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湖南人的精神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以往人们对湖南精神是如何总结和表述的；二是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当下应该如何更加科学准确地提炼概括湖南人的精神；三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继承和弘扬湖南精神。
湖南精神的古往今来
湖南人的精神，也叫做“湖南精神”，是对湖南人精神特质的认识和概括。湖南人的精神既有中国人的共性，又有湖南人的特性，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这个特性。大体上讲，湖南人的精神，应该包括湖湘人独有的或者比较突出的价值追求与选择，湖南人身上比较明显的性格气质，湖南学者做出的思想学术成果。湖南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决定着湖南人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形象，是外界识别湖南人的标识和湖南人自我认同的品质。
1、从近代湖南人崛起开始，人们就在探讨湖南人的精神，一百多年来，无数人对湖南人的精神进行了表述。湖南民间最爱说湖南人，“舍得死、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这是对湖南民风的一种概括；近代人常说，湘军“扎硬寨，打死仗”，这是对湖南人在战争中顽强精神的表达；杨度是把湖南人的精神放到世界史范围内，与希腊的斯巴达，德国的普鲁士精神相比较，喊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的豪迈强音。钱基博在《湖南近代百年学风》一书中说湖南人，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陈独秀对湖南人精神的概括，是所有概括中较为全面和深刻的。他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这篇文章中说，“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湖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2]]他称赞的主要是湖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忠义血性。
2、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长沙市曾经组织过长沙精神的大讨论。虽然说的是讨论长沙精神，由于古代长沙是个“大长沙”的概念，以长沙命名的行政区往往包括湖南的大部分地区。那次的讨论，实际上相当于“湖南精神”的一次大讨论。最后公布的讨论结果，长沙精神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心忧天下”，出自左宗棠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后来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成立的新民学会，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共识；“敢为人先”从是谭嗣同“敢为天下先”演变过来的。“心忧天下”讲的是价值观，“敢为人先”讲的是方法论，因为有湖南历史文化的特点，又有湖南人自己的权威表达，这两句话被湖南人接受，至今到处流传。
2011年，有关部门组织了全省的“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历时一年，于2012年年底正式公布，湖南精神表述语为：“忠诚、担当、求是、图强”这八个字，这是举湖南全省之力、充分发挥全省人民的聪明才智、按照传承优良传统、体现时代精神的原则，同时吸收了省外一些专家学者意见的成果。专家们说，这八个字，表达了湖南人共有的气质和追求，既有对传统湖南精神的传承，又有对现实湖南精神的要求，还有对未来湖南精神的企盼。
3、毫无疑问，上述这些表达是有价值的，更重要的是千百万湘人和国人对湖南精神探索的过程，表明人们需要和期待了解湖南人的精神世界、精神特质和精神优势。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湖南精神做出更加深刻全面、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阐述和理论构建，是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的重要课题。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湖南精神是在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元素和基因。拾起并梳理这些历史元素，发掘并提炼这些人文基因，就要把这个课题放到具体的实践中加以考察。一是把它放到湖南的地域环境中，认识湖南精神的地域性；二是把它放到湖南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中，认识湖南精神的时代性；三是在湖南精神代表人物的实践和思想中进行考察，认识湖南精神的人文性。由空间到时间，自古往到今来，湖南精神的元素不断积累、沉淀，形成了具有地域性、时代性和人文性的精神体系，涓涓细流像涛涛湘江一样，奔腾不息汇入洞庭湖，汇入长江，汇入大海。
初步梳理一下，我们拟了以下题目，历史地具体地探讨湖南精神。
一、衡岳湖湘精神：自然山水与“独立根性”。探讨湖南的农耕文化和地理环境对湖南人精神的影响。
二、忧患忠诚精神：屈贾之风与家国情怀。探讨楚汉文化影响，湖南精神的孕育。
三、求道穷理精神：天人之道与心性之学。探讨从周敦颐、胡宏、张栻到王船山，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湖湘学术升华了湖南精神。
四、经世变革精神：革故鼎新与师夷长技。探讨陶澍、魏源与嘉道经世思
想，曾左经世理学与洋务运动，谭嗣同的“仁学”，湖南精神的转变与开放。
五、救亡复兴精神：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探讨黄兴、蔡锷、宋教仁的爱国主义精神；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思想与湖湘精神。
衡岳湖湘精神：自然山水与“独立根性”
地理环境对湖南精神的影响。湖南精神，更确切地说是“湖湘精神”。“湖”是指洞庭湖，“湘”是指湘江，“湖湘精神”是指湖湘流域人们的精神特质。南岳衡山雄据湘中，撑起了三湘四水的骨架，滋养了儒道佛诸家文化。虽然湖南到清朝中期才成为单独的行政区，但是湖湘流域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数千年，如果说湖湘精神像一条河，这条河则在这块土地上流淌了千百年。马克思主义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深刻持久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给了湖南人独特的精神结构、个性和气质。
1、衡岳湖湘的自然山水培育了湖南的“山水精神”。“洞庭天下水”[[3]]，“南岳独如飞”[[4]]。湖南是一块美丽神奇的土地。湘、资、沅、澧四水由南向北，从群山中穿过，注入洞庭湖，留下星罗棋布的山水田园，如锦绣的画卷。一年四季，绿树常青，鲜花盛开，动物繁多，生机盎然，养育着充满活力的三湘儿女。湖南多山多水，山多，使人坚强，水多，使人灵秀，湖南人能俗能雅、能武能文、能刚能柔、能狂能狷。唐朝诗人刘禹锡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5]]魏源在《衡岳吟》写道：“灵均湘灵光怪气，皆是此山万古魂”。
湖南地形地貌特殊，险峻武陵，苍莽罗霄，逶迤五岭，三面环山，一面向北开口，面对着浩淼的洞庭湖和滚滚长江，形成一个巨大的马蹄形盆地。地势南高北低，冬天北风毫无遮拦地直贯三湘四水，气温骤降；夏季太平洋带来的雨水被阻隔在山外，炎热异常。洪水和干旱常常结伴而行，接踵而至，锻炼了湖南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和战天斗地的气魄。嘉道经世派汤鹏写道：“衡岳乾坤低泰岱，洞庭风雨挟黄河”。少数民族的“霸蛮”和极端的气候造成了的湖南人的“血性”。
2、“四塞之国”与“独立根性”。钱基博说湖南人“风气锢塞”、“风气自创”，“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有独立自由之思想”[[6]]，盖地理使之然也。钱基博说湖南是“四塞之国”，杨毓麟说湖南人有“独立根性”，不仅为世人公认，而且揭示了湖南人个性与地理的内在联系。历史上有大量的例证，明朝中叶之后，阳明心学风行一时，湖南学术坚守程朱理学，根底没有动摇；清朝乾嘉考据学盛行，湖南经世理学逆袭兴起，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发起洋务运动，乃至后来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湖南人都是独树一帜，成为中坚骨干。自古至今，湖湘精神有两个因子，即本土的习性与外来的义理，曾国藩说的“血诚”，“血”就是本土习性，“诚”就是儒家道德。他还说湘军将领必须做到“忠义加血性”，圣贤兼豪杰，教育孩子做人要“明强”，都是同一个意思，这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特色。湘人举世公认的“霸蛮血性”“独立根性”、忧患担当、思变求新，都是“地理之使然也”。
3、湖湘地理孕育了远古湘人的“巫道文化”。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7]]。他和钱基博都用了一个词，叫做“群苗所萃”。楚人到沅湘流域之前和之后很长时间，由于山水阻隔，众多土著部族，形成了多种多样多变的自然神崇拜。《汉书·地理志》记：“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秦汉史料记载：巫傩活动为朝野所重，巫傩遍及了湖湘民间，屈原的《九歌》就是沅湘之间少数民族的祭歌。刘禹锡说“昔屈原居沉期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8]]李泽厚先生在《己卯五说》一书中把沅湘苗蛮文化称作“巫文化”。“楚辞”就是巫文化信息的记载。只不过是屈原把民间粗俚词语升华为贵族的雅言。
“巫文化”浸润着楚文化，楚文化孕育了道文化。老庄都是楚人。老庄的思辨风格和对形而上探求，恐怕与巫道文化有关。“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军事上政治上秦赢了，但是文化上精神上楚文化成了赢家，道文化得到了传播，两汉、魏晋、隋唐，道文化都是中国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巫道文化基因渗透于三湘四水，湖南大量汉墓中道家文化遗存丰富多样，马王堆出土大量原始道家典籍，证明道文化在湖湘的存在。周敦颐用道家的无极太极思想资源创立理学恐非偶然，融会道佛的理学思想在湖南落地生根，有其巫道楚汉土壤气候的原因。屈原、贾谊、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船山、魏源、毛泽东这样的大思想家赓续从湖南横空出世，绝非偶然。“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因为“湘水”是一条流淌着哲学的河。
4、湖湘流域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湖湘精神农耕文明的基本属性。在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存中，发掘到一万二千年以上的农耕稻谷与陶器，在澧阳平原彭头山新文化遗址也发掘到八千至九千年前的早期农耕文化遗存。炎帝神农创立农耕文化的传说，舜帝南巡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表明湖湘地区的农耕文明在中国具有领先、成熟、深厚的优势；“鱼米之乡”“湖广熟，天下足”等口碑就是一种历史的认同。由于地理的独立封闭，湖南农耕文化占优势的状况一直持续到近现代，湖湘文化也一直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也对湖湘文化为何成为“道南正脉”做了注脚。这个基本属性决定了湖湘文化本质和类型，决定了湖湘文化的价值观和思想方法，决定了湖湘文化与中国主体文化的同一性，决定了湖湘文化的先进性与历史局限性。
由于处于内陆深处，交通不便，湖南商品交换不发达，城市发展缓慢，古代湖南很少江南那种大的门阀士族，近代湖南沾被欧风西雨，受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冲击，迟于沿海，没有江浙那种大的买办财阀。湖南是中国国土上自然经济和小农生产的最后家园也是传统文化最后的堡垒。因此近代湖南绝大部分杰出人才都是寒门士子，靠耕读传家，走读书做官的道路，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都出身普通农家。湘籍官员、士子身上都有深深的农耕烙印。农民那种本分、实在、吃苦、节俭、勤劳的优点成为湖南民风，湖南士子也因此坚持忠君卫道，恪守儒家传统。当传统受到挑战，家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为了捍卫传统，救亡图存，他们又变得最为激进，加上霸蛮倔强、尚武好斗的民风，近代湖南人显得十分极端。湖南激进与保守冲突激烈，是近代史上一个突出现象。近代湖南精神就是在这种冲突的风雨中孕育而成的。
忧患忠诚精神：屈贾之风与家国情怀
楚汉时期屈贾的人格与文章促进了湖湘精神的诞生。自古以来，湖南人都把自己看作屈贾之乡，不仅仅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原和贾谊这两个生长在不同朝代，相差一百多年的人放在一起写传记，而且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仅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精神人格和气质才华，还因为他们把湖湘地区与中原地区，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一种精神文化现象。
1、屈原以思想和诗给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屈原是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独到的时势洞察力和敏锐的大局眼光向楚怀王提出了革新政治和联齐抗秦的爱国主张。希望通过变法革除积弊，让楚国富强起来；通过联齐抵御秦国的蚕食与鲸吞。他的主张引起拥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和王族的强烈抵制，不但改革没有成功，他反而被贬谪流放。“众人皆醉吾独醒”[[9]]，他怀着忧愤的心情，孤独地飘流在沅湘流域，进入到湖湘文化的历史深处，不仅把汨罗江变成了“蓝墨水的上游”。而且把《离骚》、“楚辞”变成了湖湘精神的源头和中国文学的长歌。
屈原的文学成就太高大，人们忘记了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冯友兰先生记得，在他的《中国哲学史》里面列有屈原专题。为什么说屈原是“思想家”？一是屈原作为楚国贵族后裔，在他的诗篇中充满了自然崇拜和巫道文化气息，具有鲜明的道家思想；二是他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他在楚国任左徒的时候，和他在《离骚》和其他诗篇中，表达了典型的儒家施政理想。“昔三后之纯粹兮”，是讴歌古代圣王；“哀民生之多艰”，是关切民生；“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10]]，是忠君爱国；三是因为他处在改革的时代，多次出使中原，他又具有法家的思想。他主张任人唯贤，遵守法度，限制王族和贵族的权力。道、儒、法思想都有，他是楚国的大思想家，也是当时中国杰出的思想家。
他行吟十余年，足迹遍及沅湘，最终把生命留给了湖南。湘人视他为乡贤、师祖。曾国藩说屈原在湖南“为百代所祖”。湖南自称为“屈贾之乡”，因为我们认定湖南是他的精神家园。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心忧天下”的价值观，他勇于担当，以天下为己任，当他意识到无力救国的时候，便以身殉国殉道；二是他的人格高尚，廉洁纯粹，大有圣贤气象；司马迁说，屈原正道直行，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争光。三是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1]]，“虽九死而不悔”[[12]]；四是他那源于儒法道，又高于儒法道的政治理想。他文以载道，以美丽宏远的诗篇，把这些宝贵的思想传遍了三湘四水，传遍了中华九州。历代湘人学者对屈原、对《离骚》《楚辞》进行了不懈的传承、诠释、弘扬。
2、贾谊短暂的一生如流星划过，但他的思想却闪烁古今。贾谊的远见卓识和刚直人格深刻影响了湖南精神。公元前二百年，（汉高祖七年）贾谊出生于洛阳，二十一岁便被汉文帝委任为博士、太中大夫（皇帝高级顾问）。文帝三年，他遭受诽谤被贬，离开政治中心，来到“卑湿之地”长沙。谪居长沙不到四年，就博得了“贾长沙”的称谓。“屈贾之乡”的口碑，也包含着湖南人对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认可与爱戴。他在长沙转变自己思想信念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其深深的忧患意识、坚毅果敢的进取精神和经世致用的担当精神尤为突出。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人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3]]，秦亡于“仁义不施”。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就要爱民，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谋划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实际上他是汉武帝、董仲舒“独尊儒术”思想的先声。贾谊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政治统治模式，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的深邃思想和华彩文章使他成为湖湘士子的楷模。汉文帝时期，天下大势已定，但一些社会矛盾却在酝酿，贾谊以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写成了著名的《治安策》。此文开创了汉代笔力劲练、内容充实、语言朴茂、气势磅礴的文风。文章立意高远，富有真知灼见；刚直忧愤，显现人格刚健；虽是上疏文帝，依然直言诚意、争气使心，有经世致用之功，少空洞阿谀之语，有浓烈的感染力。后来湘人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都赞赏贾谊人格与文采。鲁迅说：“惟谊尤有文采，......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14]]毛泽东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15]]
3、司马迁最早把屈贾联系在一起，弘扬推荐屈贾精神。司马迁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6]]他把自己的志向与情感与屈贾联系在了一起。三位巨人心是相通的，有此三人，真湖湘之幸也！范仲淹远远地随他们而来，深情地写下《岳阳楼记》。鲁迅也是他们的知音，他说《史记》是无韵的《离骚》，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17]]屈原和贾谊在沅湘地方的历练和求索，使得他们的道德与文章，成为有价值意义的思想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湖湘士人的人格构成，湖湘精神在楚汉时期逐渐成型，成为忧国忧民的道德精神。湖湘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情怀自屈原起始，经贾谊传承与强化，深刻影响了历代湘人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特征，不断沉淀为一种心忧天下、心怀天下、心系天下的精神境界，带动湖湘精神进入楚汉文明的视野，并对楚汉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屈贾让湖湘精神有了价值的意义，有了文化的意义，屈贾精神也成为有典范意义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8]]的崇高精神形态。
求道穷理精神：天人之道与心性之学
宋明时期湖湘学术精神的发展。“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19]]也许从屈原的《天问》开始，从他“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20]]的执着开始，湘人就注定永远在求道穷理的路途上前行。从东汉末年开始，将近千年时间，天下大乱，人欲横流，儒学逐渐式微，到了隋唐，佛道日盛，儒家已经收拾不住人心。从晚唐到宋初，韩愈等人开始了持续的复兴儒学的运动。众多学者中，湖南人周敦颐成为理学开山鼻祖，儒家文化以理学的新面貌复兴，成为宋元明清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宋朝开始，特别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湘文化繁荣发展，不仅出现了周敦颐，而且出现了影响和贡献巨大的“湖湘学派”，其中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大思想家相继涌现，湖湘学派与二程、朱熹、张载、吕祖谦、交流学习，一时间湖南成为中国儒学重镇。并出现了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一批湖湘书院。湘学从此产生，湖湘文化成为中国哲学文化的重要支脉。
1、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有两个层面。第一，他开创了“理学”，被公认为“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创立理学意义十分重大，他的“无极而太极”[[21]]完成了道家没有完成的宇宙发生论，同时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创造了儒家宇宙本体论，儒家的伦理道德有了形而上的根据。他把儒家的“诚”作为道德本体，统一了天道与人道，统一了天人之道。无极而太极，太极而人极，圣贤可学可至，“希贤、希圣、希天”，君王和士大夫的人生和事业有了最终的归宿和安顿。周敦颐对湖湘文化的直接影响很大，除了因为他的理论之重要，还因为他是湖南乡贤；第二，他的思想在他的两位学生程颢和程颐那里得到了充实和放大，形成了理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经朱熹总结提升，传播开来。二程的学问由他的学生传播到湖南，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这就是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2、大学士胡安国及其子胡寅、胡宏，于湘潭创立碧泉书院，并在衡山山麓创办文定书院，吸引了众多湖南才子来求学。他们创立了湖湘学派。后来朱熹和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主持讲学，使湖湘学派更加成熟。胡安国的《春秋传》和胡宏的《知言》成为代表性著作。张栻与当时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他先后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提倡“经世济民”，培养实用人才，扩大了湖湘学派在全国的影响，长沙成为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有学者说“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22]]。湖南各地以岳麓书院为榜样，兴起了建立书院的热潮，多时竟有数以百计的书院分布于湖湘大地，故有“天下书院半湖湘”之说。元明之际湖湘文化似乎沉寂下来，但是以岳麓书院为首的书院教育，弦歌不绝，理学在湖南下沉，深耕细作，根深叶茂，维系湖湘文化的学统与文脉，积蓄着厚积薄发的历史能量。
湖湘学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学派，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湖湘学的定位，在学术界有两大声音：一是认为湖湘学是理学的分支；二是湖湘学是湖湘地方之学。当今学界多是以湖湘学为理学分支预设的。陈明先生认为，以上两种说法皆不准确。他认为，以《易传》为体、《春秋》为用的湖湘学属于儒家传统的天人之学。理学则是朱子创发的心性之学，是对佛老冲击儒家道统地位的回应。这个结论值得注意，后来王船山对程朱的修正和对陆王的批评，近代魏源和谭嗣同在理学的背景下治“今文经学”以致用，甚至学习接受佛理，曾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兼顾“经史百家“，说明湖湘学的学术视野之宽阔，学术胸怀之包容，学术精神之博大精深。
3、王船山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学术，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宋明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他满怀孤愤，披肝沥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著述三十多年，从“六经”孔孟，到程朱陆王，反本开新，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如果说周敦颐解决了宇宙论、人生论、天道人道的问题，那么王船山解决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他在认识论方面，他追随张横渠，把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放在优先的地位，釜底抽薪地对朱熹和王阳明做出批判，这个批判让思想从空中回到了地面上，回到现实生活中，是真正的“别开生面”。在方法论上，他强调“变”，他几十年研读、解读《周易》，不断地对《周易》进行思考阐发；他看到世界在变，中国在变，人在变，他提出“趋时更化”，不仅仅要与时俱进，而且“道随器变”，要与时代一起变化。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上，他强调了“经世致用”，认识论与方法论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人生与事功统一。他带有唯物和辩证倾向的思想，已经触到了现代哲学思想的真谛，他跟西方的那些思想家，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湖湘文化再一次与中华文化同频共振。湖湘精神从一种道德精神升华为一种哲学精神、学术精神，进入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神圣殿堂。郭嵩焘有一段名言：“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23]]周子是周敦颐，吾夫子指的是王船山。两个湖南人，屹立在相隔七百年的两座儒学理学的高峰上，撑起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片天空，思想史上常为人道。
经世变革精神：师夷长技与革故鼎新
晚清湖湘精神的与时俱进和经世致用。魏源与嘉道经世思潮。嘉庆道光年间，内忧外患集中呈现出来，中国开始了千年大变局。这个千年大变局的基本原因就是西学东渐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日益逼近。而晚清嘉道年间的情形与明清之际十分相似。陶澍、贺长龄、魏源、汤鹏、邓显鹤等湘籍官员与学者，受王船山思想影响，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动力，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为武器，掀起一波改变风气，影响政局，启迪后世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湖湘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1、魏源是嘉道时期乃至整个晚清思想界的一面旗帜。齐思和先生评价魏源讲了四句话，“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之大儒，新学之蚕丛哉。”[[24]]章开沅先生说：“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25]]嘉道经世派有几个标志性的成绩，第一就是陶澍的漕运、盐税和水利三大改革，第二是魏源操刀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是《海国图志》，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当时面对列强威胁，救亡自强的主要思想武器。陶澍等人对数年之后兴起的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话。
2、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和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多民族大清帝国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受到严重威胁。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和湘军集团，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平定战乱，恢复和平，推进“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促成“同治中兴”，捍卫了晚清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征程。左宗棠力排众议，率领数万湘军，历经千难万险收复新疆，这一系列伟大壮举，沉重打击了列强迅速征服中国的野心，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腾挪了空间与时间。
3、曾国藩的湖湘经世理学。学术界对曾国藩有两个定论，一是说他事功本于学问，二是他的学问是传统文化。这实际上是说，他运用湖湘文化，实践湖湘文化，改造弘扬湖湘文化，让湖湘文化达到一个时代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曾国藩学问第一个特点，叫做“一宗宋儒，兼容汉学”[[26]]，同时博览经史百家。第二个特点是倡导经济之学，出版《船山全书》，推广船山思想，为湖湘文化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经济之学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管理。包括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等十几个方面，经济之学也就是“经世之学”，经济之学的提出和实行，为理学的经世致用，打通了任督二脉。第三个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解决前进中的具体问题，解决历史转型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
湖南人做出如此巨大贡献，并非偶然的个别人的因素，湘军集团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和政治集团，而且是一个文化学术集团，数千年的文化基因，独特的性格气质，数百年湘学的天人之学，心性之学，历久弥新的经世致用传统，早已成为湖湘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无意识，这个有理想、有信念、有操守、有务实精神群体，在当时中国大地上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在晚清历史转折的关头，创造了奇迹，扭转了乾坤。除了历史的机遇之外，湖湘经世理学是他们制胜的法宝，湘军历史不仅仅是军事史，而且是文化史，湘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湖湘文化和湖湘思想的传播运动，湘军的作为证明，在历史大变局中，中华文化具有保卫国家、捍卫文明的深厚伟力，也具有开放学习、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给予中国近代思想史以巨大深远的影响。
3、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思想和政治变革的伟大先驱。他出生于一个湖南籍官员家庭，父亲谭继洵曾在左宗棠西征时，成为西北湘军系统成员，谭嗣同曾随父在西北看到内忧外患的时局，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意识。在老师欧阳中鹄的影响下，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甲午战争失败促使他变成激进的改革先驱。从甲午战争期间开始，他积极参与变法维新，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谭嗣同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卓越思想家，不仅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使之发扬光大，而且促进了这种优良传统向现代文化的转换。他开辟了湖湘现代爱国主义之先河。谭嗣同第一次把将忠君与爱国截然分开，把反对列强侵略与爱国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诠释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在他的《仁学》中把向西方学习推向了制度和法律的新阶段。他的《仁学》既继承了儒学核心的价值观，发扬了湖湘文化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平等观念，广泛吸收西学、佛学、墨学思想资源，构建起新的启蒙思想的鸿篇巨制，梁启超说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4、无论激进与保守，在爱国主义这一点上，湘人是高度统一的。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这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争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不仅对于在沿海省份的西风东渐无动于衷，没有多少向别人学习与效仿的表示，而且异乎寻常地“反教排外”，凡是与外洋有关的一切人和事都要反击，例如，首任驻英使臣郭篙煮任满回国入湘，长沙的官绅就不允许他坐轮船进入湘江，长沙大街贴满了指责谩骂他“沟通洋人”的揭贴。然而，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生，湖南就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大力学习西方。在维新志士谭嗣同、熊希龄以及开明官吏陈宝箴、黄宗宪、江标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湖南广开学会，以南学会为代表，创办报刊如《湘学报》与《湘报》，设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等兴办工商业，从而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紧接着大量青年学子赴日本留学，谋求救亡自强。
救亡复兴精神：救亡图存与民族复兴
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是，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旧民主革命推翻卖国无能的清王朝，废除了腐朽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让民主共和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洗涤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长征。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在两次革命中体现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湖湘文化、湖湘精神成为中国转型和现代思想的重要资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包括与湖湘文化湖湘精神相结合，使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步入了新的时代。
1、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湘人的铁血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在辛亥革命中，一批批湖南人冲锋在前，前仆后继，甘愿牺牲自己生命去挽救危亡。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最后英勇就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五位热血青年，为了唤醒民众而自杀殉国；禹之谟在临刑前绝笔遗书中说“躯壳死耳，我志长存”[[27]]。湖南人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与骨干，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坚力量，黄兴、蔡锷向湖南留日学生群体做了大量的工作，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民众的爱国热情，在宣传革命，发动革命，武装起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04年黄兴成立了华兴会，后来与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共同建立了革命的领导机构“同盟会”。黄兴成为同盟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断指犹战，勇往直前；他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参与指挥了武昌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元勋。武昌起义骨干是一批湖南年轻军人，他们敢于斗争，富于创造精神。宋教仁为了共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蔡锷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抱病率军起兵云南，反对袁世凯称帝，捍卫了辛亥革命成果。仅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收录存册的湖南革命烈士就有近10万人。抗日战争中，八年抗战，中日两军主力在湖南战场对峙七年，全国二十一场十万人以上的大会战，在湖南打了六场，日军在湖南遭到严重挫败，最后在湖南芷江洽降。湖南人为抗战牺牲了数百万人民，数十万将士。
2、新民主主义思想与湖湘精神。旧的民主革命，没有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此时世界形势大变，中国在救亡复兴的道路上开辟了新的篇章。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探索一条符合中国自己实际情况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与湖湘文化与湖湘精神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群众路线也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里边包含的经世济民的民本思想，这是从屈原开始忧国忧民，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价值思想；实事求是则是从王船山、曾国藩、到毛泽东的根本思想方法、湖南精神的特色；独立自主是“四塞之国”、“独立根性”的表现，也是湖南人倔强不屈的性格的表现。近代湖湘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表明。湖湘文化的本质，已经不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在近现代的一种重要形态。从远古走来，有渊源、有脉络，到近现代发扬光大、繁荣昌盛。它是我们主流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核心道统的一种传承。
湖南精神与新的时代
1、湖湘文化、湖南精神如何符合时代新要求？谈到湖湘文化、湖南精神在近代史上曾经创造奇迹，经常会遇到一些反问，改革开放40年，湖南的发展被沿海抛在了后面，这是什么原因？湖南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于沿海，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沿海发展快，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政策优势，二是交通优势，三是观念优势。对湖南而言，前两条是客观原因，后一条是主观原因，也就是湖南人思想观念上的原因，文化和精神的原因。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政策优势、交通优势差距逐渐缩小，观念因素的权重加大。湖南人面临观念的加速转变的历史使命。
2、湖南人的优秀品质和卓越精神体现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忧国忧民、经世致用这些方面。总的来讲，湖湘文化的精神价值、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救亡图存的民族斗争和追求社会平等的阶级斗争方面。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体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这正是湖南人的优势。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发展的目标转移到现代化方面来，发展的方向方式转变到市场经济的取向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上来，这个时候最迫切需要的是经济、科技、市场、法治、教育这些方面的发展，而这些方面对湖湘文化来讲恰恰是短板，这不是湖南人的过错，而是农耕文化基本性质决定的，是近代湖南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落后于沿海造成的。我们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还是从外部输入的，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延伸的，我们的现代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认识到这一点，加快弥补这一点。
3、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面临着创造性的转换、创新性的发展的历史性使命。总的来讲，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中如何导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观念，着力于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念，最大限度地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观念。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教育和人才是我们发展的基本要素的观念，市场是我们新的战场和新的天地的观念，对外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的观念，说到底就是湖南精神要时代化、现代化。新的湖湘文化湖南精神必须有两个基因，第一个基因是我们传统的基因，我们总结的忧国忧民的意识，求道穷理的意识，经世变革的意思，敢为天下先的意识，第二个基因就是时代的基因，要有强烈的工商意识，市场意识、城市文明的意识、法治的意识、科学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湖湘文化，新的湖南精神，这种新文化、新精神，既有传统优势又有时代特征，既有农耕文明的伟大精神，又有工商文明的伟大精神，这就是湖南精神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
（20230920）
注释：
[[1]] 杨度《湖南少年歌》
[[2]] 《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
[[3]] 魏允贞《岳阳楼》。
[[4]] 魏源《衡岳吟》。
[[5]] 王兴国《略论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湖湘文化宏观研究[C]，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6]]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页。
[[7]] 曾国藩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8]] 刘禹锡《刘禹锡集》.卷27[M]．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页。
[[9]] 佚名《渔父》
[[10]] 屈原《离骚》
[[11]] 屈原《离骚》
[[12]] 屈原《离骚》
[[13]] 贾谊《过秦论》
[[14]]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15]]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3年版，第342页。
[[16]]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7]] 范仲淹《岳阳楼记》
[[18]] 范仲淹《岳阳楼记》
[[19]] 屈原《天问》
[[20]] 屈原《离骚》
[[21]] 周敦颐《太极图说》
[[22]] 朱熹《答刘公度》
[[23]]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38页。
[[24]] 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第39期。
[[25]] 章开沅.“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全集》出版感言[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五[M].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467页。
[[27]] 禹之谟:《告世同胞书》，《禹之史料》，第 4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