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33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1896—1981）的《子夜》，“五四”新文学才在长篇小说领域接近或超越晚清。同样以文学实现社会学使命，《官场现形记》是无心插柳，《子夜》是有意栽花。
我们以后会看得更清楚，很多20世纪中国小说的共同特点，都是以解读“中国问题”、书写“中国故事”、关注“中国命运”为中心——夏志清提出Obsession with China这个概念，译成“感时忧国”后，被不少中国作家评论家理解成现代文学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伟大传统。其实，夏志清“认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创作颇有局限”。 [1] 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夏志清说：“现代的中国作家，不像杜斯妥也夫斯基、康拉德、托尔斯泰和托马斯曼一样，热切地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但他们非常关怀中国的问题，无情地刻画国内的黑暗和腐败。” [2] 换言之，文学对中国太“痴迷”，反而有损艺术。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过程中始终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一方面，夏教授其实自己也有点Obsession with Chinese （至少是Obsession with Chinese literature），总是希望、苛求老舍、茅盾等人要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式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故事”，“中国问题”，何尝不就是现代文明的问题？今天追求“茅盾文学奖”的后浪作家，写出一个中国人，同时也会写出一个现代人。“中国故事”，同时也是世界的故事（不管是同一方向的命运共同体，或者是国际共运的最新实践）。
茅盾主张主题先行，《子夜》先拟好大纲，确定了主题、结构，再分章写成。
叶圣陶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作品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 [3] 不知是称赞还是保留。一般来说，作文要求主题先行，文学名著可能是主题后行，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托翁原想批判一个道德放荡的女人，没想到作品里充满了对安娜的同情甚至歌颂。《红楼梦》主题是什么，儒道佛？封建社会百科全书？问曹雪芹也无解。从40年代到70年代，主题先行成为文学管理部门提倡的写作规范，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复杂。唯独茅盾的主题先行，好像没有损害作品的文学价值，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因为这个先行的主题，相当程度上是茅盾自己相信、自己想出来的，而不是去表达已有的、现成的主题。二是因为茅盾的主题本身充满了矛盾，所以就有了艺术变化发展的空间。三是《子夜》的成就除了主题以外，还建基于作家对艺术的激情，对都市的热忱，对女人的兴趣。
一 《子夜》的开篇——乡下老人看上海
小说一开篇，用乡下绅士的眼睛看上海摩登，身旁是女人香水气的刺激，坐的车“便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一九三〇年式的新纪录。坐在这样近代交通的利器上，驱驰于三百万人口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的大街，而却捧了《太上感应篇》，心里专念着文昌帝君的‘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诰诫，这矛盾是很显然的了”。 [4]
“茅盾”是作家笔名，“矛盾”也是小说基调。吴老太爷当年也是维新党，受伤二十几年没跨出书斋，现因乡下共产党和农民造反，被迫进城。“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茅盾、穆时英、吴组缃等现代作家好像都喜欢写上海的时髦汽车。相比之下，晚清文学固然少，当代小说也不多）“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他觉得他的头颅仿佛是在颈脖子上旋转；他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圆锥形”不大像吴老太爷的语言）“混杂的一团，在那里跳，在那里转；他耳朵里灌满了轰，轰，轰！轧，轧，轧！啵，啵，啵！”
不仅车速、街景、声光化电叫他害怕，坐在身边的女儿也是威胁：“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像鼓槌一般打得吴老太爷全身发抖……老太爷的扑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喉间是火辣辣地，好像塞进了一大把的辣椒……”车子继续向前，“冲开了红红绿绿的耀着肉光的男人女人的海，向前进！机械的骚音，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电管的赤光……”
到了吴公馆，又看见一大堆红男绿女，乳峰齐飞，老太爷不久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子夜》这个序幕，用的是新感觉派的蒙太奇技巧，解释的却是左翼的历史观：“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今天读来，吴老太爷的视角很精彩，汽车速度和女人香气也很刺激，但是这个文人门客对僵尸的解释反而有些过于天真乐观。
二 《子夜》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群
老太爷去世，吴府设灵堂，灵堂前后出现了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群：一是赵伯韬、杜竹斋、尚仲礼等金融玩家；二是唐云山、王和甫、孙吉人等拥有实业工厂的民族资本家；三是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与她的妹妹林佩珊，还有围绕着他们的一群文人门客，比如诗人范博文、政客李玉亭，卷在三角恋中的吴芝生，喜欢街上闹事的张素素，留法归来的杜少爷等。还有个雷参谋，即将上北方前线，却和吴荪甫太太有段私情，给小说男一号戴了一顶绿帽。
小说还有第四个人群，替吴荪甫管理工厂的屠维岳、莫干丞、钱葆生，以及厂里大大小小的奸细、工头；还有与他们对立的女工朱桂英、王金贞、陈月娥、何秀妹、张阿新等。女工当中有奸细，有老实人，也有工人接近地下党。第五个群体，就是地下党人蔡真、玛金、克佐甫等（名字有点苏俄化），他们一面积极策划工人总罢工，一面自己又享受颇暧昧的性生活的自由。
《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是长篇，也是人物众多，但李伯元的人物分批登场，前后不相关。吴趼人写了很多人物很多故事，但都靠“九死一生”串联，人物故事之间也不连贯。《子夜》是比较欧化的长篇结构，主人公是全剧中心，几十个人物几乎一起（在同一时间同一公馆的不同角落）登场。读者开始有点头晕，但这正是小说家的意图，茅盾有条不紊地让我们感到混乱，很理性地刺激我们的感官。他在灵堂左右前后一一展开了这四五个主要人群，同时还联系到农村的背景。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物群分别代表了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还有无产阶级以及背后的地下党……读者不可以头晕。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凡在城里的人，几乎全都（而且同时）进了《子夜》，混合成了一连串纠缠不清的戏剧性冲突（我们记得，1926年初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的时候，沈雁冰就是宣传部部长的秘书）。
茅盾喜欢浓墨重彩口味，小说第四章更是一例——“就在吴老太爷遗体入殓的那天下午，离开上海二百多里水路的双桥镇上……”和《倪焕之》一样，茅盾也把江南水镇的情况和大都市的经济、政治风云联系起来考察。“一所阴沉沉的大房子里，吴荪甫的舅父曾沧海正躺在鸦片烟榻上生气。”生气是因为农民协会在开大会，也因为自己非正式的小老婆阿金和他的儿媳妇在吵架，更生气他儿子曾家驹在外无能，在家里却跟阿金偷情。类似乱伦情节在繁漪和周萍是“反封建”，少爷与阿金却是荒淫堕落。之后乡民造反冲进曾府，领头的就是阿金的丈夫，“老狗强占了我的老婆！”个人仇、阶级恨融为一体，最后败家子曾家驹狼狈地逃到上海，在吴荪甫厂里靠裙带谋差事。和晚清小说不同，此线按下不表，但不会消失，曾家驹后来在工厂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作家想显示上海的商场硝烟，其实因为农村动乱破产。曾家父子要在短短一章中承受那么多灾难，吴老太爷要受刺激迅速死亡，都是想说明《子夜》中的上海危机，其实是浮在中国农村的更大危机之上。
《子夜》的主线，赵伯韬、吴荪甫之间的两种资本力量之争——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势力的较量，是其他30年代小说很少涉及的矛盾主线。而且不仅30年代罕见，之后几十年也基本没有。而且，《子夜》还从镇压者的角度写工潮细节，写工人罢工，又不无批判地描写地下党活动，这也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重要突破，没有后来人。“茅盾文学奖”年年有新人，茅盾的《子夜》却无人学步，为什么呢？
三 “商场如战场”：吴荪甫VS赵伯韬
在《子夜》之前，中国现代小说还没有贯穿戏剧性主线的长篇布局，顾彬曾经将《子夜》跟叶圣陶的《倪焕之》比较，认为两者都试图使用史诗般的大幅度，刻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都是写大时代。但是顾彬认为《倪焕之》失败，《子夜》成功。因为《倪焕之》“让主人公如同一个傻子一样在革命风暴中走向灭亡”，《子夜》却是英雄式的失败：吴荪甫最后跟妻子说，“迄今为止一切都由他决定，却无法再做出任何重要的决定。” [5] 夏志清认为，吴荪甫是“一个在无可抗拒的命运或环境下受到打击的一个传统的悲剧主角……他心怀大志，满腔热忱，一心要利用本国资源将中国工业化……但是只要封建思想和帝国主义狂潮未灭，一切促进民族事业发展的努力都是枉然的”。 [6] 晚清以来的中国小说里，极其缺乏悲剧英雄。杨义也认为悲剧主人公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途中的末路英雄，他说他魁梧刚毅，紫脸多疱——小说里反复描写主人公一发急，脸就发紫，很多疱。很明显——“他就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 [7] 用吴荪甫自己在小说中的对白：“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问题是，怎么才叫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
各派文学史的观点，好像都符合茅盾“先行”的主题，但都是依据改定本。其实小说修改过程可能更复杂。在吴荪甫、赵伯韬这条主线，为什么民族工业一定要败给金融买办？据说1930年夏秋间，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在1939年《〈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8] 一文中，茅盾解释：“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但是1984年出版的《〈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9] ，却有一段不容忽视的说明：“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也就是说，茅盾自己“先行”的主题，是民族资本与买办金融谁也消灭不了谁，最后“握手言和”，或者说是不分胜负互相妥协陷入长期矛盾。让吴荪甫迅速失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出路”的政治结论是清晰了，文学把握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以及文学形象的心理深度是否会受到损害？瞿秋白对《子夜》的详细修改意见，当然也是出于他的政治智慧和善意。瞿秋白也没有要求茅盾删改那些对上海地下党性生活开放的描写。问题在于，茅盾小说理性先行，成功原因在于这是茅盾自己的主题，这主题本身充满了矛盾。瞿秋白提的意见，从民族资本失败，到汽车牌子及资本家兽性等，“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不知道这些主题及细节修改，多大程度上是瞿秋白道出了茅盾想说而没说清楚的本意，多大程度上是作家尊重政治家的英明劝告。除了《阿Q正传》以外，《子夜》原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可能成为世界名著的中国小说。后来文化部部长茅盾亲眼见到买办资本全部消灭，民族工业公私合营，他却反而不写小说了。
作家为了让读者在吴荪甫和赵伯韬的争斗当中，比较同情前者：一来强调吴荪甫以及王和甫、孙吉人等人发展民族工业，而赵伯韬有美资背景，主要从事金融债券投资（今天可能国际资本更吃香）。二来写赵伯韬花钱买通前线的军队后退30里以操纵市场，典型官商勾结（可否理解成政治经济不分家呢）。三是生活作风，吴荪甫被戴绿帽，赵伯韬酒店开房，享受同行女儿（好色总是作家处理负面人物的常用手段）。
也是听了瞿秋白的建议，为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小说第十四章吴荪甫在四面楚歌、精神崩溃之际，临时抓住家里给他送茶的王妈（女佣）来发泄去火。这个细节和主角的悲剧性格不太合拍（兔子不吃窝边草）。如果不要理性界定两面性，只是像写七巧一样写一个“彻底的人物”，写一个复杂的英雄的胜败，作品会不会有更大成就？
《子夜》能够主题先行，也靠材料丰富。晚清作家不少素材靠报纸征集而来，“五四”文人如何熟悉商场细节？原来1930年秋天，茅盾因眼病不能读书写字，那时他常去一个银行家（表叔卢学溥）家里，在客厅里认识了各路商界人士。如果不是这次眼疾，20世纪小说的士农工商，几乎会缺少一个阶级的代表。
四 《子夜》中的其他人物
男主角作战商场，家庭内外，还有女人家属以及围着她们转的清客闲人们，人数虽不少，但独特形象几乎没有。除了吴、赵之间有个传信的李玉亭，“那位新诗人范博文、留学生杜新箨、需要‘强烈刺激’的张素素、吴荪甫的年轻太太（一脑子充满了从教会学校来的浪漫思想）以及其他较年轻的一群，在整个故事里穿梭着，一点个性都没有，连丑角都不如。” [10] 巴金、曹禺等人，在作品里总是寄希望于年轻人，相比之下茅盾在《蚀》和《子夜》里对年轻人都没有优待。夏志清批评茅盾的《子夜》：“平时描写得最见功夫的女主角，不管是多愁善感型的也好，玩世不恭式的也好，都失去了水准，沦为漫画家笔下的人物。” [11] “茅盾的小说家感性，已经恶俗化了。”这个批评有些言重了。《子夜》里穿插着不少调节小说色彩与节奏的活色生香的女人：跟赵伯韬睡觉的徐曼丽，由赵营转投吴荪甫的风骚女刘玉英，还有被他父亲当作礼物和密探送给赵伯韬的年轻女子冯眉卿，还有多愁善感的邻家姐妹……虽然相比《幻灭》《动摇》，这些女性人物并不是小说主角。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倒认为茅盾小说一再描写女人乳房，是用部分代全体的手法，“体现女性的性的宿命性力量，不是引诱，而是破坏，一种对旧世界的破坏。” [12]
《子夜》众多人物中有两个配角值得注意，一是冯眉卿的父亲冯云卿。他在乡下搜刮农民，用收租的钱到上海来炒股，结果失败。土财主投机失败，便想出绝计：向金融大鳄赵伯韬献出女儿以刺探商场情报。这段插曲，是从晚清海派小说衍生出来的老桥段，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里最狗血的一段，就是官员要将亲生女儿献给上司做妾。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把这个女儿变成了媳妇，公公跪在那边求儿媳妇，也是要把她献给有权势的人。李伯元写这个故事只用了一页，吴趼人写了一万字，从冷冷的嘲讽变成了煽情的渲染。在晚清作家看来，官员、商人所做的最无耻的事莫过于牺牲自己家里的女人——而且是下一代的女人，去为了自己的仕途和财富。这个社会批判的伦理核心，一路延续到30年代文学（《上海的狐步舞》里也有街头老妇向路人推销自己媳妇）。不同之处是李伯元、吴趼人，既写献女的官员无耻，也写女儿媳妇的被迫、不情愿。茅盾却用主要笔墨来突出冯云卿的矛盾心理——又想靠女儿献身取情报打翻身仗，又觉得自己这样做斯文扫地，内心耻辱无地自容。也就是说李伯元、吴趼人笔下，献女的官员自己只有无耻没有痛苦，需要牺牲的是下一代——象征意义上就是清朝官府无可救药，国民前景惨被牺牲。但到了茅盾笔下，献女的士绅充满了内疚，而作为礼物的下一代却蒙昧无知，甚至以为受宠了——象征意义上，就是传统社会痛苦困境，新一代却愚蠢麻木快乐至死。
同一个故事，不同的演绎方法。《子夜》和晚清海派小说的这种细节变化，学术界注意不多。
《子夜》里还有一个人物，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吴荪甫丝厂的工头屠维岳。从小说情节看，屠维岳是吴、赵之后第三号主角。为什么茅盾要花这么多笔墨来写一个年轻的工头？因为小说主轴是强调资本家吴荪甫两面作战——既对抗国际资本代理人赵伯韬，又要镇压自己厂里的工人罢工。这个屠维岳，就是小说当中劳资冲突的磨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前线战场（而且是“敌方”的前线）。作家刻画吴荪甫和屠维岳的关系，花了很多笔墨，值得重视。小说一再强调老板吴荪甫易怒、多变、刚愎自用，可是这个下属屠维岳，却非常冷静、自信、不动声色。撇开两个人做的事情不论，他们的上下级关系倒是任人唯贤，用人唯才。吴明明不喜欢屠的性格，屠也不吹嘘拍马，但是吴仍然重用屠维岳，屠也尽心尽力为老板做事。当然，在中国（也许不仅是30年代），这样使用人才的结果也是悲剧收场，被吴家的裙带关系所破坏。同时我们也看到，再卑微恶劣的角色，也可以成为丰满复杂的文学形象。
由屠维岳的计谋延伸到工人们的罢工，后面就有玛金、蔡真、克佐甫等地下党人。这些地下党员意见并不统一，有比较策略的务实派，也有比较教条，动不动就用公式批判别人的“左倾”盲动分子。小说还描写这些地下党人同居、同性恋，比较开放的性自由。对比以后几十年越来越概念化、公式化的地下工作地下党的描写，读者也许不能判断哪一种地下党文学更符合历史现实，但是从小说社会背景的复杂性看，茅盾写的地下党也充满“矛盾”。
茅盾自己，40年代以后，也再没有像《子夜》那样描述革命了。按照书中象征，“子夜”过去了，天已大亮了，一切昏暗、混浊、复杂的东西都消失了。到底是消失了，还是看不见了？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看了？这些问题以后都要讨论，等到了延安文学的阶段。
[1] 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xliv。
[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2015年，535页。
[3] 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叶圣陶散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95—496页。
[4] 徐俊西主编，杨扬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茅盾卷》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9页。以下小说引文同。
[5] ［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6页。
[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8页。
[7] 杨义：《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106页。
[8]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新疆日报》副刊《绿洲》，1939年6月1日。
[9]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0页。
[10]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8页。
[1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179页。
[12] ［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英文版，84页，90页；参见［德］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