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先生生于1900年，至今已经120周年。作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之一，早已青史留名。我个人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和钱氏家族的后辈，很遗憾之前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专门研究他，虽然在1984年受外婆与母亲的委托，到北京拜访过钱老，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本科刚刚毕业两年留校的小助教，对未来的研究尚在朦胧之际，没有抓住机会多多请教钱老，错失了唯一的机会。后来虽然曾经指导过我的硕士研究生范亚伶以钱端升为题目撰写硕士论文，但自己一直未曾做过专门研究。我想借这次钱端升120周年冥诞，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向钱老的致敬。
关于钱端升的研究，近些年已经有一定的学术成果，我阅读了相关的研究与资料，感觉这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物。他在1949年前的前半生，扮演了两个角色：政治学家和政论家。前者是学者的角色，后者是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关于前者，在政治学界，已经有初步的研究；而后者，依然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般而言，钱端升属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在1930年代主张开明独裁，抗战前期也一直拥护国民党作为国家的中心势力，那么，他在民国自由知识分子光谱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1945年前后，钱端升的政治立场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赞成国民党的一党执政转到拥护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最后到1949年欣然迎接中共新政权，这一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有些什么不变的内在思想脉络？在他难以归类的政治立场背后，其思想底色与政治伦理究竟是什么？本文试图结合我个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的经验，谈谈我对钱端升作为一个另类自由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流的政治学者之外，还是一流的政论家
钱端升是民国顶尖的政治学家，因而荣膺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在他的生命之中，除了学者之外，还有另一重角色：参与政治的公众知识分子。
钱端升处于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革命、内乱和战争纷至沓来，前半生一直处于动荡的乱局之中。作为一个继承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他的许多同事朋友一样，从小就有深切的儒家忧患意识。1915年他还只有15岁，在松江三中担任级长，当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来，钱端升与同学们一起，卷入了反袁和抵制日货的运动当中。后来到清华读书，参与了五四运动，还被捕监禁过，1926年又亲历了三·一八惨案。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他都是亲身经历者。他的思想变化，不仅来自理性的思考，也源自这些直接的人生感受。
钱端升出生、成长于通商口岸大都市上海，视野和格局都比同时代的人要大。他有大胸怀、大理想，有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家”，不再是传统士大夫生于斯、长于斯的家族与家乡，而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大学。钱端升回国以后到母校任教，对学校的公共事务热心参与，他提出了改造清华的三条原则：以文理科为主、以人文教育为目标、以教授治校为路径。钱端升作为海归“少壮派”的核心之一，积极争取“教授治校”，众所周知，改制以后的清华大学正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钱端升还曾经写信劝说当时已经爆得大名的胡适到清华来担任校长，并流露出自己的雄心：“若是我自己的年岁大一点，资望深一点，我也一定敢牺牲自己安闲读书的生活，去尝一尝校长的辛味”。 这一年，钱端升26岁，可见其抱负之大，只是后来命运一直没有給他这个机会，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才成为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创院院长，遗憾的是时过境迁，时代已经全然没有了“教授治校”的条件与可能，让他美丽的校长梦成为了后半生的一场噩梦。
家国天下情怀之中，钱端升投入最多的是国家与天下。他是一个炙热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相信国家之上，还有人类。无论是他的政治学专业研究，还是各种时评，他的兴趣之广、格局之大，关怀的领域之广，绝对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之上。他在《益世报》担任主笔期间，所撰写的社论，从国内政治、教育、经济、边疆问题，到日本、欧洲、美国、中外关系，无所不涉猎，那不是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到的。费正清的太太费维梅在晚年回忆1930年代北京的教授朋友们，逐一点评他们的特点，钱端升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钱端升是尖锐的中国政府分析家，对国际问题具有浓厚的兴趣”。
钱端升有书生气，但又不是一般的书生，是有入世情怀的书生。这构成了钱端升政治性格的某种复杂性。在学者与士人的双重角色之中，钱端升始终将书生视为最重要的生命底色。他的儿子回忆说：“在他心目中，大学教授是至高无上的。他告诉我们，很多美国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后又回到大学。因此，对自己作为一个名教授是非常引以为自豪的”。蒋介石一度很器重他，他有多次的机会，像他的政治学界朋友王世杰、浦薛凤那样，到国民政府里面当官，但除了1928年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短期出任文化事业处处长之外，其他的机会都拒绝了，很可能是唯一的担任公职的经历给他留下的负面印象所致。1945年，他在与学生何炳棣谈话的时候郑重告诫说：“不要三心二意，一边教书，一边又想做官，你看蒋廷黻多可惜，他如果不去行政院，留在清华教书，他在外交史方面会有大成就”。
钱端升对曾经的同事蒋廷黻的惋惜，未尝不是一种自警。他对现实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如同胡适所言，乃是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也就是在政治之外，通过舆论影响政治。傅斯年曾经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钱端升对参政的态度，与胡适、傅斯年是基本一致的：以在野之身，舆论干政。这也是民国期间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
钱端升的前半生，几乎都在通过舆论介入时政。在政治学家的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身份：时评家。他写时评的经历，从18岁就开始，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写了第一篇时评《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之后不仅笔耕不辍，而且积极参与编辑组稿。在美留学期间，出任《留美学生季报》编辑；回国以后，担任《现代评论》政治编辑；1934年初，由蒋廷黻推荐，到天津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与《大公报》齐名的北方两大报纸之一）的职业主笔，专门撰写社论。8个月主笔期间共撰写了170篇社论，平均每周5篇；1939年，钱端升又发起和主办了《今日评论》，两年期间，撰写了43篇文章、56篇时评。在民国历史当中，没有人像钱端升这样，既能当一流学者，又能成为职业主笔的知识分子，钱端升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他的《益世报》前任主笔罗隆基，虽然是政治学博士毕业，也在光华大学、西南联大短暂地做过教授，但只是一个一流的舆论宣传家，在专业领域，几无建树，不能称之为学者，遑论一流学者。然而，钱端升，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政论领域，都是公认的一流人物。
作为公众知识分子，钱端升最高光的时刻应该是主办《今日评论》时期。在民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刊物谱系之中，《今日评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前有《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后有《观察》、《新路》。《今日评论》与《独立评论》和《观察》的人脉联系，从一个数据就可以看出端倪：《今日评论》作者当中，有38人曾经是《独立评论》的作者，如钱端升、陈之迈、张佛泉、萧公权等；而《观察》作者当中，又有20多人也曾经是《今日评论》的作者。 在1939-1941年间，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胡适到美国担任大使，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端升弥补了胡适留下的空缺，站出来主办《今日评论》，让西南联大教授和其他的自由知识分子有一个舆论干政的阵地。他不仅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而且有同人领袖的风采，为了聚拢人气，为杂志组稿，他在昆明期间经常不惜借钱，请作者吃饭，畅谈时事。不过，他谨守中国士大夫的“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可以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人，但不搞门派、不建立小圈子，更没有兴趣组党，观点可以不同，只求精神的契合。《今日评论》写稿最多的作者，除了他本人之外，就是王赣愚、张奚若、费孝通、伍启元这些西南联大的同事。从吴宓、朱自清的日记当中也可以看到，尽管文化趣味和政治立场钱端升与他俩有微妙的差异，但并不妨碍彼此之间成为来往密切的朋友。
钱端升还有一个经历是民国知识分子当中罕见的：在清华、北大和中央大学都有任教的经历，特别是清华和北大，在他的人生当中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痕迹。这两所风格迥异的中国最高学府，钱端升更认同哪一个？研究清华大学校史的台湾学者苏云峰认为：钱端升“自觉并非清华之主流派，在学校认同上，他倾向北京大学，所以说他是北大在清华的一颗种子”。钱端升一生的确对北大非常有感情，气质上也接近北大，但在内在精神之中，同样有清华的影子。他出身于清华，回国任教的第一站亦是母校，虽然后来去北大任教，但与清华的教授们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今日评论》核心作者群中，大部分是清华出身或者是清华的教授。钱端升可以说是容北大清华于一身，有北大的士大夫气，也有清华的专业精神，兼有北大的大气和清华的严谨这两种气质。或者说，作为政治学学者，他更接近清华，而作为知识分子，他则是一个典型的北大人。
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之中，钱端升属于一个难以定位的非典型人物。原因无它，乃是因为他在1930年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与蒋廷黻、丁文江一起，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民主与独裁”大论战当中，曾经是主张“新式独裁”的代表人物。1930年代的钱端升，究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威权主义者呢？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首先在理论上必须澄清一个误解，以为自由主义必然反威权，自由与威权势不两立。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明确指出：自由主义“主要关心的是限制一切政府的强制权力，而不论政府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的。……民主制的对立物是独裁政府；自由主义的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这两种体制都不必然排斥另一种体制的对立物：民主制可能运用极权主义的权力；而一个独裁政府按照自由原则行事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哈耶克的这段话，意思非常丰富，他告诉我们，一个自由主义者，未必反威权，威权是民主的对立物，不一定是自由的对立物。而对自由的真正威胁，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一定是不民主的，排斥公共参与和全民选举，但有可能容许一定的个人自由和有限度的法治乃至宪政，这就是所谓的开明威权或开明专制。
在民国自由主义者当中，胡适、张奚若、陶孟和等代表了民主的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在“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中，既坚守个人自由，也希望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治秩序。然而，“新式独裁”的拥护者们对民主是否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是存疑的，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求首先建立开明的威权，然后逐渐实现民主宪政的前景。虽然他们不是民主主义者，但依然在自由主义阵营之中。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经历了三波大分化。第一波，是1920年代初，自由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胡适、丁文江办《努力周报》，树立了一面自由主义的旗帜。当时，钱端升还在美国留学，没有参与。第二次是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大论战，民主的自由主义与威权的自由主义发生分化，钱端升站在了后者一边。第三次是1945年前后，右翼的自由主义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再度发生分化，前者是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亲国民党自由派人士，后者是疏离了国民党、倾向联合政府乃至于最后站到中共一边的自由派人士，钱端升就属于这一类。关于第三次分化中的钱端升，如何从一个威权的自由主义者转向左翼的民主主义者的，留到下一节详细讨论。
1930年代的钱端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何会主张“开明威权”？这首先要从他的思想底色说起。钱端升在清华和哈佛受到的，是自由主义的教育，因此，言论自由、教育独立和法治精神，是他思想的三层底色，一生都没有动摇过。特别是言论自由，更是他看重的。早在哈佛求学的时候，他在英文撰写的《言论自由》一文中就说：“对一个自由政府来说，言论自由是它存在的根本，以及一个自由政府应允许它的公民拥有最大的言论自由空间”。自由、独立、法治，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可以与民主主义相结合，成为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也可以与开明威权相结合，成为威权的自由主义者。
在钱端升早期的思想当中，民主这一价值维度虽然并非不重要，但相比较自由、法治来说，并不具有优先性。相反，他同时看重的是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国家的威权。1941年他在《新中国与一党制》一文中，提出：“国家须有大权，而人民须保其自由”。这两条原则是了解他早期威权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所在，他试图在人民的自由与国家的威权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而平衡的方式，就是有自由、有法治的威权主义，这种威权主义并非民主的，却是开明的，能够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兼容。
为什么钱端升不像胡适那样，直接选择民主的自由主义，而非要通过开明威权来过渡？这与钱端升所秉承的政治伦理有关。马克斯·韦伯将所有以伦理为取向的行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信念伦理，另一种是责任伦理，“这两种准则从根本上互异，同时又有着不可消解的冲突。两种行动的考虑基点，一个在于‘信念’，一个在于‘责任’。”简单地说，信念伦理就像一个教徒一样，只对自己的信仰和动机负责，行动的实际结果交给上帝负责。而责任伦理，则不问动机，只看结果，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行为选择产生的实际结果，承担切实的责任。在个人的行动之中，这两种伦理有时候是混合的，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启蒙知识分子，所秉持的是信念伦理，按照自己的理性和信念，研究和宣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识形态，他不必对这套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所导致的结果承担直接的责任——事实上，在观念与结果之间，还有许多不可预测的中介因素，启蒙知识分子不必担当直接的责任。但对于一个入政知识分子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他不仅要有自己的价值信念，而且要有现实感，必须对自己的政治选择担当直接的责任，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由此来理解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政治立场，就可以迎刃而解。作为学者的钱端升，他只须对自己的自由主义信念负责，问题比较简单；但作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而且在重要的公共舆论空间发表意见的时论家，他要担负的，不仅是信念伦理，而且是责任伦理，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预判什么样的舆论宣传和政策实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政治后果，他不得不在信念与责任、理想与实际之间达到某种妥协。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同的个性和风格。钱端升的同事与朋友张奚若，就是爱憎分明，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不肯与现实妥协。但钱端升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因此在他的时论当中，所表明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是仅仅从一己之信念出发，更多地是与现实折衷，在“可欲的”理想与“可能的”现实之间寻求艰难的和解。钱端升回国以后，在几次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都不是走极端之人物，走的是不偏不倚的“中道”。五卅运动兴起，以《现代评论》为中心的京城自由知识分子反应强烈，都对英国屠杀中国同胞不满，但高调者如周鲠生，要求英政府道歉，并取消英国在中国的特权。但从“可能的”现实出发的钱端升，却主张速战速决，与废除租界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脱钩，在对英谈判中获得实际的可能的利益为目标，“争得若干，即得若干”。五卅运动也激起了清华学生的抗议浪潮，有些学生主张无限制的罢课，而有些学生则漠不关心，置身事外。钱端升在《清华周刊》撰文，告诫学生；“徒以妄其学潮，荒时失业，实为过分；而逾度之安分守己，实为不及；不及尤过也，故不敢不告”。
钱端升的这种“中道”立场，并非是缺乏是非价值标准的乡愿，而是一种有原则的“中庸”。儒家式的“中庸”，乃是把握尺度，不走极端，在两极之中获得平衡，而这种平衡体现了自身的原则与价值。钱端升虽然现实感很强，也擅长妥协，但在一些涉及到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上，又有耿直的一面。在西南联大期间，蒋梦麟聘请罗隆基担任政治学教授，钱端升担心这位自由主义的同道过于热衷政治活动，而对教学草率应对，故强烈反对，甚至不惜辞去法商学院院长和政治系主任以示不同意见。两年以后，罗隆基因激烈批评国民党而被解聘，到这个时候，钱端升又站了出来，表示要辞去教授职务，抗议政府对言论自由的亵渎。这就是钱端升，一个有原则、又有现实感、有坚守、也有妥协的自由主义者。
1930年代的钱端升，除了自由、独立和法治的自由主义底色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原点，一个是三民主义的政治信念，另一个是对强有力的政府的期盼。钱端升是在1926年国民大革命期间，经过陈翰笙、高仁山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这个时候的入党，与1928年之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再加入，是决然不同的，钱端升是为信念入党，那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为目睹过三·一八惨案，对北洋政府十分厌恶，他对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党”的国民党是充满期待的。不过，他虽然服膺三民主义，但对国民党在大学里面推行党化教育是反对的，因为它违背了教育独立的自由主义核心原则。钱端升指出：“通常世人所知道的大学是讲学的地方，而不是宣传的地方。大学的实用目的是为国家社会造就人材，而不是为一党一派造就人材；大学所造的人材是为社会各方面活动而造就，而不是专为革命而造就的”。
作为一个忠诚于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他在党内始终扮演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角色，经常通过报纸和杂志，公开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蒋介石对他既重视，又忌讳，在国际问题上有所倚重，抗战初期派他与胡适一起去美国争取支持，也多次接见垂询国事，但对钱端升直言不讳的公开言论，常常感到不满。钱端升《益世报》主笔做了8个月被迫辞职，《今日评论》办了两年即休刊，都与来自国民党的压力直接有关。
如前说述，钱端升是一个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因而他对时局的思考更多地不是从信念伦理，而是从责任伦理出发。九一八之后中国的形势，是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但国家依然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各地军阀割据一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依然是国民党的心腹之患。钱端升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益世报》的社论中表示：“中国现在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统一的国民意志，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我们将要靠这政府增加民族的经济力量，并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抗日，首先就要国家统一，而要统一，首先要有一个代表国民意志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是钱端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基本思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并非权宜之计，早在他18岁在《清华周刊》发表的第一篇时评《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就明确反对联邦制，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他不是不喜欢民主，而是他从中外历史当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可悲的“独裁—革命--民主--独裁”循环论：“细考独裁的前因后果，我们可推得下列的变化：政治太窳败或太专制则生革命；革命的政体往往倾向民主；人民因不习政治之故，革命的政府往往乱而无力量；人心厌乱，强有力的独裁政府因之而起；但独裁是独裁，无论治安方面而怎样可靠，而专制必达于极点”。 这个观察很有深度，可以窥见钱端升内心深切的悲哀。
作为一流的政治学家，钱端升对民主（民治）有准确的理解，其具有五个内涵：一，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国家权力有限制，个人有自由；三，人民有普选权；四，实行多党制；五，政府权力多元制衡。然而，钱端升却认为；民主制度有一个短板：“不利于高速度与大规模的生产”，“而且，即使民治宜于中国，中国人民现在也实在没有实行民治的能力”。 既然民主无法一蹴而就，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首先追求一个开明的独裁。
钱端升在1930年代的这一立场，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有关，1929年的西方经济大萧条，使得议会民主制发生了危机，而各种极权主义、独裁制度的崛起，暂时显示出比民主国家更高的行政效力。钱端升说：“民主政治的衰败及独裁制度的比较成功决不是一时偶然的现象，而是近代经济制度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的趋势。据我的推测，近年来民族主义的空前发达也将使民主政治更站不住，而独裁制度更盛行”。以事后的目光来看，钱端升显然对历史大趋势有误判。不过，这一误判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当年不是他一个人，而是大部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都对意大利、德国和苏联的集权体制发生了兴趣；更重要的，对于自由主义者钱端升来说，自由具有内在的最高价值，而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强盛，是与自由同样重要的核心价值，而民主，只是守护个人自由与实现国家强盛的工具性价值。他多少有点无奈地承认：“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到民主政治极久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钱端升的现实主义性格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令他暂时放下对民主的追求，转而希望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以让中国“于最短时间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 必须要指出的是，钱端升心目中“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并非寄希望于某个领袖包括蒋介石，而是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对外可以一党训政，但对内必须有民主，他不赞成蒋介石成为一言九鼎的独裁者，认为必须改变国民党的体制，先民主后集中，让中央成为有力量有效率的决策机构。 简而言之，钱端升所拥护的威权，是有条件的，而非无条件的，威权可以不民主，但必须是开明的，有法治的。关于民治与法治的关系，钱端升看得非常清楚，法治与民治不是同一个概念，好的民治一定包含法治，民治国家也往往是（但不一定必然是）法治国家，但法治并非民治国家所独有。开明威权也可能有法治，虽然政权不对人民开放，没有反对党。钱端升明确指出：“民治不需要，而法治则不能无。……没有法治，政治便无从循轨而行”。自由、法治，而非民主，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不同的着眼点所在，民主主义无法容忍威权，但自由主义可以有条件地兼容威权，只须这个威权是开明的、法治的，包容个人基本权利的消极自由，虽然不提供政治参与的积极自由。
在1930年代，让钱端升在现实中的选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他当时对共产党不了解，其他小党派也同样不堪，他唯有期待国民党能够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正确的方向。在他看来，国难当头，国家需要有一个中心势力，而这个抗战的中心势力，非国民党莫属。他认为：“我们拥护统一，因为我们认定九·一八以来的国难是我中华民族空前的大难；我们如稍一不慎，则立有亡国的可能。拥护统一固不见得便能救亡，但不统一则一定可以速亡。”“政府如果能满我们之意，我们固可热烈地拥护；政府即不能满我们之意，我们也只能善意地督责，而不能存破坏的妄想”。不过，这个拥护政府，是有前提的，即“政府不要辜负人民拥护统一的苦心！” 抗战爆发以后，钱端升对国民党抱有更大的期待，他部分地改变了对独裁政治的看法，认为英美式民主政治和极权政治都不能承担起抗战和建国的任务。“中国今日需要一个拥有大权力、而且能够发挥大效率的政府。只有这样一个政府才担负得起抗战建国的各种伟大公告中。但这个政府也须能尊重各个人民的人格与尊严、并能容许各个人民对于人生及社会重大问题有怀疑论难之权”。而孙中山提出的民权主义便是符合这个要求的最好架构。
在1927-1945年间，钱端升围绕着国家治理、政权改制和宪法草案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很多良策，虽然煞费苦心，但几乎一条也没有被采纳，现实中的国民党与他理想中的国民党落差实在太大，让他这个党内“忠诚的反对派”非常失望，他的儿子钱大都后来回忆说：“父亲对1927年蒋介石清共后的国民党多次表示失望，那不是他心目中的国民党”。这种失望，是慢慢累积增加的，到了1945年，终于让钱端升对国民党感到绝望，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1945年以后，成为拥抱平民的平民主义者
作为忠诚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钱端升所忠诚的是他理想中的国民党，即能够代表国民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国民党，因此他愿意扮演“忠诚的反对派”角色。然而，在蒋介石眼里，看到的只是“反对”，而无“忠诚”。蒋将自己视为党国本身，代表国民党和国家。对于钱端升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用则用之，却并不信任，属于“控制使用”，时刻提防他们的言论举止。钱端升办《今日评论》，在创刊号上开宗明义，暗示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现在要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做应声虫，不许其自由思想，不许其自由发表意见，在事实上是决难做到的”。《今日评论》的核心作者们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是像钱端升那样属于“忠诚的反对派”，对当局的许多尖锐批评，让国民党非常不满。《今日评论》办了两年即告停刊，虽然钱端升对停刊的原因三缄其口，但各种迹象表明，显然与当局的压力有关。
在抗战期间钱端升参与政治的另一个空间，在国民参政会。虽然这只是一个民意咨询机构，但每一次参政会开会，钱端升都是以西方国会议员式的认真和执着，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参政议政。在自由知识分子参政员当中，有4个人最让蒋介石头痛：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和周炳琳。他们与那些党派参政员不同，专业、理性，言必有据，虽然不尖锐，但往往咨询的问题能够直击要害，让一般参政员都信服。国民党大员们往往觉得他们这些专家出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比党派参议员都难应付，也因此对钱端升他们非常不满。蒋介石对钱端升、周炳琳最恼怒的一次，乃是1945年7月抗战期间最后一次参政会，中共代表团抵制参加，国民党意图尽快召集一党主持的国民大会，实现所谓的“宪政”。有着国民党籍的钱端升和周炳琳违背党的意志，与中间党派站在一起，要求缓开国大，首先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他认为：没有全国的团结，宪政是没有前途的。他提出建立一个“政治解决委员会”，要求国、共、民盟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筹商政治解决途径。这个方案，与战后的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一致。钱端升还提出了《再请政府刷新政治以慰民望而奠国基案》，要求国民党实现政治改革。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对钱端升、周炳琳十分恼怒。
钱端升态度的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他对世界潮流的认识有关。1940年，钱端升发表《浅说民权与极权一文》，表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之间要有所抉择，不能稍存惰性，也不能丝毫投机”。他明确指出：“在人类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民主政治是迄今最进步的制度”。“极权主义只是在破坏方面有贡献，而在建设方面无贡献。极权主义建立在战争之上，以战争为美德”。 在1930年代，他一时误判独裁为时代新潮流，如今看清世界大势之后，重新坚定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决定其立场和态度的，自然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比利益的砝码更重的，是价值观的选择。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和对国民党的失望，钱端升逐渐褪去对威权主义的期待，转向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本来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但到1945年之后，钱端升受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影响，相信“二十世纪应该是平民的世纪”，“我们的新中国应该是以平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在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资格讲国防，讲军队？” 过去他寄希望于“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现在他转向了对平民阶级的期待；过去他重视的是国家的强势，如今更在乎的是百姓的民生。这个转变是不是权宜性的，而是价值观的变化。钱端升从一个向往威权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拥抱平民的民主主义者，他后来的所有选择，包括认同新政权，都与此有关。钱端升的这一变化，不是他个人的，事实上，在抗战胜利前后，西南联大的自由派教授们，都经历过这样的集体转向。
价值观的变化，所带来的是立场的易位。长期以来，作为国民党内“忠诚的反对派”，他一直期待开明的威权，然而，现在他的看法变了，认为一个新的进步的国家，绝对不依靠Leader，而靠的是Leadership，前者只是个人，而后者是一群人。那么谁是Leadership？钱端升经过认真的思考，认定“除了各党各派及其他有政治意见的人来共同协议外，没有其他办法”。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钱端升在1945年之后，开始赞成中共提出、中间党派赞成、而为国民党所反对的联合政府主张。过去他以为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以也应该成为中国的Leadership，但抗战以来国民党的种种腐败、倒退和专权，让他内心充满了绝望，这个党没有希望了，不仅关闭了通向民主之门，而且违背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既不容忍言论自由，又缺乏法治精神，而这两条，是钱端升认同一个政权的价值底线。因而，他将对Leadership的希望从国民党那里，转向了全体平民，而由各党派协商而成的联合政府，正是人民利益的政治代表。
1940年代以后，钱端升与国民党渐行渐远，但最终让他对国民党绝望，产生疏离感的，是又一场流血事件：昆明的一二一惨案。二十年前，他曾经经历、目睹过两场流血惨案：五卅和三一八惨案，这两次同胞的流血让他对北洋政府绝望，加入了国民党。而二十年后的一二一惨案，让一向温和、中庸的钱端升变得愤怒和激进，他在公开集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当局，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被当局认定是“披着国民党外衣的共产党”。过去钱端升对学生的罢课一直持保留态度，一二一惨案之后，他成为了西南联大中支持罢课的最坚定的教授之一，他拒绝执行教授会的复课决议。据学生事后回忆说：“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在处理善后的问题上，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等联大的自由派教授与衔政府之命而来的傅斯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体制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继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大论战之后的第二次大分化，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左翼的阵营站在联合政府一边，后来都留在了大陆，而右翼的阵营后来都跟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或者流亡海外。
在自由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分化之中，钱端升属于拥护“新式独裁”的保守阵营，但在第二次大分化之中，他转向了激进的左翼阵营，个中的跨度不可谓不大。这个时候，他依然拥有国民党籍，没有加入民盟，但所言所行，与民盟基本一致，因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赞成各党派联合政府，因此对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而颇为不屑。钱端升不是不重视宪政，但他一向认为，宪政的前提是民治，是有民主的宪政。早在1934年讨论宪草的时候，钱端升就说：“成功的民主宪法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 “要树立法治，人民先得有制裁违法的当局者的势力。要是人民不能行使政权，也没有制裁的力量，则终有宪法，民权及民治仍是无法存在”。作为政治学家的钱端升非常清楚，不是有了宪法和法律，就可以成就宪政，宪政的核心是制约权力，而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民治，人民真正有权利参与政治，通过投票选择领袖。当国民党依然独掌政权，哪怕通过了宪法，也是伪宪政，假的还政于民，与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一二一惨案之后，钱端升似乎变了一个人，不仅激进，而且悲观。他的好朋友周鲠生劝他再出面办刊物，大家公开说说话，钱端升一口拒绝了。周给胡适写信说：“他近来很悲观，尤其昆明联大惨案学潮令他多所感慨”。本来，钱端升对出国讲学一直兴趣不大，1939年奉蒋介石之命与胡适一起去美国争取美援，也是归心似箭，匆忙回国。因为他觉得只有在中国这片土地，才更接地气，更有存在感。然而，到了1947年，在他的好友费正清安排下，他到母校哈佛大学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一年，连基辛格当年也是他门下的学生。他讲课的英文讲稿《中国政府与政治》，后来在195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48年底，就在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夕，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钱端升从美国返回中国，重返北大任教，迎接新政权的到来。他在写给费正清的信中说：“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从主张“新式独裁”到赞成联合政府，最后认同中共新政权，钱端升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经历了两次转变，可谓是与时俱进之人物。问题在于，在他的多变表层背后，思想深处究竟有什么不变的元素？我发现，力图在秩序中实现变革和寻求国家的中心势力，这两点正是钱端升持之以恒的不变理念。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其价值目标，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价值：政治稳定。缺乏秩序的民主，往往会走向其反面：暴政与专制。这是钱端升在中外历史当中早就洞察到的“历史循环”，因此他所追求的，始终是有秩序的变革，在自由民主与政治稳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关于这一点，钱端升与哈佛大学的政治巨擘亨廷顿颇有知音之感。其二，是对国家中心势力的寻求。稳定的政治秩序，需要有中心势力，过去钱端升寄希望于“有能力、有理想的”的国民党，1945年以后将目光投向各党派的联合政府，最后当联合政府不可得、国民党彻底腐败之际，他将新的希望寄托于“新秩序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常有其变，这就是一个具有现实感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在思想逻辑。
钱端升在哈佛讲学时的助手、后来的美国著名中国学专家思卡拉皮诺在回忆钱端升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钱端升教授是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之勇气与忍耐力的典范”。诚哉斯言！钱端升不仅是大历史的参与者，而且他本人，也是一部历史，从中可以丈量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深度与限度。
（本文为作者在2020年9月19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加以补充扩展而成，发表在《北大政治学评论》第9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