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形成、发展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灿烂瑰宝。
湖湘文化发展的脉络是什么？又是如何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得到“道南正脉”的肯定，形成“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的宏伟气象？当下，应怎样推进湖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日，观潮君专访了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郑佳明，他从哲学视角，解读了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道统间的关系，深入剖析了湖湘文化贯穿古今的根与魂。
从融入到同步，从同步到引领
观潮君：最近“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道统”这个话题比较热，在您看来，研究这个问题有什么学术意义？对于当下来说，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郑佳明：最近这些年对湖湘文化的弘扬和研究都在升温，其中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的关系，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哺育和引领，也涉及到湖湘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反哺。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对湖湘文化的研究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探讨“湖湘文化与中华道统的关系”，既是湖湘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中华文化研究的需要。
观潮君：湖湘文化与中华文化道统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郑佳明：打个比喻，两者的关系就像支流与主流的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又不那么简单，因为支流和主流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先秦时期，湖湘文化只是深藏于南方一隅的小河；楚汉时期湖湘文化就开始融入中华文化的主流；两宋时期学术繁荣，濂闽关洛，文化主流南移，周敦颐开理学之山，二程继之，朱熹集成，湖湘学派，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周敦颐和湘学与程朱一道开辟儒学新境界；明末王船山再造高峰，升华了中华民族哲学，这个时候支流和主流汇合在一起，甚至支流对主流的影响大过了主流本身，所以晚清经学家、文学家王闿运说“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虽然狂傲了一点，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晚清时期湖湘文化倡导经世致用、推动师夷制夷，探索救亡图存之路，引领了中华思想应对“千年变局”和“西学东渐”。
近现代时期，湘人对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做出重大贡献。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立足湖湘文化实践，赋予了中国现代革命思想以“湘人精神”和“湘学味道”。
可以说，从楚汉到现代，湖湘文化从融入到同步，从同步到引领，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成为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灵魂的一部分。
狭义与广义，文脉与道统
观潮君：那什么是湖湘文脉？什么是中华道统？
郑佳明：我们讲湖湘文化的脉络，重点是讲湖湘精神和思想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线索和基本精神就是“湖湘文脉”。湖湘文脉主要体现在湖湘学术之中，载体是湘人著作和其他文本之中。湖湘文脉是湖湘文化的主流和主体，承载了几千年湖湘文化的成果和价值。
中华道统，就是中华文化的“文脉”。陈寅恪讲，道统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道统也就是中华文化传统。狭义的指的是儒家文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六经”、“孔孟”等等。
观潮君：湖湘地区远离中原，偏于一隅，湖湘文化为什么始终是中华道统的一部分？
郑佳明：不论广义的“道统”还是狭义的“道统”，不管楚王熊通如何自称“蛮夷”，湖湘文化始终活动在中华道统之内，湖湘文脉自始至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史家牟钟鉴有个说法，先秦儒家文化产生于齐鲁，法家文化产生于秦晋，道家文化产生于荆楚。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也认为湖湘巫文化影响了楚汉文化，影响了道文化。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湖湘地区就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构建，并受到中原文化的重大影响。
楚汉时期，屈原、贾谊的湖湘经历不仅为湖湘文化打下了底色，而且将湖湘文化带入了楚汉；宋明时期，湖湘文化成为“理学”发展重镇；晚清到近代，地位更加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原特聘教授茅海建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大体形成三个区域，一是受满蒙文化影响的北方地区，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三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湖南是其中心。
近代湖湘被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正统最保守的地区，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保守”本质上与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又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当亡国灭种之祸降临时，湘人义无反顾拼死冲在救亡第一线。曾国藩高扬的就是“卫道”的旗帜。从嘉道经世思潮到辛亥革命，湖南引领思想，人才辈出，成为近代历史鼎革的策源地。
文脉与文化，延续与生长
观潮君：湖湘文化历经几千年，经历了不同的时代，遇到了沧桑巨变，为什么能保持文脉贯通？
郑佳明：中国并不是每一个地域文化都有自己连续的文脉，湖湘文脉发展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一是湖湘地区处于若干矛盾的交汇之处，历史发展中不断迎来的新的挑战，为思想发展提供了环境与资源；
二是湘人自古形成的超验思考的传统影响。从“巫文化”到“楚文化”，再到“道文化”，从屈原的“天问”开始，楚湘文化中就有一种求索追问思维定势，一种哲学基因；
三是湖南地理环境相对独立，养成了湘人的“独立根性”，湖湘学者虽然积极与外部进行文化交流，但也仍然保守固守自己的基本思想，形成独特的文脉学统；
四是湖湘文化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心忧天下的价值系统和经世致用方法工具，并且一以贯之，成为湖湘文化的灵魂。而且这种价值观和方法论恰恰是中华道统的精神与思想。
文化成为脉络，成为系统就可以聚集能量，即可以逐步成长，成为一种文化优势。
观潮君：湖湘文化是如何不断创新发展，从次要地位走向与民族文化同频共振的高位，承担起很多“道统”责任的？
郑佳明：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船山成为三大著名思想家。王船山的思想传承得非常好，影响非常大，其历史作用也非常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湖湘文脉起了很大作用。
王船山前面继承了周敦颐的思想高度，他后面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由于湖湘学者和官员陶澍、唐鉴、魏源、贺长龄、邓显鹤的传承和发扬，曾国藩、左宗棠和湘军集团的继承和践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谭嗣同以王船山为圭臬，毛泽东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都深受王船山影响。郭嵩焘曾说过一句话：“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相去七百载，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宋明理学的开山祖是周敦颐，终结者是王船山，他们包揽了宋明理学的始终，在湖湘文化的历史上光辉万丈。
其实，这段文化就是当时中国文化的道统，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围绕着湖湘文化这个文脉进行的。
返本开新与一脉相承
观潮君：湖湘文脉经过无数湘人学者的思考创造，为什么会一脉相承，保持湖湘文化的持续性、继承性和进步性？
郑佳明：总的来讲，湖湘文脉能够不断得到积累得到成长，是湖南的思想家在不断解决历史新的课题的过程之中，发展湖湘文化的思想，并让这个思想逐步走向深入，走向新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用现在的话讲叫做“返本开新”。
“返本”就是每一次思考都返回六经孔孟，回到中华文化道统的起点和立场方法，总结历史经验，解决面对的课题。这个返本过程，保证了价值和方法论的正确性和一致性。返本开新保证了湖湘文脉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包容性和独立性，思辨性和实践性。
观潮君：您能更细致地阐释下“返本开新”吗？
郑佳明：唐宋之际，随着中华民族历史变迁，湖湘地区进入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资源集中，学术繁荣，湖湘学形成。五次返本开新，向中华文化道统的大河注入了湘水洪波。
第一次是周敦颐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周敦颐创立理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开辟了儒学复兴的新阶段。湖湘学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学派，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湖湘学的定位，学术界有两大声音：一种认为湖湘学是理学的分支；另一种认为湖湘学是湖湘地方之学。
当今学界多是以湖湘学为理学分支预设的。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陈明认为，以上两种说法皆不准确。在他看来，以《易传》为体、《春秋》为用的湖湘学属于儒家传统的天人之学。理学则是朱子创发的心性之学，是对佛老冲击儒家道统地位的回应。这个结论值得注意，后来王船山对程朱的修正和对陆王的批评，近代魏源和谭嗣同在理学的背景下治“今文经学”以致用，甚至学习接受佛理，曾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由汉学以通“经”；由宋学以通“理”，兼顾“经史百家“，说明湖湘学的学术视野之宽阔，学术胸怀之包容，学术精神之博大精深。康熙和乾隆为岳麓书院题的“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说明湖湘学术不仅博大精深，而且正统正宗。
第二次是王船山总结了宋明以来的中国学术，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裂，国破家亡。思想家力图找出宋明理学存在的问题。王船山说“六经责我开生面”，就是这个意思。明王朝覆亡，重要原因之一是“虚空”之风误国。他从“六经”孔孟，到程朱陆王，返本开新，中国人民大学陈来教授说，他是“渊源濂溪”，“宗师横渠，修正程朱，反对陆王”。“参伍于濂洛关闽”而“归本于横渠濂溪”。他沿着张载的“气本论”，向前开出一系列具有唯物特征的新思想，把“理学”、“心学”拉回到地面，倡导求实、务实，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论，让人们回到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之中。让儒学、儒家文化别开生面。在此基础上，他产生了民主、民权的思想，平等、均权的思想。最重要的是，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王船山的民族气节和民族思想，给了转型应变的华夏民族以强大的思想武器，这个武器在近代历史转型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第三次是魏源成为嘉道时期乃至整个晚清思想界的一面旗帜。最重要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当时面对列强威胁，救亡自强的主要思想武器。陶澍等人对数年之后兴起的湘军集团核心成员，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和重大的影响，这是湖湘文化史的一段佳话。
第四次是曾国藩和湘军集团对中国近代历史转型发挥了巨大作用。湘军集团对晚清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平定战乱，恢复和平，推进“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促成“同治中兴”，捍卫了晚清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工业化的征程。左宗棠力排众议，率领数万湘军，历经千难万险收复新疆，这一伟大壮举，沉重打击了列强迅速征服中国的野心，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腾挪了空间与时间。
除了历史的机遇之外，湖湘经世理学是他们制胜的法宝，湘军历史不仅仅是军事史，而且是文化史；湘军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且是一场湖湘文化和湖湘思想的传播运动。湘军的作为证明，在历史大变局中，中华文化具有保卫国家、捍卫文明的深厚伟力，也具有开放学习、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湖湘文化和湖南精神给予中国近代思想史以巨大深远的影响。
第五次是谭嗣同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和政治变革的伟大先驱。他不仅在很多方面继承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使之发扬光大，而且促进了这种优良传统向现代文化的转换。他开辟了湖湘现代爱国主义之先河。谭嗣同第一次把忠君与爱国截然分开，把反对列强侵略与爱国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诠释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他的《仁学》既继承了儒学核心的价值观，发扬了湖湘文化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平等观念，又广泛吸收西学、佛学、墨学思想资源，构建起新的启蒙思想的鸿篇巨制。他的最大特点是连接古今，包容各家，沟通中外，适应时代，在改革和革命的十字路口，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选择可能，达到了改良主义的最高峰。
观潮君：在您看来，近代以来的湖湘文化，是否仍在延续这种“返本开新”？
郑佳明：近代中国，外来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形成了中国转型时期大量新的思想观念，湖湘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相结合。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湖湘文化对中国文化道统具有重大意义。
两千多年来，湖湘文化一脉相承，经过楚汉文明、屈贾之风的熏陶，形成了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基调；在宋明时期从经验到理性，催生了周敦颐的理学开篇，从边缘到中心，从落后到先进，促进了儒学的时代转换，湖湘学融入了中华文脉的主干；近代，在救亡复兴的时代，与战争实践相结合，与抵御外侮实践相结合，湖湘文化从理论到实践，从个别到群体，发展为实践经世理学。说它是“实践经世理学”，是说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文本著作中，还更多地体现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巨大影响方面。实践经世理学成为一种运动，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创造了重大历史事件，引领了历史发展趋势，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