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是茅盾《子夜》问世九十周年。
九十年前的1933年1月，《子夜》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几乎同一时间，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开明书店的《中学生》均刊发宣传广告。叶圣陶在其主编的《中学生》广告上（一月三十一号）称：“本书为茅盾最近创作，描写1930年的中国社会现象，书中人物多至八九十，主角为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工人、知识分子青年等四类。书中故事除工业资本家与金融资本家的利害冲突为总结构外，又包括了许多相互关联的小结构，如农村骚动，罢工，公债市场的斗争，青年的恋爱等，成为复杂生动的描写。全书三十余万言，而首尾经过时间，不过两个月，即此可见全书动作之紧张。”字数不多，却将小说基本轮廓勾画出来，且用“紧张”二字形容。有学者认为，这是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
当时的《东方杂志》《中学生》发行量很大，通过“官宣”，《子夜》很快成了“抢手货”，几个月内多次重版，畅销不衰。这一年适逢“国货年”，然“国货年”却成了《子夜》的“陪衬”，因此，有人将1933年称为“子夜年”，读《子夜》俨然成了那个年代的“时尚”。陈望道曾对茅盾说，“那些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资本家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描写到她们了”。更有甚者，有的竟还“对号入座”，比如茅盾有一表妹，认为书中的吴少奶奶林佩瑶就是以自己作“模特儿”的。
作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现代长篇，《子夜》一降生，就获得了众多“拥趸”，人们议说《子夜》，评论《子夜》。
1933年3月出版的《戈壁》杂志第1卷第3期有一篇署名余定义的《评〈子夜〉》，文章从“内容”“立意”“技巧”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子夜》“结构庞大”，情节“复离”（复杂），“是很少有作品能够比拟得上的，甚至用研究《红楼梦》《水浒》的图解的方法，都很难适用于一九三O年的《子夜》”。他认为《子夜》只写了一半，是“半部《子夜》”，应将之前写的《春蚕》也“归纳在这总结构之内”。按他的理解，这“半部《子夜》”不应被孤立看待，那么是不是之后写的《秋收》《残冬》也要“归纳在这总结构之内”？文章将《子夜》扩展阅读，触角伸向茅盾其他篇制。大概他是看到“游离”的“农村部分”描写不应被游离，“孤立”的都市上海不该被孤立。
这篇文章似乎点出《子夜》某种“史诗”特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茅盾的创作确实显露出了这种一贯的追踪反映“大时代”的壮图。
吴宓先生1933年4月10日在《大公报》副刊撰文，对《子夜》的“大时代”描写大加赞赏，称自己为“最激赏此书者”。他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子夜》的，用近乎文言的语调写出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表现时代动摇之力尤为深刻。不时穿插激射，具见曲而能直，复而能简之匠心，甚至每章之字数皆几乎相等（每章总在三十页左右）”“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微，不可控搏。而其微细之处复能委婉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如此赞词，盛评绝顶。60年代，吴宓又翻出《子夜》乃至几乎茅盾所有小说，仔细研读。吴宓作为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对“新文学”向来不屑，却独对茅盾（后期还包括老舍等）作品表现出极大兴趣。
其实，吴宓的赞评在当时可能还是一种“标杆”，它比那些来自“左翼”同仁的誉奖似乎更有说服力。这也无怪乎《子夜》能够在很短时期内被快速“经典化”，因为有来自“不同阵营”的高度认同，甚至连国民党人亦不得不承认“《子夜》写作技术甚佳”。
当时有一本书，叫《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出版，作者钱俊瑞，经济学家）。这本书对《子夜》格外看重，将其作为“经济学论著”来处理，列入学生必修课中，要求学生阅读时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写出研究报告。书中虚拟了一个叫“朱永明”的学生正利用暑期埋头读《子夜》，他的“模样怪严肃的……他不是在欣赏小说，而像要从书里面解决什么严重问题，他正经到像在做算学”。在这里《子夜》被直接归入“架阁库”，专供“学术”之用。《子夜》融会雅俗，却又经界分明，将其作为专门的“学术”来研究中国经济，也算“雅”到了极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评论界对《子夜》总体持肯定态度。瞿秋白认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申报》1941年11月16日有这样一篇报道：“茅盾之《子夜》，以大家庭作经，以投机商之没落作纬，固一有力之文艺作品，当年出版，轰动一时，较巴金之《家》更过之。”
新中国成立后，对《子夜》的解读，延续了三四十年代的主流评价，同时“赋能”作用也相当明显。1954年《文艺学习》第4期刊载的何家槐《子夜》一文即是一例。认为《子夜》是现实版“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
当时，为配合形势，茅盾计划要写一部《子夜》续篇，主题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书名叫《黎明》。吴荪甫“出走”之后究竟怎样？他要在续篇里有个交代。可是这部“续篇”仅开了个头，据说也有洋洋十余万字，因为不满意而被舍弃了，“续篇”手稿至今不知去向。
改革开放后，《子夜》又迎来了阅读潮，有了“新解读”。“审美”一词被引入评价中。老一代学者叶子铭认为：“一个杰出的建筑师，善于把散乱的钢筋、木材、砖瓦、水泥等建筑材料，结构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物……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也善于把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环境场面组成一幅生动的人生图画。”《子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有“结构之美”，它做到了“立主脑、密针线、脱窠臼”。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授张颂南也是较早从《子夜》中发掘“美”的一位学者，他把《子夜》的“美”概括为：“整体美与细节美”“流动美与静态美”“自然美与象征美”三个方面。以茅盾擅长的“象征”写法为例，吴老太爷及其随身携带的《太上感应篇》，一个是行将“风化”的僵尸，一个是附在行尸走肉上的“灵魂”。当“灵魂”拴住四小姐吴蕙芳，这位旧式家庭女子经过一番挣扎之后，毅然走出了吴公馆，名贵的“灵魂”——《太上感应篇》也在一场从窗外飘进的大雨中变成一堆烂纸。这样的“象征”写法确实耐人寻味。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锋派”“新写实主义”兴起，传统的审美观受到挑战，对《子夜》的审美解读也出现了变化。有人认为，由于《子夜》“主题先行”，概念化倾向明显，“导致缺乏艺术魅力，可读性差”。
果真如此吗？有学者指出，“主题必须先行”，因为“主题是选材的主帅、艺术构思的中枢、谋篇布局的根据”，“《子夜》模式未必不符合审美的标准”。
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80年代初的褒崇，再到90年代的质疑与争鸣，90年过去了，《子夜》依然魅力不减，依然吸引着一批批读者作出新解读。
（作者：林传祥，系中国档案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