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亡还是转变？
在当代的西方哲学界，“哲学的终结”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后现代主义反对中心、否认本质、消解结构，发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断语：“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死了”“读者也死了”；这个被消解的系列的终结点是“哲学消亡”。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摆在哲学家的面前：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原则和价值（上帝和人），没有了意义和真理（作者和读者），那么，哲学将何为？哲学有何用？
“哲学消亡论”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自黑格尔哲学体系于19世纪中叶解体之后，西方哲学家们便有了危机感。时至今日，危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演越烈。美国哲学家托马斯·麦卡锡（Thomas McCarthy）在《哲学之后：终结或转变》一书中把当今著名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分为“终结派”与“转变派”。
“终结派”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新实用主义者理查德·罗蒂（R.Rorty）。他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一书中企图终结从“笛卡尔—康德模式”开始的近现代哲学，包括分析哲学和一切职业化哲学。他把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海德格尔（M.Heidegger）的“哲学终结论”和杜威（John Dewey）的“思想工具论”结合起来，认为哲学已不再是高于或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而应被融合在具体科学与文化研究之中。他说：“在这个概念之中，‘哲学’不再是一门有着永恒主题的学问的名称，相反，它是一种文体的形态，一种‘人类交流的声音’。这种交流在某一时间围绕某一问题而展开。”罗蒂声称，被终结的只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职业化哲学以及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系统化哲学。哲学的终结并不妨碍哲学史研究，也不妨碍融会在“人类对话”之中的哲学充当“文化批判”的角色，保持启迪人心的教化功能。
“转变派”的代表人物是被称作“最后一个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Habermas）。哈贝马斯在西方理性危机的大气候中考察哲学危机。他认为传统的“主体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中达到顶点。黑格尔体系崩溃之后，虚无主义、非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泛滥。20世纪哲学在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新近非理性主义两个极端的夹缝中谋生存，焉能没有危机？消除危机的途径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超越这两个极端。从词源学上看，“批判”（Critique）来自“危机”（Crisis），所以摆脱危机的出路在批判的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起作用的是“工具理性”，理性成了征服自然、控制社会、操纵个人的工具，集中体现在被他称作“经验—分析科学”即自然科学技术和“历史—解释科学”即社会科学之中。他指出在这两类科学之外还有一门“批判性科学”，主导这一门科学的理性是“交往理性”，这也是一种合理地表达自己并理解他人的社会交往实践，它使理性的主体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体，使个人和社会集团摆脱“文化防御系统”的限制，达到社会的团结与文化的协调。他用“社会交往理论”为西方哲学的目标与方法的转变树立了一块样板。他认为谈论哲学的终结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正如非理性主义使用理性论辩反对理性主义一样，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他说：“不管这种哲学如今被称作什么，基础存在论也好，批判、否定辩证法也好，谱系学也好，这些假名都不能隐瞒传统哲学形式下蕴含的东西。哲学终结的难言之隐披戴着哲学概念的装饰。”
哲学家们争论“哲学是否应该终结”，颇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在思索“是生还是死”（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这一争论本身说明西方哲学面临着难以解脱的理论困境。就我而言，哈贝马斯关于西方哲学经历着转变而不会终结的看法似乎更有道理。不过，在哲学内部思考哲学的终结并不导致自相矛盾的荒谬。我们需要对西方哲学危机的性质、起因和过程作出进一步分析，才能理解讨论终结问题的实际意义。
二、第四次哲学危机
从历史上看，西方哲学经历过多次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迎来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哲学的最早形态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自然哲学的原则和结论在公元前5世纪时遭到智者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诡辩与功利精神的挑战，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哲学危机。危机之后出现了古代哲学最辉煌的成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希腊化哲学在罗马时期伦理化，罗马官方哲学家的贵族式的清谈与虚伪，和伦理化哲学的践履精神与普及性正相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罗马后期讽刺作家琉善（Lucian）的著作说明“人民如何把他们看作当众出洋相的丑角”。这一次哲学危机为基督教哲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基督教哲学以信仰的确定性和道德的实践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满足了人们的道德理想与追求，因而取代罗马官方哲学并成为中世纪的主要意识形态。它随着“千年王国”的衰落而步入危机时期。15和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却未能用新的哲学取而代之。文艺复兴时期哲学表现出过渡阶段的特征：新旧学说交替，科学与伪科学混杂，相对主义流行，哲学的功能被其他文化形态所替代。直至17世纪之后，哲学与新兴的自然科学结盟，一个个新的哲学体系才被建立起来。近代哲学对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哲学确如黑格尔所说集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哲学作为“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主要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的。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向不同方向演化，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的总趋向已呈现出危机景象。
从历时性观点看问题，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着继希腊自然哲学危机、罗马伦理化哲学危机和经院哲学危机之后的第四次哲学危机。现代的哲学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号称“哲学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然而，与哲学史上的创造、发展的时期相比，20世纪西方哲学并没有产生综合各种文化形态的体系，没有一个独领风骚的派别。一个个哲学流派的兴衰枯荣，一批批哲学家熙来攘往，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斑驳陆离的学说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语言掩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以致罗蒂借用一句好莱坞的行话描述哲学场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五分钟的明星。”
如何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多元化倾向呢？应该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理论多元化往往是思想创造与学术繁荣的标志。20世纪哲学多元化固然反映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总趋向，但是我们在上面描述的时髦多元化场景却是一种危机的表征，因为它反映出哲学危机时期的两个重要特征：哲学在实践上失去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理论上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误区。哲学早已失去了“科学之科学”或“第一科学”的地位，哲学家过去在公众心目中是智者和贤人，现在却成为一类专业人员。他们使用专业术语，乐此不疲地争论本派别感兴趣的问题，局外人却不知所云。卡尔纳普（R.Carnap）曾揶揄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他们现在的公众形象更接近于不赚钱的律师。各派哲学或相互攻讦，但更多时候是以邻为壑。相对主义蔓延于哲学一切领域：真理观、意义观、价值观、伦理学、人性论、科学观、方法观等。现今相对主义的一个最新概念叫“无公度性”：在不同语言、学说和方法之间，没有一个衡量是非优劣的统一标准。相对主义的结果不是百家争鸣的繁荣，而是各行其是的芜杂。正如一位学者写道，相对主义“限制了对人类作品的批判性评价，使人们解除武装，失去人性，不能相互交流，不能从事跨文化、跨文化所属领域的批判，相对主义最终取消了任何批评……在相对主义背后笼罩着虚无主义的阴影”。
从共时性观点看问题，20世纪西方哲学危机不是孤立现象，它是西方理论危机的一部分。据亚里士多德区分，物理学、数学和哲学是三门主要理论科学，这三门学科在世纪之交几乎同时发生危机。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的失效导致物理学危机，逻辑悖论的出现导致第三次数学危机。所不同的是，物理学与数学通过革命性变化克服了危机，“哲学革命”却未能摆脱危机。究其原因：哲学危机的性质比物理学、数学危机更为严重，它所面临的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
传统的西方哲学有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精神（灵魂）。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已构成了对哲学主题的威胁，以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这三个主题列为“先验幻相”，但他仍承认它们对于理论体系的假设和道德实践的公设是不可缺少的。到了19世纪末，哲学才开始失去了这些对象。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标志着世俗文化对面向上帝的哲学的彻底否定。孔德以降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马赫在物理学中发起的现象主义，把自然哲学的思辨从实证科学中驱逐出去。20世纪初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把对精神的研究也转变为实证科学，用心理学替代哲学认识论的“心理主义”思潮侵入了传统哲学的最后一块领地。
应该提及的是，恩格斯早已看出这场危机的端倪，他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与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他在《反杜林论》中更清楚地说，除了“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的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虽然恩格斯没有看到心理科学的创立，“纯粹思想的领域”现在也不再专属于哲学，然而，他预言形式逻辑将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特有对象，这是很有见地的。
我们把20世纪初从形式逻辑领域开始的“哲学革命”及其发展看作西方哲学为摆脱危机而作出的努力，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哲学对象和领域的更新摆脱哲学的危机。具体地说，“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在逻辑、语言、数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之中开辟新的哲学领域；“二战”之后的哲学把社会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交流作为哲学关注的焦点；70年代以来的哲学在文化领域开拓新的哲学对象和跨学科的新领域。按照时间顺序，我们把20世纪西方哲学分为三个阶段：（1）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阶段；（2）二战后至60年代的哲学投身于社会阶段；（3） 70年代之后的哲学融会于文化阶段。
但是，上述努力都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都未能使西方哲学摆脱危机的困境。不过，这些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其中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汲取的。下面我们对20世纪西方哲学试图摆脱危机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作一概述，看一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和结论。
三、“二战”之前的“哲学革命”
20世纪初诞生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都试图以革命性的转变消除哲学危机。分析哲学家宣扬“语言转向”的革命，胡塞尔自诩现象学是继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之后的“第四次哲学革命”。这些“哲学革命”的理论背景都与形式逻辑的进展有关。罗素和弗雷格把数学基础归结为符号逻辑的做法鼓舞和启发了哲学家，他们开始思考两个相关问题：第一，能否把语言乃至科学的基础也归结为逻辑？第二，逻辑自身的基础又是什么？正是从这些问题开始，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创始人开始了“哲学革命”。
20世纪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歧见很深。实际上，两者起源于同样的背景和问题，它们在一开始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创始人都是从数学基础问题转入哲学问题的。罗素（B.Russell）与弗雷格（G.Frege）是数理逻辑创始人，胡塞尔（E.Husserl）为数学博士，第一部著作题为《算术哲学》。其次，他们都对逻辑基础作了进一步的哲学研究，或在世界和语言的先验结构，或在意识的先验结构中寻找逻辑基础。为了反对心理主义对逻辑基础的解释，弗雷格作出了物理、心理和纯思想三个领域的区分，罗素提出逻辑实在论，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心理主义进行全面批判。他们由逻辑基础入手研究语言意义。早期分析哲学家对命题的逻辑分析、现象学的意义意向性学说都是在日常语言表达方式中挖掘深层的必然性或观念性结构。并且他们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沿着科学→数学+语言→逻辑→哲学的递归思想，努力把科学置于哲学基础之上。早期分析哲学家企图构造一个理想的人工语言作为科学的统一语言，胡塞尔则认为专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纯逻辑”是一切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最后，通过上述工作，他们希望把哲学发展为与自然科学同步前进的，和数学、逻辑同样精确严格的科学。罗素说：“任何一个哲学问题经过必然的分析与净化之后，或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是在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逻辑问题。”胡塞尔提出，现象学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他说：“哲学研究补充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的科学成就，因而第一次成为完善的、纯粹的、真正的理论知识。”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初的“哲学革命”在逻辑、语言、数学和科学的相互联系中开辟了新的哲学领域，重新协调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即一方面按照科学的要求改造哲学，另一方面，哲学为科学的基础（语言、假设、方法）提供新的论证和说明。这一思路并未脱离近代认识的“基础论”和“哲学改造论”的窠臼。更为严重的是，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注定了“哲学革命”失败命运的矛盾，这就是方法与目的之矛盾：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是还原主义，还原主义的方法注定不能解决科学基础的问题。
逻辑分析方法把一般命题还原为简单命题的逻辑函项；与此相应，经验事实被还原为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逻辑分析的终结单位的意义越是精确，它的运用范围也就越是狭窄。“感觉材料”“逻辑原子”“简单记录句”等概念的适用范围只是个人的直接的主观感觉，以它们为终结单位的逻辑分析或人工语言如何能为科学概念与命题的客观性、普遍性提供基础呢？这是困扰早期分析哲学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比如，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动摇于“强化”与“弱化”两种标准之间，对原子命题的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作两种不同解释，罗素对逻辑原子主义理论困难的揭示，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自我批判，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追求精确严格性的逻辑分析方法与为科学提供普遍的坚实基础的目的之间的矛盾。维特根斯坦曾用一个比喻说明这一矛盾：“我们在光滑的冰面上行走，没有任何摩擦力，在某种意义上达到理想条件，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不能行走。要行走就要有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粗糙的地面”比喻日常语言。他要求放弃狭隘的逻辑分析，对日常语言的复杂意义网络，因而也对语言描述的世界有一个明晰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他为分析哲学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日常语言分析领域。
现象学遭遇到类似困难与转变。胡塞尔使用现象学还原方法把意识的一切经验内容都“悬搁”起来，剩余的只是一个纯粹的先验自我。当他反过来在自我的时间意识流中构造关于世界的必然知识时，他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先验自我如何能构造出“他人”意识呢？换句话说，不同个人的自我意识如何能构造出共同的知识呢？为了避免“先验自我”概念的唯我论内涵，胡塞尔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说明自我意识的性质，又引进“生活世界”的概念说明自我意识构造活动的共同背景和界域。胡塞尔关注的焦点从科学基础问题转向人的生活世界，他在最后一次题为“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的讲演中说：“欧洲人的‘世界’产生于理性观念、哲学精神。危机在于理性主义似乎已经崩溃。并且，理性文化衰落的原因不是理性主义的本质，而在于它的外在化，对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追求。”这里的“自然主义”“客观主义”指哲学效仿自然科学的唯科学主义倾向。他认为只有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哲学才能挽救理性主义和欧洲人精神。现象学从这里开始走上了人本主义轨道。
四、世纪中叶投身于社会的哲学
“二战”之后到60年代之间，分析哲学主流转向日常语言分析，现象学运动发展为存在主义思潮。英美和欧陆的哲学流派差别很大，几乎已不可能对话。有人说英国分析哲学家被海峡对岸的同行视为琐屑的技术专家，在这些专家眼里，法国哲学家只是在咖啡馆里夸夸其谈的鼓动家。其实，两者的分歧主要是风格上的差异，他们有着扩展哲学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共同目标。日常语言分析学派所分析的是与人的行为交织在一起的“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规则就是理解一种生活方式。奥斯丁（J.L.Austin）的“语言行为论”说明语言是人们做事的一种方式。通过分析各种类型语言，哲学对人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社会现象可以有更全面的理解。然而，也仅限于理解而已。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不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实际用法，它至多只是描述用法。它不提供任何基础。它使一切保持本来面目。”这些话典型地表达出分析哲学与社会实践相隔阂的保守立场。因此，虽然日常分析哲学对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方法有一定影响，它始终没有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
存在主义不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它后来已成为影响人际关系、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一种生活方式。萨特（Jean Paul Sartre）说，存在主义的影响力在于它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个行动的学说”。存在主义者的所谓“存在”特指人的存在。他们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存在就是本质”（海德格尔）或“存在先于本质”（萨特）；二是“存在于每一场合都是我的存在。”根据第一条，人的存在是一个自我创造、选择的过程，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他就是什么样的人。世界和社会事件都是在人的存在过程中向人显示的“现象”，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即事物本身。人对它们的选择与作为决定了它们的意义。根据第二条，人的存在是他人不可取代的经历和体验，本真的存在是个人特有的体验，它是人们在平凡的共同生活方式中体验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站在不同立场的存在主义者强调不同的存在本真状态，它或是死亡意识，或是宗教意识，或是道德良心，或是绝对自由感，或是反抗意识。存在主义担负着“二战”和战后生活给欧洲人的精神压力，这里既有消极的绝望、恐惧、焦虑、无聊的情绪，又有觉醒了的道德主体感、责任心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虽然存在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差异很大，但总的说来，左派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能适应战后年轻一代的心理。
法兰克福学派是与存在主义相呼应的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激进的批判理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以“人性解放”的名义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初，各种参与社会变革的激进哲学理论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正统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念，构成了“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的主旋律。在“对抗文化”的气氛中，1968年发生了震撼资本主义社会的“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文化转折点。在此之后，一些左派知识分子或倒戈反对马克思主义，或隐退到学术界。新右派的保守主义逐步得逞。这一变化标志着西方哲学家摆脱哲学危机的努力再次失败。他们为了克服前一阶段“哲学革命”的狭隘性而把哲学推向社会生活，由此造成的“对抗文化”却是他们始料未及且不愿接受的结果。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反思了“对抗文化”现象。他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现代化社会”与“现代化文化”的矛盾，前者是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理性社会，后者却要摧毁理性社会的价值观和合法性。他满怀信心地说：现代资本主义的机制将消除这种（对抗文化）生活方式，并把它商业化。这是因为，“对抗文化”是一种俗文化，为它服务的哲学著作影响越是广泛，越易成为通俗读物，越易沦为资本主义的商业文化。比如，马尔库塞（H.Marcuse）、弗洛姆（E.Fromm）的“爱欲”理论被商业化为享乐主义，加缪（A.Camus）的“反抗意识”被商业化为无政府主义的发泄。“对抗文化”的商业化的一个后果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如贝尔所说：没有这种被群众消费刺激起来的享乐主义，工业消费商品就会崩溃，因此，资本主义的文化对抗的最终结果是：当资本主义失去原来的合法性之后，它采用了一种形式上反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对抗文化”的商业化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文化研究的真空状态。“对抗文化”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它自身的理论基础又被商业化，这就产生出没有理论的文化这种畸形现象。新右派的代言人彼得·斯坦菲尔斯（Peter Steinfels）抱怨说：“当前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危机……我们的信念千疮百孔，我们的伦理和生活方式衰朽不堪。”“对抗文化”造成的真空为西方哲学提供了新的发展余地。下一阶段的西方哲学转向文化研究，试图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环境，并在这种环境中摆脱危机。
五、世纪末期与文化融合的哲学
对文化的哲学研究有很长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哲学”。结构主义者所谓的“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立的一个范畴。“文化”与“自然”对立的意义有着类似以往哲学中“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相对立的重要性。所谓“自然”就是一切不是自然的东西。正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可被概括为“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能被概括为“文化”。结构主义者看到当前哲学危机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他们于是转向人文、社会科学寻找出路，以文化为哲学的一般研究对象。考虑到这种动机，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往往立足于某一门或几门学科，却又做着与这些学科的专家不同的事情。以结构主义的“巴黎五巨头”为例，列维-斯特劳斯（Lvei-Strauss）在人类学、神话学研究中提示出原始文化与现在的语言有同样结构；拉康（Jacques Lacan）通过精神分析说明下意识与语言有同样结构；巴尔特（R.Barthes）在小说、服饰、饮食、广告等社会现象中看到同样的符号结构；阿尔都塞（L.Althusser）对《资本论》的研究揭示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结构；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以语言学、经济学、生物学三门学科为对象展示“知识型”的变迁。
结构主义代表了西方哲学向人文社会科学渗透的新趋势。6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的哲学流派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之密切，使它们在大学中的语言文学系、社会学系、公共政治系和历史系比在哲学系有着更大的市场。伽达默尔（H.G.Gadamer）的解释学分文艺、历史和语言三部分，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跨学科理论，德里达（J.Derrida）的解构主义属于文学批评理论。即使在一向囿于语言分析的英美哲学界，也出现了不再纠缠词义、深入具体学科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后分析哲学”倾向。罗尔斯（J.Rowls）首先在政治哲学领域突破了语言分析方法，利用古典哲学的“社会契约论”建立权益公正分配的模型，以此来解决政治学和伦理学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科学哲学领域，从库恩（T.Kuhn）开始的历史学派抛弃了对科学命题的分析，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揭示科学家思维方式的社会文化背景。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已从“知识”概念的语义标准转向了认识的发生、进化及其理论模型、操作程序这样一些认知科学的问题。不论在欧陆还是在英美哲学界，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所产生的活力与影响，与画地为牢的“纯哲学”捉襟见肘的困境，形成强烈的对照。本文开头提到的“终结派”与“转变派”实际上是殊途同归的两种主张：“终结派”主张的是“纯哲学”的终结，“转变派”主张哲学转变为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的综合学科、边缘学科。
哲学与文化相融合的趋势已经造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这就是在西方知识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三个来源：后现代主义艺术（包括建筑），后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学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哲学。这三种因素的交汇使人很难孤立地谈论“后现代主义哲学”。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与传统哲学相对立的思想观念，它们与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一些哲学思想有承袭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对后现代主义作出哲学上的评价。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仍然表现了哲学危机时期的过渡性：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反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满足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怀疑与批判，未能提供成熟的稳态理论。正如美国哲学评论家理查德·伯恩斯坦（R.J.Bernstein）指出：所谓后现代性有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新的游戏精神。”下面试举数例说明。
（1）反人本主义。反人本主义思潮始于结构主义。福柯认为，西方人学高扬的“人”是18世纪的产物；现代意义上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已经死去。后结构主义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更彻底地把“人”消解为一架“欲望机器”，这架机器的生产和消耗、欲望的扩张与收敛的无序运动交织成一系列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其中没有个人的意识与自由的作用。
（2）反科学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超越17世纪以来理性以科学为楷模的传统。第一个把后现代主义引入哲学的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F.Lyotard）。他说，现代主义是唯科学主义的胜利，它借助于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黑格尔主义这两个“民族的神话”。他区分了“叙事”与“科学”两种言说方式。现代主义特征是叙事（包括神话）聚敛为科学，为科学服务；后现代主义特征是科学分散为叙事，叙事被当作游戏。他的理由是，后现代主义是计算机时代，计算机的信息游戏的规则决定了信息的获取与储存，决定了知识的内容和决策过程。唯科学主义依赖的“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将被分散的叙事和创造性的“语言—游戏”所代替。
（3）反本质主义和反中心主义。德里达把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logos中心主义”，即用二元对立的范畴概括一切现象，然后以其中一组范畴为中心，把另一组范畴边缘化。中心范畴总与“理性”和“言说”有关（希腊文logos兼有理性与言谈之意）。哲学证明理性高于情感，言说高于写作，它把自己置于文学之上，成为文化的核心。德里达反“logos中心主义”的策略是在合理地确定文本的中心的地方显示文字的“分延”（差异与推延），在人们认定有结构的地方进行解构，在传统哲学发现本质与统一性的地方指出流动与多样性。
（4）反历史进步观和时代终结感。后现代主义以启蒙运动为批判目标，认为启蒙运动开始了用理性筹划规定历史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历史决定论。历史进步观和时代终结感是历史决定论的正、反两方面的副产品。我们从时代终结感这一点切入本文讨论的哲学终结问题。有人指出：“被终结所困扰的危机感是我们所指的现代主义的流行病。”这种危机感与中世纪人对“千年王国终结”的恐慌与喜悦之感实为一脉相承。按照这一说法，西方哲学家的危机感产生于对新旧交替的期望，期望值越高，则危机感越重。如果他们平静地接受已经退出西方文化中心位置这一事实，他们也会看到哲学在文化中所保留的一席之地，既不期待哲学重新占据中心，也不必为哲学的现状与前途担虑。大概出于这些想法，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想建立新的哲学取代传统哲学，他们只是在文化研究中尽量发挥哲学的作用。
六、结论
回到原来的问题：哲学是否会终结？我们的结论是，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里，关键问题已不是哲学是否会终结，而是融合在文化研究之中的哲学是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成为跨学科的综合学科，或是被分化为各种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现在对这些问题作出结论为时尚早。但是西方哲学将沿着跨学科、跨文化的大哲学的方向，最终将摆脱纯哲学带来的危机，这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在一百年间所遗留的各种问题、理论和观点、方法，对未来的人类具有启迪和教益作用，这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我们深信，有选择地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成果，沿着大哲学的方向，开辟哲学新对象和新领域，在哲学与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结合部和生长点，开辟出新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新领域，这些就是从根本上摆脱现代哲学危机的出路所在。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稍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