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大礼堂，在北京市委与教育部来人主持下，批判钱端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校方命我上台揭发。面对黑压压的全校师生，战战兢兢上台后，一眼瞧见他与校方几个头头一起，坐在左侧最前的一排，这一见便天南地北相隔，22年未曾谋面。

59年回京申诉，申诉被收容，潜逃关东、以及后来走西口，打工流浪，虽说都取道北京，但不想招惹是非找见他。

1979年初，我尚在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周末一次新闻电影放映中，发现了他。那是程思远接受统战回国，机场上迎接的有他的身影，估计他已出山，我就决定写信求救。

机会是趁去场外民间医院体检，偷偷地放进在医院大门边的一个邮箱，厚厚的一叠信;天见可怜，让在金华武义昆剧团的弟弟收到了。弟弟委托去京办事的同事，直送钱老家。

上天慈悲，这次冒险偷寄翻案书信，大功告成了。

钱老当即转告刚复校的“北政”新上任院长曹海波。曹院长派出了经济法教授徐杰与国际法副教授钱骅到乔司农场探望我。9月初平反回到了阔别13年的故乡--宁波东钱湖陶公山。

同年10月我即赴京去校落实政策，并与钱老见了面。

22年了。我由青少年成了青壮年。心灵伤痕累累，所幸身体完整无缺。瘦长了点吧。钱老连忙接见。师母陈公蕙过来关切地问：“你(信内说)投奔苏联不成，跳火车，没有留下伤残吧?”

我苦笑一下：“没有!我扶着窗口滑下，车风带了10来米，幸亏没有撞上前方桥栏。上天不让我死，也不让我掉入小河。不过我昏死在路轨边了。左额角汩汩流出了一大滩血。一个养路工扶起我，活过来了。”

钱老一声叹息。师母说：

“右派不就近南下港台，却千里迢迢去投奔苏联。苏联不就是社会主义大本营嘛?你算什么右…!”

钱老说：“我明白你的出身，根红苗正，不会反党，故而用孟子三句话鼓励你，整风中勇批三个主义。想不到刘镜西(党委书记)抓住这封信致我死地。”钱老揉了一下眼角，语带伤感。

我说：“我每次用小字报反击调干生们的大字报。刘书记总有一个批示：‘反动!’他不这样做，老师就打不倒了吧。”

“这封信成了命运与共的纽带。你老师在北京人代会上检查，不能不提出你这个学生，但只说你‘对党不满’。他们还是把你开除了!”师母说。

我说：“只是老师的这篇检讨，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了，包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我宁波中学钱念文老师说他当天就估计我遭了厄运。”

钱老说：“我总算保留了这个家园。这当中你是帮了我的。”

“学生哪有这能力?”我一头雾水看钱老欣慰的脸容。

原来，我被开除回家后，即向陈毅外长申诉，双挂号寄到外交部(在校时我也给外交部写过信，得回复，说政法学院学生也能分配至外交部)。饱含泪水地写：“如果不澄清我是不是右派，我便是‘哭灵’中的梁山伯，死了也不闭眼的。”

钱老说陈副总理当即批示让“北政”当局复查，可刘镜西拖了半年，待我闯关东时，才派人至我家乡。见我成了“盲流”。加上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钱老说：“陈外长知你不是反动学生，对我的压力也就大大减轻了。”

师母插话：“我曾担心保不住这座四品府第。其实中央没有预定你老师为‘章罗大将’。完全是学校起哄的闹剧。”

确实，历来政治运动，在下面推波助澜发酵的作用下，扩大化，整了正直的人和学有专长的人。让小人、不学无术的人主宰了局面。

说到这座四品府第，“文革”中也不是世外桃源。基辛格探索中美建交访华时，钱老带着右派帽子被周恩来召在外交部智囊机构__国际问题研究所任顾问。这座府第才驱走了文革中霸占的三户“北政”造反派。

中午由他二儿子仲兴招待吃了饭。饭后，我给老师看了几首仿七律诗作：

其一，送西哈努克(1975年9月20日)

亲王当代数风流，游法闻变罢歌舞。硝烟滚滚吴哥窟，风尘仆仆亚非路;

第三世界表同情，不盟国家够朋友。最是东国周恩来，香车宝马送金都。

其二，中美建交78.12.18

中美两国建邦交，太平洋上架金桥。彩虹万里映世界，东风浩荡乐亿兆;

大陆从此有生机，宝岛台胞该欢笑。时不待我潮流急，国共三合振中华。

其三，北京-东京78.10.31

邓付主席日本行，岛国山水笑盈盈。朝野涌现中国热，宾主共温汉唐情;

一衣带水手拉手，两国敲响寺庙钟。总理九泉应含笑，北京东京和平颂。

其四，邓小平访东南亚78.11.21

东南半岛多故亲，热风花雨迎平琳。江萨家宴牛肉香，奥恩会晤熊惊心;

裕廊山头立友碑，马来海峡惊涛声。警惕灵魂出卖者，充当东方古巴兵。(指越南投靠苏联)

他读了，摘下眼镜，微笑揶揄着说：“这些多是打油诗!不过，你对国际问题倒有一点见解。”

这时师母从外面进来看这些打油诗。她说：

“是你狱中写的吗?”

我不好意思地回答：

“自由后作了些润色。”

师母高兴地说：“看起来，你有你老师一样的视野，全球!”

打从在宁波中学读高中起，我就关心国际形势了。即便在劳改农场，见到弃于垃圾堆的肮脏的《参考消息》，一页半张也饥不择食地拣起来，观察其中的风云。

师母陈公蕙，名门闺秀，但平易近人、热情开放。她有晨练的习惯。她说：“我家虽一直有保姆，负责伙食和清洁工作，可你老师日常起居都是我照料的。你老师80岁了，体弱多病。”

老师说：“我最大的问题是视力。不知道怎么改善，不致失明。”

我朝着师母灵活的身影、轻盈的进出书房，说：

“师母你辛苦了。”

师母向我讲了我班同学郭翔几个红卫兵抄了家，将她的丝绸旗袍，美国邮寄的罐头食品、外文书籍等等统统扔到院子，糟蹋一地。反右中，沈国峰(上海人)郭翔(山东人，这时已向我道了歉)是折磨我的悍将，不禁让我感叹他们投身政治运动的劲头不减。

关于陈外长对我申诉的的重视，钱老说：

“看来对你还是蒙在鼓里了。不然，那有66年春冒险投苏之行呵。”

钱老劝我找一个女人成家，说：“还是大龄的好，即使是寡妇，现在年轻人多是轻飘飘的。”我无言以对。当时我对有过男人的女人，想象一起生活总觉有点别扭。怪自已的心灵总像少年人，很少想己已年近半百。选择范围实在太小了。

不过，我表态：“我要调整心态，不去计较人家婚否。” 语气是伤感的。

“别太认真，有时需要妥协让步。”老师息了口气，又说：

“你与调干生合不来吧?调干生是特殊群体!”

我回答：“我班30个同学，调干生有26个。他们多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

“是这样，你们有傲气且思维活跃的青少年学生，与他们缺乏共通语言。

“我还想告诉你，陈外长批转你信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的间歇，周总理向我走来，握了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保重身体!’

“你是否知道，我是‘四人帮’'还在时起用的。让我去接待基辛格的随员，我的老相识费正清。

这时候，我突然心潮起伏，泪珠涟涟，是联想起我尚在人间地狱：

“老师呀，我把你的敦请曹院长的回信贴身珍藏。可在那里，是没有个人的保险箱的，鬼魅又多，不久失掉了这封珍稀的信件。还有几张邮票，小偷扒手看中的是几张邮票。”

“一切都过去了!”转而他说：

“我给匡亚明写信，好不?”他坐向办公桌，拿出纸笔。

我站在一旁，他转过脸来问我。

匡亚明!他是南京大学校长。我是受宠若惊了。未待我表示什么，他却又自言自语：

“南京大学怕你不行。你的学业被耽搁了，得补习。还是给司法部写信，把握较大。让司法部安排吧。”

于是动笔写了信。信中把我定性定格为他的“一度学生”，而非“关门弟子”。说实在我不就是他最后一个学生!

辞别钱老时，他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出了他装着明亮玻璃门窗的大书房，缓缓地走在种有树木、摆列盆景的庭园里。靠大门那边四五间厢房是他儿孙辈居室，其中三间文革中长期被“北政”几个造反派职工侵占。后乔冠华出席联大，需要钱老参谋，便说"这太不像话!"造反职工不得不撤出钱家。

出了大门，踏上西城那条太平桥大街，我转过身去，他拄拐杖微笑站着。我深深鞠躬而别。

这封信给教过我们“法制史”，已调北京林学院的林道廉老师看了，连说要保存!钱老是颇受周总理、陈毅器重的外事顾问哦。他马上去复印室复制了这封信。我将复印件保存至今。

1990年，钱老90岁仙逝。师母寄来了追悼会照片，身上盖着殷红的党旗。其中刘复之、吴学谦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参加了。后来仲兴出差杭州顺便来看我。他是工程师。他说师母去澳大利亚定居了。他哥哥一家早在澳洲定居。他的一个侄子师从一位文史专家，算是继续钱老文史政法的香火。

(2014年端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