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过去和现在众多的德国哲学家，人们不由得要问，哲学是否只是德语国家的事情。在不涉及古代希腊哲学家，不涉及当代法国哲学家的情况下，人们大致会获得一种印象：哲学家似乎只来自德语国家。不过应该知道，那些在德国研究哲学的人多数是基督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只有少数的德国哲学家是天主教徒。信仰天主教的哲学家比较保守，如：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1885—1968），皮柏（Josef Pieper，1904—997），斯佩曼（Robert Spaemann，1927— ），因此，他们在国际上不太知名。当然，知名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也许还有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1920—1996），是他们中的例外。
如何解释在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特殊影响下的德国哲学现象？应该知道，对德意志帝国中各个小国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改革（一五一七），已远远超出信仰问题。从宗教改革一开始，基督教会（新教教会）就允许人们更自由、更独立地思考。而在天主教会，从过去到现在经常是神父告诉教徒应该怎样思考。 天主教徒对上帝创造世界的原始信仰坚信不疑。而基督教徒（新教徒）在认真探讨天主教信仰时，产生了各种疑问，这些疑问使他们内心不得安宁，于是他们反复地对《圣经》进行分析、解释，试图找到自己的答案。从历史来看，没有当时对《圣经》的分析、解释，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阐释学。
犹太思想家对德国哲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寻找弥赛亚（Messias）是犹太思想家的特征，他们寻找的是救世主。这个拯救者在马克思那里被世俗化了。从马克思开始，拯救不再是宗教事业，而是社会事业。现在我们还可以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本雅明把历史看做一种“历史神学”。这就是说，他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种能为拯救社会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因此，只有了解犹太教和《旧约》的背景，才有可能不仅了解马克思、本雅明，而且了解法兰克福学派（die Frankfurter Schule）。在构成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中，除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生于一九二九年），都是犹太哲学家。
人们会继续问，在德国哲学家中，是否有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主题？我认为有。这个典型的哲学主题与黑格尔创造的新概念“不幸意识”（unglücklichen Bewusstsein）有关。这个概念以一种内在张力为出发点。也许这种内在的张力可以追溯到基督教（新教）和犹太教。这种不幸意识表现一个人的特征： 他是这个人，却想做那个人，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却要生活在那个世界，生活在与这个世界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绝非偶然，苏联覆灭后，忧郁在德国成为一个哲学主题。不同于美国，但是也不同于当时的东欧集团，同样也不同于毛泽东主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在德国从未禁止过忧郁。与此完全相反，忧郁在过去和现在经常被看做哲学家的生活态度。所以，哈贝马斯会说：在哲学中，我们是绝望的。为什么会绝望？因为哲学不解决问题，而仅是解释问题。也就是说，哲学提供了一种机会，使人们有可能对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进行思考。发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后，人们可以为此难过或高兴。例如，天主教思想家西蒙（Josef Simon，生于一九三○年）认为，人在知识上的局限性是令人愉快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人知道一切，那么他就跟上帝一样，也就没必要再研究哲学。
不过，一个典型的德国哲学家不一定或不愿意承认他思想的局限性。这促使他去思索。而倾向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完全不会这样做。例如，他们说：我们只想提出我们也能回答的问题。人们只能从美国哲学家那里，而绝不可能从德国哲学家这里得到这样的见解。一个德国哲学家不愿提出他能够回答的问题，宁愿提出他无法解答的问题。
在德国哲学与美国哲学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别。一个美国哲学家一般只掌握一种语言。但是一个德国哲学家不得不掌握多种语言，否则他无法研究哲学。因为希腊文、拉丁文、犹太文及法文的遗产是他从事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哲学而没有上述外语知识，没有读懂外国哲学原著的能力，这在德国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德国哲学有抽象推论的特点，但它不是与世隔绝的。虽然有像布鲁门贝格那样的哲学家，他们完全隐退到农村去思索，但是也有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哲学家宁愿公开说出自己对时代问题的看法。甚至有像斯洛特蒂克（Peter Sloterdijk，生于一九四七年）这样的哲学家参与电视节目。对这批有代表性的人来说，研究哲学就是做出哲学的解释。
当代德国哲学的三个典型特征是什么?我想试着从义务、形而上学、主题三个方面来介绍。
一
人们经常把哲学家看做生活在象牙塔内，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不闻不问的思想家。可能有过这类哲学家，但是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德国哲学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无意或有意地被卷入政治。这就是说，不管愿意不愿意，当代德国哲学通常也带有政治的一面。就这一方面来说，哲学和义务经常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分不开。众所周知，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2002）与纳粹分子保持距离，但是他的老师海德格尔先与纳粹分子合作，随后既未对此进行反思，也未清除他当时写的那些与纳粹思想有关的著作。一九一九年在维也纳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是一个热情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变成一个反共产主义者，最后由于政治局势，他离开维也纳移居英国。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2）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他为了自己的犹太信仰，于一九三三年移居耶路撒冷。在希特勒时代，布鲁门贝格被看成半个犹太人，不允许他上大学。根据在第三帝国的经历，阿佩尔（Karl-Otto Apel，生于一九二二年）想创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伦理思想，其中不仅包括道德规范，也包括政治准则。
最有意思的是哈贝马斯的情况。他在波恩大学一名哲学家的指导下读博士。他的导师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曾是纳粹分子，哈贝马斯原来想留在波恩大学当老师，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最终不仅离开了母校，也同时放弃了哲学，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使他从波恩转到法兰克福，从哲学转向社会学：一、他认为在波恩教的哲学不承担政治义务。二、他吃惊地发现，在一九四五年后，海德格尔将他在纳粹时代写的著作不加任何修改地重新出版。哈贝马斯无疑是第一个向弗赖堡哲学家（海德格尔）公开提出批评的人。做到这一步固然不错，可是人们知道哈贝马斯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立场上。强烈的义务感使他一再和党代表们公开露面，只有这样才使他不觉得遗憾。在德国，人们区分政治和政策，政治观点和党派观点。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一个哲学家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是不应该为此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应该让政策取代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点而言，哈贝马斯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尽义务时，可能做得过分了一些。
即便如此，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清楚地表明：德国哲学家不是各行其是的独行者，而是处在互相的讨论之中。他们共同思考，互相推荐，他们依据传统。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伽达默尔在反思有关成见的概念时，把这个概念与启蒙运动相互联系。哈贝马斯也同样地援引启蒙运动，认为自己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 他作为批评性理论的代表与系统论的代表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进行讨论。六十年代，在波普尔和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实证论的争论。阿佩尔使当时无名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在六十年代的德国引人注目。
二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哲学只有深入研究不同的思想，明辨自己的思想才是哲学。哲学只有以传统为依据，对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思想进行研究才是哲学。伽达默尔说得好：没有传统的人注定要扮演小丑。他的这种看法用第三帝国或文化革命的例子很容易得到证实，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典型作品中也能得到证实，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已不再掌握传统。因此，知识分子，如刘小枫、欧阳江河等人发出的悲叹，不是没有道理。一些属于世界文学的中国诗人也同样不再去触及传统。相比之下，如果想完全看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诗人格林拜因（Durs Grünbein）的作品，人们不但应该学习很多拉丁文，而且应该熟悉古罗马哲学。为什么我突然提到文学？因为德国哲学家经常以诗歌为例来阐述他们的哲 学。德国诗人经常用他们的诗歌来思考哲学问题。这方面的两个典型人物是海德格尔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
在文化革命时期，人们认为：传统是一座“静止不动的石堆”。但是与此不同的想法是：紧靠这堆石头，人们可以开辟出一个新世界。传统是一切语言和一切思想的源泉，即使在批判过去的情况下，也同样如此。例如，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中，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哲学家”。波普尔把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指控他们主张极权主义，正是在对他们的批判中，波普发展了他有关开放社会的理论。为了了解波普尔的思想，人们应该知道，德国哲学不仅倾向于形而上学，而且也尝试着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把一切都放入一个固定的系统里。现在黑格尔几乎不 再有影响，这主要与后现代主义对每种系统论的批判有关。后现代主义破坏了把人带回信仰的可能性，即破坏了使人重新信仰整体性、统一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 下，令人吃惊的是，像卢曼这样的思想家仍然敢于建立系统论。他的做法显然只在德语国家得到普遍赞同。与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经历相反，后现代主义在德国从未产生过影响。这并不使人特别感到意外。
德国哲学是一种追问为什么的哲学，而不是一种带有破坏性的哲学。它提出疑问，寻根究底，探索我们知道什么，研究我们能思考什么，还为此去引经据典，寻找理论根据。例如，哲学家西蒙在这种情况下会去引用康德的理论。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康德是最重要的哲学家。
再举几个例子：约纳斯和布鲁门贝格的哲学起点是晚古时代的神秘直觉（Gnosis）。他们提出了不完美的创造和创造者与创造物之间的特殊关系等问题。 阿佩尔批评康德的先验哲学忽视了理性的语言限制，发展了自己的阐释学。卢曼哲学主要是建立在卡西勒哲学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对谢林、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分析讨论。总之，德国当代哲学试图与过去的哲学划清界线。在个别情况下，德国少数哲学家甚至会在美国或法国哲学的影响下，提出形而上学的终结。尽管如此，古老的形而上学和它那些众所周知的主题仍然受到德国哲学的特别关注。
我曾反复地指出，不少人在中国现代性中感觉到无家可归。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始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那时人们认为，可以抛弃所有的传统。当代中国精神缺少的是一种有活力的传统。也就是说，一种既不要盲目地接受，也不要盲目地否定，从批评的角度来继承的传统。历史的不公平在于：那些一九一九年在中国和一九六八年在西方批判传统的人，他们本身还掌握传统，因此他们能留下伟大的作品。但是他们的后代不再掌握传统，只能在现代，在现存的事物中生活、思考、存在，同时摹仿意识工厂，也就是，摹仿媒体、百货大楼推荐给他们的生活目的和生活任务。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和德国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只是一种生活感情的表现方式，不再有历史或不再想有历史。
一九八九年在世界范围内， The power of now取代了过去在各个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神学。过去左派说，我们不再要日常生活。今天的消费者说，我们只要日常生活。与此相关，有人甚至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未来和过去不再发挥原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与过去、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张力在人的意识中已显得不复存在。如此看来。几乎不再可能去想象一种“不幸意识”。目前在德国，基本上只有哲学家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发出警告：消费将取代记忆与回忆。
三
当代德国哲学有哪些特别的哲学主题呢？主要有三个主题，其中对语言的讨论可能是最持久的。
随着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开始了一种对语言的分析批评，一九六七年，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把这种对语言的分析批评称作“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语言的转向”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一切认识是通过语言得到的”。根据西蒙的观点，只能借助语言来谈语言的问题。他说： 我们正在努力弄清我们使用的那些语言。例如，所有的概念需要解释。在解释这些概念时，我们试着通过其他的词或其他的概念来下定义。结果在原来只有一个词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其他的词。这些词也需要有更确切的解释。这就是说，用我们下的定义无法得到最后一种谁都承认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能够确定自己对事物的理解。不过，对这个在今天被我们下了定义的事物，在明天我们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当代德国哲学如此强调没有最终的知识。为此，波恩大学的哲学家霍格雷贝（Wolfram Hogrebe，1944）一再坚持他的论点，他主张：我们的思路应该多从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出发，因为我们经常不知道我们到底不知道什么。
简而言之，语言不是简单的工具，它决定我们的世界。世界的大小是由语言的大小决定的。因此语言成为我们存在的条件，它决定我们的存在。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经常把语言看做房子或故乡，例如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那里，都能找到同样的观点。阿佩尔发现：人作为会说话的有生命之物，生存在一种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 因此也生存在一种世界性的进行论证、论辩的共同体中。
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与德国有很大的差别。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常没有被理解成我原来的意思：这个批评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国当代语言的批评。因为不少中国人认为语言只是一种用来表达内容的工具。但是语言不能像纸包裹面包一样去包裹内容，语言本身就是内容。人们可以在一张纸里包裹不同的东西，但是对同一个东西，却不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如果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表达，那么在语言上它已是别的东西。不仅被我们谈论的物品通过我们的语言会发生变化，而且通过我们使用的语言也会变成不同的人。如果不能说话或不能正确地说话，如果没有人对我们说话，或没有人对我们正确地说话，我们会生病。所以古老的文化总是不断地提到语言的疗效。我们也知道，沉默可以被当做一种惩罚，沉默也可以损害我们的健康。
能为人治病或使人生病的语言也与道德有关。第三帝国滥用语言，使许多人为此受害。至今这种伤害经常还能被感觉到。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对语言的分析批评也是对道德的分析批评。西蒙曾说过，当两个人在一起时，真理才开始出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独自一人，人可以随意去想，随意去说。但是如果不是独自一人，人就会注意到自己的话语。否则，他对面的人会嘲笑或轻视他。
伦理道德是德国当代哲学的第二个大主题。这一主题与一九三三年有关系，也与冷战和环境问题有关系。由于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扩充军火、环境破坏对人类文明的威胁，德国哲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也有了实践性的倾向。所以伦理道德在当代德国大学占有重要的地位。约纳斯可能是哲学伦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他面对以工业技术为基础的文化，提出了一个新的道德要求，即：我们的行为应该符合生活的永恒性。
哈贝马斯不会承认自己是哲学家，宁愿把自己看做社会学家。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众多哲学家中的一员，他很重要，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尽管如此，他在中国现在是最知名的德国哲学家。他在中国如此受欢迎，肯定不仅与他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成的乐观见解有关系，而且也与他系统的思想有关系。我现在提到德国当代哲学的第三个主题，即法律和社会。这个主题当然也和前面提到的伦理道德那个主题有关系。在德国当代哲学探讨法律和社会问题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使用了系统论。两个很有影响的思想家用系统论来抵制当前不要再建立哲学系统的时代潮流。除了多次提到的哈贝马斯，最主要的代表是卢曼。对卢曼来说，社会不是一种存在，而是一种系统。这种系统有互相起作用的固定程序。社会的基础是很多分支系统，比如说，经济或法律。
如果提到有关当代德国哲学的影响和重要性这个问题，应该先谦虚地承认，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和重要性只有在德语国家才能感觉到。法国和美国当代哲学，即后现代主义和非形而上学更符合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和非形而上学这两种哲学太强大，也太实际。它们在国际舞台上没有给德国思想家留下足够的空间。与此相反，在德语国家，约纳斯的责任原则，阿佩尔的话语伦理学，卢曼的系统论，布鲁门贝格对神话学的研究或斯洛特蒂克对时代精神的批判都深刻地影响到德国当代的神学、文学理论、政治、宗教和教育。所以，不令人感到奇怪，德语各种日报，也有一些地区报纸经常会有关于哲学讨论的报道。从这方面来看，没有哲学的德国是不堪设想的。也许可以说，哲学在德国有它自己的故乡。
原载于《读书》 2011年 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