷。我在张世英先生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系列著作的理性文字和他们这些近在身边的老师的感性情绪和灵动的思想之间看出了巨大的张力。张志扬老师此时主编的《边缘丛书》：《渎神的节日》（张志扬著）、《浪漫与幽默》（陈家琪著）、《快乐与理性》（朱正琳著）、《死与道德》（陈宣良）、《与莎特对话》（黄忠晶著）以及两本论文集《风从两山间吹过》《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每一本看得我都深感经历了灵魂的洗礼，酣畅淋漓。另外那时流行的随笔，陈家琪的《人生天地间》，朱正琳的《侃大山余响》都对我的思想产生极大的触动。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哲学正在经历着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从理性进入感性，从古典进入现代，从建构进入到解构的进程，而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我而言，无论是跟在张世英先生后面还是跟在张志扬老师后面，都非常吃力，无论怎么勤奋和努力都追赶不上他们的思想节奏。拙朴而稚嫩的我发出的心声是，需要沉溺在稳靠而理性的哲学史上下功夫，而渴求新潮与灵气的我发出的心声是，密切关注现代哲人对传统的批判与解构，在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下寻求现代性的出路。在这两种心声之间，常常根本不知道该听谁的。最终张志扬老师对我的担忧还是发生了：从现代被拉回到古典，从对“主体已死”的断裂意识、解构意识重新被拉回到黑格尔主义的实体主体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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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这样的，我们五位硕士生都通过了武汉大学组织的硕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武汉大学颁发的硕士学位证书，在答辩中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先生加深了对我的印象，而当我作出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决定得到了海军工程学院批准，但依然不能报考北京大学跟随张世英读博时，我只能报考武汉大学，这样我有幸成了陈修斋、杨祖陶先生那年唯一招收的博士。作为国内哲学史的两位大家，他们严格要求我只能在德国古典哲学里选定研究课题，于是我就从现代德国哲学，准确地说从伽达默尔的释义学研究，转向了当时基本上无人研究的谢林哲学。
现在想起来，无论是后现代的结构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远没有当时所设想的那么对立和断裂，古典哲学史和后现代的结构在张世英先生苦心经营的湖北大学德国哲学研究所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保持着各自的姿态与协同，这无疑属于一段传奇，正如那时武汉的哲学精神生活也属于传奇一样。我在这里跟张世英先生有了师生缘分，也跟张志扬、陈家琪和朱正琳有了师生缘，我既受到了张世英先生哲学史功夫的训练，也受到了张志扬等诸师现代哲学艺术精神的熏陶。这段弥足珍贵的岁月，留给了我生命历程中无限的憧憬与美好记忆，我一直感激在湖北大学的时光，也因此感恩给予我帮助的老师们。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