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可能许多人认为，1949年以后，大陆知识分子是因为受到强制洗脑，才被迫转变政治观念，放弃独立观察与思考的意识。但一些学者（比如许纪霖、杨奎松）通过具体考察个体的“思想史”，结合当时的大环境和个人境遇，发现这个问题并非如此平面。一些知识分子在选择时，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像过去人一样笼统地发问：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当年竟会那样软弱，停止思想，集体转向？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看到，事情并非那样简单。（杨奎松）无论是本文提到的钱端升，还是陈寅恪、董时进、马寅初、潘光旦、饶漱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呈现的状态是多样的。而他们，正是我们常挂口中的，留守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因此，或许我们有必要将问题进一步细化，尝试发问：当时留守大陆的知识分子各自做出怎样的选择？在思想上，经历怎样的转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这与个人经历、学识，以及国家动荡、新政权施为等，有怎样的关系？
基于这样细致的发问，陈夏红老师为读者梳理了民国法学家钱端升，在新政权成立后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其实，可以自问，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中，我们会比他们做的更好么？
钱端升：“我大大地错了”
陈夏红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遂不顾友人挽留，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职位，多方设法回到即将建立全国政权的人民中国。
一、万里迢迢为“解放”
回国后不久，钱端升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之后到北平解放前，钱端升所做的一切，在自述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据那几年参与校委会工作的同志会议，在多次校委会上，钱端升先生是最积极发言，而发言又有见地的少数教授之一。”
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的意图，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在1949年旧邦新命之际，选择跟共产党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据北京师范大学于风政先生统计，1948年当选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81人，留在大陆或者新中国建立初期回到大陆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去美国的12人，占院士总数的15％；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的仅有9人，占院士总数的11％。钱端升可以说算入留在大陆的74％之一，当然和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其他知识分子至多只是放弃国外或国民党的邀请，而钱端升则是自己不远万里奔归“解放”的。对于钱端升执意回国的缘由，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指出：
钱不但未在1949年逃离北京，反而支持“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他所以留下来不走，原因并非他有特殊的从事社会活动的兴趣。因为在1949年以前，他除去以学术知名外，人们认为他不是一个极富政治野心的人。可以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
钱端升本人亦在在1949年3月9日给美国朋友费正清的信中写道：“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各大高校纷纷主动或者被动地掀起了学习的高潮。正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钱端升衷心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动地开始了对政治以及形势的学习，作为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甚至在6月中旬就在北大法学院组成了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有正式指令的前提下，自发地进行的。
9月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盛会。钱氏后来即以此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印象和感受，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了《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阐发新中国的政治设想”。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对于政治协商制度给予了毫不吝啬的好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也是中国有史五千年以来天字第一号的大事。他划了一个时代。他继往开来。”“可以肯定的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制度确是民主的，整齐的，简括的，不特非中国前此的制度所可比拟，即比之苏联亦无逊色。”
开国大典时，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对此，钱端升是感恩戴德的：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二、自我改造急先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钱端升先后或同时担任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0年，钱端升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和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相对于大多数被迫靠边、只能在政治学习中日渐老去的“旧知识分子”而言，钱端升在人民共和国的头一年可谓顺风顺水。
即使如此，钱端升亦未放松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他极力想通过自我批判，而使自己政治上更加进步。1951年钱端升参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现场观摩土地改革，回学校后，向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谈了心得体会。回京后，钱端升写了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于1951年11月20日的《光明日报》。
知识分子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从1949年初开始就绵延不绝。随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思想改造的力度有了突飞猛进的加大，如果以前的自我改造还侧重于学习思想政治的话，那么到了1951年底的思想改造，则成为无所不用其极的自我批判。
这中间的带头人即是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从1951年9月份开始，马寅初发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自发地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由此开了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先河。“这逐渐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和学习模式：听动员报告、学习讨论、揭发、控诉、自我批评、检讨、总结、落实政策、区别对待。”
钱端升以及其他学者的自我批判，使得执政党看到“现场观摩＋自我批判”模式的好处。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中国共产党，由此敏锐地抓住了知识分子自发进行思想改造的机会，于1951年11月30日印发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打算把这一自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变成由执政党主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此获取民意，震慑敌人。《通知》指出：
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性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钱端升的文章发表于1951年11月20日。17这一时间与同时期其他知识分子发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时间相比，无疑是相当早的。从上文脚注中的时间排序来看，在被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三十名“典范”当中，钱端升发表自我批判文章的时间排在第二位，只有燕京大学的蒋荫恩比他的文章早了一周见报。
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两种推测：第一种，我们可以认为钱端升对于政治运行的规则不太熟悉，无意中过早地作出了表态；这只能说明政治学者对于现实政治的迷蒙。第二种，我们也可以认为，钱端升对于这种表态的后果等等是非常纯熟的，他之所以在大学多学者，包括自发思想改造运动发起人马寅初在内都还没有表态的当儿，的确是缘于内心对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从钱端升的学术背景来看，显然第二种可能性更大一点。
中共中央的《通知》印发于1951年11月30日，与钱端升的自我批判文章见报相差前后不过十天时间。由此我们亦可以说，钱端升的文章〈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发表在首都高校知识分子正在进行自发的思想改造之后、中共中央准备全面进行思想改造之前。这个时间是耐人寻味的。
三、“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钱端升开篇即指出，“从解放到现在，时间过得不算短，但是我的进步是很小很慢的。现在体会到，这是由于我对学习不够重视，而且是采取了不正确、不虚心的态度。”钱氏认为，其“是在这样一个可说是初步觉悟的基础之上”来欢迎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的。
那么，钱端升的“初步的觉悟”是一个甚么样的水平？钱端升自述：
我有一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的影响，对于我可能比一般旧知识分子更要大些。但在不久以前，我是麻痹的。我自以为在七八年前，我已经抛弃了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解放以后，我自以为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我所需要的只是多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多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学习共产党员的作风而已。于是解放之初、我单单想读新书，以后工作影响了我的读书时，则单单想从工作中求进步。我满以为这样做便可稳步前进地自我改造。
可是我错了，我大大地错了。像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决不是这样的容易改造得过来的。旧的不先除掉，新的是进不来的。而甚么是旧的、坏的，自己往往是认识不清的。在土地改革的革命实践中作了比较深刻的反省后，我才比较深刻地认识了解放以前我犯过的错误，和解放以后仍然遗留着的缺点。这种错误是不应当以“环境使然”或“动机良好”等等没出息的理由来自宥的；这种缺点也不是不应当被自以为正在进步的错觉所蒙蔽，而不及时发掘并迅速纠正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我愈勤反省，愈多发觉，愈增惭愧，但对于很多缺点，我自己是常常感觉不到的。到了土地改革工作将要结束，在批评自我批评中，我才开始认识到这种缺点。举一个例子：我向来自以为是一个责任心很重而并不主观的人，但很多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公开地批评了我的主观时，我就感觉到我有好坚持己见的严重毛病。我体验到批评自我批评这一武器的锐利后，我懊悔我未能及早地学会使用这一武器。我更恍然大悟，不但单单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是学院式的，脱离实际的；单单想从工作中改善作风也是不能成功的，两者都不是正确地学习态度而有效的学习方式。必须读书而能联系自己，联系实际，又采用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以求暴露缺点，才能真正分辨新旧，分辨是非，分辨好歹，才能真正改造自己，取得进步。
这可以说是钱端升在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运动中的“初步的觉悟”。应该说这一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其回国起计算也不过短短的两年时间。“旧的东西不除去，新的东西就没法进来”，而对于钱端升来说，所谓旧的东西，正是其服膺并在蒋介石治下为之进行艰苦卓绝奋斗的民主和自由。钱端升在毛泽东手中，能够下定决心“跟毛主席、共产党走”，其积极实现自我改造，以求新政权认同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但是在内心深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地取代民主自由思想，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钱端升氏对自己的剖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应当承认，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按照钱端升本人的看法，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22钱端升指出，解放后他教过“新民主主义论”（政治课），“中国政府”（应当正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和“资本主义国家”等课，“我没有尽我的能力以使教材充实，没有以大力帮助学生自学，也没有严格地执行预定的教学计划。我是不够对学生、对人民负责的。”
第二，“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钱端升指出：我本人和同学同仁间的联系都是很不够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情况，我的了解是间接的，也往往是片面的。同学们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要求，我是不够了解的；同事们对工作上的需要，无论在图书设备方面，或和政府业务部门的联系方面，我或者是不了解，即使有些了解，也从没有积极地、彻底地为他们解决问题。既然脱离了群众，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
第三，“我没有很好地团结同仁。”钱端升认为，北大法学院的三个系──法律、政治、经济──个个系内部都闹不团结，系与系之间也缺乏联系和互相照顾。“我经常觉得这些不团结对于我是一种麻烦，因此对于团结的工作，总是采取一曝十寒的态度，缺乏耐心，更不坚持原则。有时我内心上还会自高自大。不但不去解决问题。反而瞧不起人家的闹不团结。”27钱端升指出，有一段时间他本人就和经济系主任樊弘闹意见，“我认为他的固执和本位主义是不和洽的原因，我从不反躬自省，问一问我自己是否也有态度不好或者主张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即是我处处合理（当然决不可能是这样），我也从没有耐心地去说服樊弘主任。”
第四，“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也近一年之久。”钱端升氏指出：
尽管我当时提出种种自以为是充分的理由，要求学校和教育部允许我辞职，但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以前，我从没有问过自己，是不是个人的兴趣这一老家伙又在作祟？我自以为自从前年夏天有一位朋友严正地批评了我的“退让”之后，我已经能够不考虑兴趣而接受上级所交给我的人民团体所要我担任的一切职务了。但是，在土地改革期中我既已发觉我有许许多多思想上虽然坚决要改掉而行动上又往往表现仍然存在的缺点，我就不能不联想到个人兴趣问题可能就是我要辞去法学院院长的真实原因。关于这一点，我自己至今尚不能分辨清楚，我要求我的同事们对我提出严正的批评。不管我的动机是怎样，因为我坚持辞职，在一年中，即使是闲的时候，也不过问院务，忍令法学院招致工作上的损失，是我的不可宽宥的错误。
第五，“从我对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风。”钱端升指出，至少在1951年夏天以前，校务委员会是领导校务的，而钱端升本人即是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我不是一阵热，便是一阵冷了；不是急躁，便是消极。我暴露了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弱点，我不联系群众，我不坚持真理，以致对校务的稳步改进没有起应有的作用。”
钱端升自己概括的其身上所表现出来资产阶级思想有五大方面。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推敲，这些所谓的缺点和错误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吗？其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钱端升所列举的，更多是工作方法、工作情绪诸多方面的表现。笔者愚见以为，如果我们真能对“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清晰界定的话，恐怕钱端升老先生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就少多了。
四、揭批汤用彤、蔡元培
该文剩下的内容中，钱端升中止了对自己所谓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而将批判的矛头转向北京大学甚或其他方面，文章的起转承合很自然，“在这里，也应当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就此把批判的矛头从自己转向别人。
钱端升指出：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汤先生自任副校长以来，作风已有些改善，但也还不够。我如果一向真正能对人民负责，我早应当面或公开批评他，指出他的缺点，要求加强领导。使得校务的改进可以多些快些。但是为了面子，为了顾虑私人情感，在此以前，我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也说明了我是怎样一个旧的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假设，钱端升对于汤用彤先生的批评和揭发，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不合等方面——如果这样的假设多少有合理之处的话——那么钱端升对汤用彤简单批评后，直接将矛头转向了蔡元培，则显得令人费解。钱端升指出：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而将他在北京大学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谓“思想自由”和“学习自由”──长期地保留在北京大学之中的老一辈的教师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应负更大的责任。人民的思想和学术是应当自由的。但是，在蔡先生长校的时候，思想自由的具体表现是“相容并包”，更具体的表现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占有统治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大学中，如果有人企图以当年占着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分庭抗礼，是不是可以的呢？我想是不可以的。至于“学术自由”，不但一开始就和实际脱离，以后更演变为院系各自为政，以及学术与政治对立，技术与政治对立，为学术而学术等种种严重的而且至今还没有肃清的错误思想。
在钱端升的批判对象序列中，蔡元培和汤用彤的功能是一样的，似乎都不是钱端升真正像批判的。钱端升很快就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提出指责：
北京大学毕业的人们和在北京大学工作多年的人们容易为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所迷惑。应当问，除了“五四”以外，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究竟在那里？是的，在一二'九、一二'一和一九四六年底的反抗美军暴行运动中，以及在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我们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站在战斗的前列的。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同学难道不是同样站在前列的么？即以“五四”来说，它诚然是在北京大学首先发动的，北京大学领导或参加的师生也特别多，但要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
通过这段话中钱端升的思路所体现出来的逻辑，我们甚至能够感觉到隐含的潜台词：蔡元培思想就是“五四”右翼的反动思想。
我们可以回过头整理一下钱端升的思路：能够否定汤用彤，就能够否定蔡元培；能够否定蔡元培，就能够否定十全十美的“五四”；能够否定十全十美的“五四”，就能够否定所谓的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而否定北大所谓的光荣传统，则最终的目的即是为了对北大在1949年以前所积垫的传统进行否定，使北大能够走下神坛，进行深入骨髓的自我改造。
钱端升在该文章的结尾，更是声泪俱下地表达了其本人的焦灼和忏悔，甚至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其关于积极并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一种表态：
从上面所指出的我在解放后在北京大学的工作中所已发现的缺点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出我的旧作风是怎样严重地存在着，也可以充分说明我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想是怎样在作祟。当然，这些缺点只是存在着的缺点的一部分。更深刻的自我检讨和别人的批评将会揭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缺点。我要不顾面子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不但检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中的缺点，更进而检讨我在解放以前所犯过的严重错误。我应当欢迎别人对我提出无情的尖锐的批评。我并希望能够同样地批评别人。我深信相互批评就是相互帮助，也就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方法。
钱端升以高昂的状态收尾：“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应该注意到，钱端升的这篇文章是在首都高校教师学习运动前夕发表的。也就是说，钱端升文章更多是在表现自己的批判和忏悔的同时，也引导首都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至少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钱端升的〈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能够入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辅导读物的原因之一。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后，钱端升先后当选为北京大学教育工会主席、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委员会主席。
来源: 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