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子夜》从最初构思到文本定型经历了一个叙述伦理的嬗变。在由构想进入叙述的过程中，社会科学话语与文学话语、阶级本质论与民族主义情结相互妥协，形成了多条线索拱卫聚焦核心人物和故事的局面。《子夜》将核心人物塑造成为具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经济强人形象，同时又编织了一座“围猎英雄”的十面埋伏阵，并为核心人物配备了一个能够使其得到淬炼、旗鼓相当的反派对手。这种创作主体动荡的叙述立场，在创造了英雄悲剧的同时，也造成了悲剧叙述“虎头蛇尾”的结局。
关键词：《子夜》 民族主义 阶级论 叙述伦理
作者：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芜湖241003）。
在当前的茅盾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极端的现象，比如将他的长篇小说《子夜》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学文件”，否定其文学贡献；或者通过断章取义，否定其主人公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身份，进而否定小说的历史文化价值；或者以所谓的“主题先行”为理论依据，否定其文学审美价值，等等。本文主要通过对《子夜》构思成文过程以及文本细节的解析，展示民族主义情怀与文学叙述伦理之间的碰撞协商及其在文本中的呈现，在阶级话语与民族话语、文学话语和社会科学话语的交叉网络中，确认《子夜》的民族主义思想价值和独特的审美贡献。
一、政治理念与文学伦理的协商
《子夜》的最初创作意图，有着“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例如农村的经济情形，小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1]后来，在1977年人民文学版《子夜》的“序言”中，茅盾又对自己的写作意图进行了补充：“第一，国民党内部争权的斗争，又一次爆发为内战……老百姓遭殃自不待言，工商业也受到阻碍。”“第二，欧洲经济恐慌影响到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轻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也濒于破产。”“第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这就引起了工人的猛烈反抗，罢工浪潮一时高涨。”“第四，处于三座大山残酷压迫下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武装起义，势已燎原。”[2]
我们结合茅盾的“后记”、“序言”和“《子夜》的最初构想、提要以及分章大纲”来看，假如茅盾当年的写作意图完全实现的话，《子夜》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那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史。而且，如果依照茅盾的创作初衷，那么，他就必须遵守社会科学的研究伦理，也就是中性地记录、理性地分析，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充当历史的秘书”。如此写下来，他的所谓小说必将成为“社会资料的堆积”和“社会历史文件”。
但是，从构思小说开始，茅盾就放弃了全景式描绘的“野心”，甚至放弃了“农村与都市的‘交响曲’”，而将他的表现焦点放在他所熟悉的都市里，也就是“把原来的计划缩小了一半，只写都市的而不写农村了。”[3]而在都市里，他又把焦点放在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上。在“序言”中，他说：“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三者之中，前两者是作者有接触，并且熟悉，比较真切地观察了其人其事；后一者则仅凭‘第二手’的材料”，因此，前者的“比较真实生动”，后者“差得多了”。[4]茅盾名义上反思的是《子夜》的优缺点，实际上说明了他的兴奋点之所在。
在《子夜》的“最初构想”中，小说的三个部分——《棉纱》、《证券》、《标金》，都是都市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而都市中的资产阶级怎么写？在“提要”中，他将其分成“两大资产阶级之团体”：“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之团体；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无论是“最初构想”还是“提要”，工业资本家和银行资本家这两大角色，在作者想象的叙述中是平均用力的，而且，作者对他们的道德评价也是等量齐观的。在“最初构想”中，工厂主“虽有野心然而无毅力，又贫儿暴富，骄奢特甚。”这样的性格定位，实际是非常负面的。工业资本家为了转嫁危机残酷压榨工人，“挥霍太甚，不能应付东洋纱厂之竞争”，且与外资暗通款曲，他们在将工厂已经抵押给外国人的情况下，还大言不惭地宣称“国货工厂，关系中国人生活，要工人们和衷共济，努力生产，抵抗外国人的经济侵掠”。由此可见，工业资本家没有理想，没有民族气节，道德堕落。而金融资本家较之于工业资本家更坏。在《证券》、《标金》中，“男主人公是乡间放印子钱者，交易所事业投机成功而致富了。他的致富是牺牲了家乡的一些人所得的。”对应后来的正本，这似乎是在介绍赵伯韬。同时，这一段里，暴露了作者对金融资本家之所以心存恶感的原因，——“剩余资本而不做生产事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盈利，表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堕落”，造成了“工商业者之倒坏”，因此，“买办阶级化身的金融资本家比起工商业者更为堕落。”同时，无论是工业资本家还是金融资本家都与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提要”中详细列举了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吴荪甫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航商某甲自始即与日本有秘密关系”，“赵伯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人。他是银行买办”，而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和本国政府的关系，主要连接点即在公债，“他们用各种方法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又向外国银行借款来做政府的垫款，所以他们一方面是代外人扩张经济势力，而又一方面是维持了地方军阀及卖国政府的。”[5]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之下，中国既没有民族工业资本家，也没有民族金融资本家。从“最初构想”和“提要”中，我们并不能看出《〈子夜〉是怎样写成的》的演说中所说的，写了“民族资本家的情况”。[6]
通过《子夜》的“最初构想”、“提要”以及单行本“后记”和“序言”，我们看到了茅盾最初站在社会科学家立场而产生了叙述30年代中国社会的冲动，但在他努力叙述的过程中，小说的文体期待，使他转变为一个小说家，也使他的《子夜》由最初的社会科学文本，转化为文学文本。他对整个的中国社会现象有着充分的了解，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有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判断，但是，最能够集中体现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人群，必须找到。在这一过程中，他所熟悉的生活，他最有体会的经验，引导着他在叙述中将焦点对准了都市里的资产阶级。茅盾最为熟悉的当然是城市中资产阶级及其“生意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对城市里的工人阶级也是比较熟悉的，这可以从小说中对工厂区糟糕的生活状态的自然主义叙述中看出来，至于革命运动的两条路线斗争他也许不熟悉，但也绝非陌生。真正可能来自于第二手资料的，则是农村暴动的叙述。而对于中原大战、世界经济危机、江西的共产革命的具体情状等，他则可能完全不熟悉（不熟悉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了解）。所以，在《子夜》中，他熟悉的生活内容，得到保留和扩张，形成了后来的两大资本家集团的相互斗法这一主线，都市的资产阶级生活和精神状态成为第一副线，而工人生活和罢工等则成为第二副线，而诸如江西共产革命、中原大战、世界经济危机等，则都是通过侧面透露来表现的。所以，茅盾虽然没有实现他的社会科学家的全景展现中国社会现象的全部意图，但通过文学的形式，力所能及地实现了。这种选择和实现，是作者的社会科学冲动与其社会生活经验、文学家的叙述伦理相互协商的结果。
但是，《子夜》的叙述伦理及其造成的形式选择，也造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生活和精神状态的聚焦。文学的叙述伦理，在“五四”以后，渐渐地形成了以个体人物为中心的叙述传统。但是，我们在“最初构想”和“提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两个资本家集团还是工人和地主等，都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的，在整个的故事中，并没有能够引领故事走向的核心人物。这种错杂纷乱的叙述，在他此前《蚀》三部曲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人物众多的纷乱的叙述，其实反映了作家对于整个情节架构把握的羸弱。假如把叙述理解为一种权力结构的话，《幻灭》等小说恰恰是茅盾在《子夜》之前价值倾向多元的表现。而从《子夜》的“分章大纲”中，作家已经渐渐地从众多的人物中，从阶级的群像中，挑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引领叙事。而且，由于他的思想的明晰化，他给予了这几个人物以明确的政治和道德的定位。叙事学认为，“叙述中所发生的变化影响着叙述本身的变化，以及作者分配于其中的角色”。[7]吴荪甫这一人物的出现，让《子夜》脱离了社会科学非虚构生活纪实，而在虚构的意义上，赋予了他的叙述以意识形态的意义。由于叙述和审美的需要，在“最初构想”和“提要”中高度同质化的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形象，必须要给予色彩区分。在这样的过程中，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叙述的好感，逐步聚集于工业资本家，使其在叙述中逐渐正面化，并获得“民族资本（家）”的命名；而金融资本（家）在叙述中，保持了恶感，以及叙述中的负面形象，并获得“买办资本（家）”的命名。于是，在《子夜》的“最初构想”中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正义上的对于所有资本家阶层的批判，在正式文本中，转变为作者的“代理人”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金融买办资本家之间的战争。这样就形成了后来《子夜》中的“二人转”、“对台戏”。
二、价值“询唤”与英雄出场
与“最初构想”和“提要”中所设计的中国资产阶级面对外国资本的入侵一开始就“全面投降”不同，《子夜》中不但赋予了中国资本家以民族主义的“实业救国”的理想，而且，让他们走上前线去做艰苦的抵抗，直到失败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放下武器。也就是说，《子夜》将“最初构想”中的预先定性，化为了一个叙述的“艰难过程”。
在《子夜》的叙述中，开端就设计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实业救国”理想。小说中有一个非常次要的，也是备受作者嘲笑的人物唐云山。在吴家的客厅中，他向那些或雄心勃勃或走投无路的工业家们，用政客的教条和迂腐兜售了他的“实业救国”大计划。他听王和甫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惨痛教训：“中国办实业算来也有五六十年了，除了前清时代李鸿章、张之洞一班人的官办实业不算，其余商办的也就不少，可是成绩在哪儿呀？还不是为的办理不善，亏本停歇，结局多半跑到洋商手里去了。”接着，他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建国大纲》的“民生建设”条款，每一项内容都与振兴实业有关，特别是提到了纺织业的振兴。这更切中了吴荪甫等从事纺织工业的资本家的神经。在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业举步维艰，随时都有可能被日资纱厂吞并，或为以英美资本为后台的金融资本所控制，正因如此，唐云山所提出的实业家办银行的设想，——“联合办银行就是实业家大团结的初步”，[8]才具有了民族主义的性质。“实业”与“救国”的关系逻辑，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中建构起来的政商两界的共识。唐云山的设想正与手握大把资金，雄心勃勃并有振兴民族工业理想的吴荪甫等人不谋而合。孙吉人说：“人家办银行，无非吸收存款，做投机事业，地皮，金子，公债，至多对企业做做押款。我们这银行倘使开办起来，一定要把大部分的资本来经营几项有希望的企业。”当然也包括“调剂目前搁浅的企业”。开办实业，当然有“救国”的民族主义意义，而对于搁浅企业的救济的民族主义意义就更加明确。
在小说的语境中，民族工业正遭遇着普遍的现实困境。火柴厂破产，纱厂破产，而且是八家一起破产，银行倒闭，当铺关张，工人失业，购买力低迷。究其原因在于“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9]茅盾呈现了民族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外国资本兼并的双重夹击下走向破产的命运。关注民族资本的出路，一直是茅盾民族主义叙述的胜场。在小说《春蚕》中，作者聚焦老通宝的破产过程，他忽视了阶级压迫的黑手，没有追随他的左翼小说同人将农民的破产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而是遥遥指向进口洋纱洋布等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在后来的《故乡杂记》中，作者更是将矛头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乡下人“他们只见镇上人穿着亮晃晃的什么‘中山绨’‘明华葛’，他们却不知道这些何尝是用他们辛苦饲养的蚕丝，反而是用了外国的人造丝或者是用比中国丝廉价的日本丝啊！”[10]
有人认为，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中将中国民族工业当时的现状叙述得危机四伏，是其左翼立场使然。也许茅盾所叙述的工商业破产境况，确实比较悲观，但那个时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大批工商业的破产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这样危机四伏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呼吁着一个强有力的拯救者。而茅盾之所以在《子夜》一开始就将吴荪甫塑造为“理想化”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出于他自己拯救民族工业、抵御外国政治和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愿望。
在茅盾的思想中，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论思想，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但在“五卅”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雄踞上风。“五卅”之后，茅盾写出了一系列的散文随笔，及时记录了事件后的种种社会现象。《五月三十日的下午》中，他因中国工人的被杀戮，并很快被忘记并被涂抹，而“诅咒这污秽无耻的都市，这虎狼在上而豕鹿在下的都市！”“祈求热血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11]“五卅事件”显然激起了茅盾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并促使他向民族话语的转变。在纪念“五卅”五周年的时候，殷夫在诗作《血字》中塑造了一个从血泊中站立起来的政治巨人形象，而茅盾则塑造了一个经济巨人。
茅盾偏爱吴荪甫这个人物，甚至采取中国传统戏剧的脸谱化的手法，意图对其进行全面的赋魅。赋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是一种叙述伦理。吴荪甫被描述为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硬干的胆识”，“魁梧刚毅紫脸多苞”的男人，一个有意志力的雄性气质充盈的硬汉形象。在我看来，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动机，压制了茅盾思想中的阶级意识，促使他将负面的吴荪甫“改写”成了一个“希腊式的悲剧英雄”。但是，希腊式英雄的纯粹的崇高美，却是吴荪甫并不具备的。小说通过林佩瑶的感伤，放逐了吴荪甫的古希腊时代的浪漫骑士的位格。他“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12]但他其实是“20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骑士与王子”，[13]冒险家乐园中的一尊冒险的怪兽。他并不是“道德楷模”，而是有着马基雅弗里式手段的商人。茅盾的民族主义在这里脱离了乌托邦气质，他要把吴荪甫塑造成一个“有用”的商人，能够在商场上纵横捭阖搏杀的有民族情怀的商人，一个有野性和兽性的民族主义的经济恐龙，一个身上附着国家主义魅影的政治奥特曼，而不是中看不中用的骑士和偶像。茅盾运用心理叙述的方法，让主人公自诩为“威严神圣的化身”，“他一向用着方法来造成人们对于他的信仰和崇拜。并且他又自信这是锻炼气度的最好方法。”[14]就是在行将失败之前，还在为“威严破坏到不成样子了”而愤怒，而努力振作。真是很难想象，在“五四”时期被胡适在诗作中推倒的“威权”式人物能够在30年代茅盾的小说中卷土重来。吴荪甫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其身上还神奇地出现了哈姆莱特式气质。他沉浸在阴谋论中，他的每一次行动中，他的每一次貌似果断的决策中，都沾染了“生存还是毁灭”的犹疑和忧郁。
茅盾在“最初构想”吴荪甫这个人物时，他的鄙视和嘲笑分明了然。但是，在《子夜》的正文本里，他的叙述依然带着讥讽，只不过更多的还是崇拜和惊异。他的民族主义情结导致了叙述伦理的倾斜，导致了他对于吴荪甫的道德评价的模糊和暧昧。当然，这也是希腊式悲剧的叙述需要，只有将一个形象推到极致，最后才能在他的失败中收获“彻底”的美感。
可以说，30年代中国社会的破产，外国政治和经济入侵的现实，引导茅盾“改变”了他对于工业资本家出于左翼立场的负面叙述，而将吴荪甫塑造成了民族主义政治理想的化身，一个有着民族抱负的资本家，一个敢于与外国资本进行决战的勇士。那个在“最初构想”中毫无理想而又飞扬跋扈、骄奢淫逸的负面形象，已然了无踪迹。有研究者拿后来处于困境中的益中公司将工厂顶给日资会社和英资洋行，来指责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身份，[15]其实，这是倒果为因，也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三、“十面埋伏”的围剿叙述
吴荪甫作为应和茅盾的民族主义“询唤”而出现的英雄，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核心，并将注定贯穿整个叙述，其命运遭际将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主心骨。但是，从生活常理和美学逻辑来说，一个没有经历过挫折锤炼的英雄，其实就是普通人而不是英雄；一个没有经历过精神炼狱的英雄，也就不能成为悲剧英雄。除此之外，作为以其悲剧命运来证明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16]的符号，他必须经历被围剿的叙述过程，并以其灭亡致敬理论理性所设定的叙述伦理。
在围剿吴荪甫的叙述过程中，茅盾大规模描绘中国社会现状的社会学冲动，于是发挥了叙述的结构作用。在叙述的“面”上，小说《子夜》给吴荪甫设置了至少五条战线，与中小企业主较量的战线，与罢工工人较量的战线，与家庭中的反对力量较量的战线，与农民暴动较量的战线，以及与买办资本在公债市场上较量的战线，而其他的战线，诸如国内战争、世界经济危机等都被归入这五条战线之下，运用侧面透露的手段，成为影响战线的因素。但这五条战线，在叙述上是伴随着吴荪甫的命运过程而历时性发展的，也就是在叙述中有五条纵向的时间线和事件线同时演进，到结尾“算总账”。而每一条线索，也都会在叙述的某一个重要的节点，或松散或紧密地与民族主义理想发生关联。叙述者也会通过叙述语调，或人物表情和心理，或直接的介入，显示伦理态度。
吴荪甫建构工业帝国的野心，首先是从并吞陷入困境的纱厂开始的。茅盾在吴家的客厅中，非常残忍地披露了中小企业主可怜而又可笑的处境。资金链濒于断裂，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火柴打不着火，纱线掺杂了头发，空言民族工业，坑害中国消费者，被市场抛弃。政客唐云山对于“红头火柴”的挤兑当然不地道，但民族工业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吴荪甫把它们拿到自己的“铁腕”中的狂想提供了依据。作者又潜入吴荪甫的内心，挖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看见好好的企业放在没有见识，没有手段，没有胆量的庸才的手里，弄成半死不活，他是恨得什么似的。对于这种半死不活的企业家，荪甫常常打算毫无怜悯地将他们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17]这里的逻辑是：企业的经营者是庸才，把企业做坏了，不利于国家，所以它们就应该被交给吴荪甫这样的有理想有才干的企业家掌握。在反衬的手法下，萎缩与高大，庸才与雄才，立见分明。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尼采塑造的那个傲视芸芸众生的有威慑力的超人的身影。在叙述吴荪甫设计阴谋吞并工厂的过程中，作者的道德理性已经被民族主义催眠，把一个似乎应该受到道德批判的无底线商业行为，辩解为一次民族主义的义举；将一个大鱼吃小鱼的商业竞争，讲述为一个行善的道德故事。但其实作者的道德警醒并未缺席且一直如影随形，当“救济”故事演变为阴谋之旅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运用反讽叙述针砭了主人公无限膨胀的欲望和控制一切的野心。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让吴荪甫以及益中公司的并吞行为最终成为一个“报应”。在小说的结尾，在吴荪甫最需要资金投入债市决战的时候，当初鲸吞的八家工厂都成了“脱不下的湿布衫”，成为绞死这个工业巨人的绞索之一。作者在叙述吴荪甫与中小企业主之间的恩怨故事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贬斥与民族主义立场的褒扬一直动荡缠绕难以明辨。
对工人生活和劳资关系的叙述是《子夜》预定的叙述意图的重要方面。在侧面透露中，小说主要站在吴荪甫的立场，讲述了他对工厂和工人的控制，诸如任用“能臣”屠维岳、安插卧底、金钱收买、警察弹压等手段，对付怠工和罢工的工人，欺凌这些生存线上挣扎的劳动者。而在直接叙述中，作者将叙述视点调换到工人利益的立场，直面工人的悲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怠工和罢工的行动。小说为了减轻吴荪甫的道德压力，给他设置了一个迫不得已的情境，甚至给出了一个看上去“合理”的两难选择：“一个人又要顾全民族的利益，又要顾全自己阶级的利益，这中间有没有冲突？”[18]这样的所谓的“难题”，在茅盾所批评的李辉英的小说《万宝山》中就为他所思考——“作者努力使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19]而在《子夜》中则正好相反，茅盾有着用民族意识克服阶级意识的倾向。作者借助所谓的“民族利益”议题，为吴荪甫对工人的压榨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和道德掩护。当然，小说也通过工人之口进行了揭露，通过资本家的奢华生活描写进行了映照，不过并不是很成功。因此，有评论家指出，《子夜》并不适合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和分析，“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20]而且，小说还借助杜学诗之口给出了“国家干预”的答案。杜学诗与吴荪甫的“铁腕”理论，看上去是站位不同而其实又是高度同构。作家的左翼身份驱使他去表现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的革命行动，但是，作品的叙述重心自始至终在核心人物身上，作家的道德情感也不能不往他身上倾斜。
对农村社会状况和农民暴动的叙述同样是《子夜》预定的叙述意图的重要方面。小说同样采取了侧面透露和直接叙述相结合的手段。作者正面叙述了曾沧海和曾家驹父子所经历的农民暴动。这样的叙述同样也偏离了主线，但这是作者“大规模表现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也是体现其左翼作家身份的契机。作者几乎以幸灾乐祸的语调，表现了曾沧海父子的狼狈，展现了农村革命暴风雨般的打击力量。但聚焦都市的既定策略的作用，使得这一线索在叙述上还是受到了压制。但它对于吴荪甫的命运至关重要。在“最初构想”中，吴荪甫是在“交易所事业投机成功而致富了”的，但是在正文中，并没有交待其暴富的原因，这就使得他的财富来源集中在他家族在双桥镇的产业上了。所以，当吴荪甫在交易所投机中急需资金做最后决战时，家乡的农民暴动令他原来取之不尽的财富命脉被掐断，才最后败下阵来。也正因此，他才喊出“国家不像个国家”的愤怒之声。这样的叙述，假如放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道德天秤上衡量，同样也是颇费思量的问题。
在《子夜》中，吴荪甫一直将家庭视作他的天然的势力范围。在家庭中，吴荪甫有着《红楼梦》中贾政的影子，与曹禺话剧《雷雨》中的周朴园也有几多的神似。家庭看上去似乎很难与民族主义政治发生联系，但其实不然。吴荪甫控制着家庭，保持着家长的威严，让家庭成员对他保持着“信仰和崇拜”，这是他作为民族主义政治家的力量源泉之一。他利用其与杜竹斋的姻亲关系，与金融资本密切合作，谋夺朱吟秋的工厂，联合起来做多头。他控制着妻子林佩瑶，而通过妻子的情人雷参谋，获取中原大战的战况信息，为自己办实业和投机公债服务；他控制着四妹，要她嫁给杜学诗，其实是为了与姐夫金融资本家杜竹斋进一步加强联盟。更不要说这个家庭在双桥镇的当铺、地产、房租等为吴荪甫在上海的民族主义经济战提供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持了。所以说，家庭是他的民族主义战场之一。
但《子夜》在叙述吴家人物时，主人公吴荪甫的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就如同叙述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一样，作者往往是脱离主线而“各表一枝”。他大量地直接叙述林佩瑶、林佩珊等女眷与范博文、吴芝生等人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资产阶级日常生活。这一线索的安排，有作者浓厚的兴趣之所在，甜腻的叙述中飘荡着若有若无的批判。作为一条软性的叙述，在叙述伦理上对刚性的吴赵大战显然是一个对照和调剂。而放在文化的序列上，吴家女眷的生活作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遗梦，与“机械骑士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在叙述上也构成一种相互阐释和瓦解的互文关系。
茅盾在叙述吴荪甫开疆拓土的英雄行为时，是夸张的，带着一点儿嘲讽的，他常常使用心理叙述手段，披露其内心的紧张和虚张声势，以及偏于阴暗和狰狞的表情。就是在叙述吴家女眷的恋爱生活时，也没有多少浪漫，叙述者挂在嘴角的鄙夷的嘲笑一直挥之不去。在这种不信任叙述之下，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的理想，以及他的经济战场上抵抗外国资本侵略的英雄身份，都受到了质疑。为了修补主人公的形象，作家在叙述其遭遇挫折时，总不忘来两句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感慨”，如吞并工厂时，他说：“对于国家，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末了徒然便宜洋商。”如得知双桥镇农民暴动资金抽不出来时，他就来一句“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而当工人罢工怠工时，他就抛出了“共赴国难”的命题。由此可见，茅盾对吴荪甫的民族勇士的定位，多少有着几分的飘忽不定。
四、虎头蛇尾的悲剧叙事
在《子夜》的叙述中，在吴荪甫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多线索平均用力的弊端，但总的来说，核心线索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吴荪甫和赵伯韬围绕着公债的斗法。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出场，为吴荪甫找到了一个最为有力的“捧哏”。
如前所述，在“最初构想”、“提要”中，金融资本是“罪恶”的，“完全是买办阶级化身的金融资本家比起工商业者为更堕落”。[21]在《子夜》的正文中，作家延续了这一带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议题：“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厂家一时周转不过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却非常困难。“勾结洋商，来做中国厂家的抵押款”，“他们想学美国的榜样，金融资本支配工业资本”。[22]所以，有人说：“有意识地突出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23]在实业领域，有意突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金融资本的本质，在《子夜》中，在赵伯韬、杜竹斋等银行家的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但是，《子夜》中所指控的赵伯韬为买办资本的掮客，如其“背后有美国金融资本家撑腰”，有“美国的经验和金钱做后台老板”等，大多不过是空穴来风。[24]而且，赵伯韬还多次找他和解，劝告他：“自家人拼性命，何苦！”“你我中间，并没有什么不可解的冤仇，也不是完全走的两条路，也不是有了你就没有我。”告诫他“益中已经周转不灵，——况且战事看去要延长，战线还要扩大，益中那些厂的出品，本年内不会有销路”，要他不要执意与自己作对，不如与自己合作，一起赚钱。他甚至还表现出了对中国实业资本的敬仰和支持。[25]赵伯韬的和解和劝告，瓦解了他的意图代表美国资本控制中国实业的凶恶的买办资本家的形象，反而给予他的形象平添了几分深明大义的民族正气。
但是，在主人公吴荪甫的想象中，在茅盾的叙述中，赵伯韬依然还是被塑造成了一个恶毒的美国资本的掮客。究其因，不外与中国农耕时代的重农抑商文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商业不产生价值，所以商人的形象是丑陋的。在现代时期，重农抑商转变为重实业而贬抑金融，认为银钱业不产生价值，所以美化工业资本家而丑化金融资本家。可以说，正是出于对于金融业的恶感，使得作者将赵伯韬驱逐到了民族利益的对立面，并塑造了他的丑恶奸雄的形象。他不但长得丑，而且道德堕落，尤其是私生活堕落，扫尽一切女人，毫无道德底线。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外国资本的掮客。这种强烈的经济被殖民感受下的文学反抗冲动，催生了现代文学中一批“西崽”形象。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老舍笔下的“二鬼子”，都可以看作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结的产物。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坏人形象，在民族叙事中，演化为丑角—反角的形象。
出于民族主义情结，也为了给这出大戏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茅盾对赵伯韬进行了丑化。在这出商战大戏中，吴荪甫唱起了红脸，而赵伯韬则唱起了白脸。尽管这二者所扮演的角色都不那么称职。因为吴荪甫已经涉入了金融和债市，违背了他一心图谋发展实业的承诺；而赵伯韬虽然在债市上呼风唤雨，但并不想去控制实业。茅盾给两个角色预设的身份性格、文化本质与故事实际叙述发生了接茬的错位。抽象的概念化的角色定性是容易的，而语境中人物命运伦理却是复杂的。民族主义旗号的强行植入，也难以渗透到具体的人物生活中，而成为漂浮在叙述之流表面的符号碎片。
但这并不影响《子夜》的核心线索在“阴谋论”下的强力推进。虽然公债市场的“围剿符号”大戏，不断受到有关农村暴动、工人罢工和知识分子浪漫散淡生活的正面叙述的干扰，但线索依然分明。吴荪甫与赵伯韬的斗法，从吴老太爷的吊丧就已经开始，当唐云山等人筹建“实业救国”的益中信托公司的同时，赵伯韬的阴谋就启动了，他通过金融资本家杜竹斋的引荐，将吴荪甫拉入了“秘密多头组织”。吴荪甫及其益中公司的民族主义理想在金钱的诱惑下，发生了偏差，进入了作者和吴荪甫自己都鄙视的金融领域——债市。公债的获利使得吴荪甫沾沾自喜，尝到了甜头的吴荪甫越陷越深。但是，他依然保持着警惕，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实业上，因为那是他的理想之所在。当赵伯韬试图控制益中公司时，用他对付朱吟秋的手段给他下套，他已经彻底清醒。但是，他此时已无力自拔。赵伯韬的和解言论也是真诚的，但赵将他拉入债市却是他所无法原谅的。吴、赵之间由此陷入了敌对状态。小说在叙述吴赵矛盾时，似乎就是在商言商，冷冰冰的商业逻辑，遮蔽了吴荪甫内心真正的痛苦所在，让人感觉他就是像要主宰债市，就如同他控制自己的家庭、工厂以及工业界一样。两个经济恐龙，代表民族利益的工业界巨头，代表外国资本利益的金融界大鳄，就被作者的阴谋叙事拉入了斗兽场。叙述的剧情由此进入高潮。
《子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小说而是戏剧，它的舞台性非常强，戏剧冲突也非常激烈，茅盾似乎在严格按照古典主义的三一律结构故事，推进情节。《子夜》中吴赵决斗，具备悲剧叙事所有的环节，从发生到发展到高潮，过程如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那样完整。在过程叙述中，似乎一切都围绕着债市的较量，民族主义似乎悄然消隐，但其实不然，因为在这场大戏中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行使希腊悲剧中“神”的权利，那个一直躲在幕后的力量就是“政府”。在阅读《子夜》时，许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多头获利的吴荪甫一定要改做空头？其实他这样做的原因非常清晰，一是因为他失去了对赵伯韬的信任，二是因为他获得了蒋系军队在前方将失利的信息。但是，一直关注政治的吴荪甫，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实业家而不是政治家。他对于公债市场的看空，触动了蒋系政府的利益，其必将进行干预，而这是他没有料到的。而赵伯韬不仅是一个金融家而且是政治家，看上去他好像买通了政、军两界，实际上，他的做多，符合了蒋系政府的利益。所以，在蒋系政府的干预下，修改了公债交易规则，保证了公债的信用。看上去吴荪甫及其空头组织是在与赵伯韬的多头集团决斗，实际上，他在与金融资本家和政府的同盟军战斗。吴荪甫与赵伯韬之间的公债市场的决斗，为什么那么悲壮？因为他在进行着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斗。他与蒋系政府决斗与他的民族主义情结之关系何在？其实在这场决斗之前，作者已经借助李玉亭之口交待，政府将发行救济实业公债，由外国银团联合国内金融界承销，最后控制中国实业。所以，吴荪甫与赵伯韬在债市上的决斗，看上去是市场中的多空双方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的搏杀。
当然，吴荪甫的失败是作家茅盾接受了瞿秋白的建议，——“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买办金融资本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26]结果，也是他理论上的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认知的结果。但是，正如瞿秋白所看到的，《子夜》实际表现了外国资本入侵的普遍性，就连吴荪甫也难以逃脱充当外国资本掮客的命运。[27]也就是说，吴荪甫是不彻底的。这当然是由左翼文学与生俱来的对于资产阶级的怀疑决定的。这种阶级怀疑也导致了一场悲剧的草草收场。当吴荪甫在失败后举起手枪，他的真实的自戕，是真的悲剧可以预期的结果，因为他的自杀将成全他的英雄美名，将增加悲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而他不但没有自杀，而且还要到庐山去度假，一下子就将一场悲剧化解为一场儿戏，将吴荪甫早期的言行所建构起来的英雄形象破坏殆尽。这是作家在塑造吴荪甫形象时首鼠两端于“阶级论和民族主义”之间的结果，当然也是悲剧伦理服从于理论逻辑的结果。当故事伦理与叙述伦理发生冲突，以理性见长的社会剖析小说，会毫不犹豫让前者服从后者。
注释：
[1]茅盾：《后记》，《茅盾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53页。
[2]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3卷，第561页。
[3]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研究资料集》，山东大学中文系资料室，1979年，第49—50页。
[4]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3卷，第562页。
[5]茅盾：《子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第548、683—701页。
[6]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研究资料集》，第50页。
[7]雅克·里纳尔：《小说的政治阅读——阿兰·罗伯?戈里耶的〈嫉妒〉》，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8]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128、79页。
[9]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43页。
[10]茅盾：《故乡杂记》，《茅盾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16页。
[11]沈雁冰：《五月三十日的下午》，《茅盾全集》第11卷，第27、17页。
[12]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1933年第4 卷第1 期。
[13]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89页。
[14]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549、413页。
[15]段从学：《〈子夜〉的叙事伦理与吴荪甫的“悲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6]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茅盾全集》第3卷，第562页。
[17]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128、81页。
[18]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53页。
[19]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中》，《茅盾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79页。
[20]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1933年第4卷第1 期。
[21]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543—544页。
[22]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508、201页。
[23]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4]段从学：《〈子夜〉的叙事伦理与吴荪甫的“悲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5]茅盾：《子夜》，《茅盾全集》第3卷，第201、495页。
[2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
[27]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申报/自由谈》1933年4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