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音乐文化史上，19世纪6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强力五人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后世享有盛名的穆索尓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等，他们是当时俄罗斯民族音乐艺术创作队伍中的一支主力军。把“强力”这个概念套用过来，我认为，在母校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教师队伍里，也有一个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强力三人组”。他们是胡玉堂、毛昭晰、王正平等三位资深老师，他们学植厚重，史识卓荦，有渊博的理论素养与造诣，有严谨科学的逻辑思维能力，视野开阔，境界高迈，兼之文字老辣、气韵生动，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个“强力三人组”成为了杭州大学历史系的一张名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句话，他们的教学气象与科研成就，从一个侧面，很好地展示了当年母校历史学学科的绚丽风貌与强劲实力。
这个印象，是我们一进校就形成的。1978年，所谓的“艰难探索十年”刚刚走入历史的尘土，整个国家的生态，乃是“积重难返”“百废待兴”，高校的情况也没有例外，基本的教学秩序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教师仓促上阵，临阵磨枪，学生迷茫无绪，不知章法，而反映在教材建设上，就是因陋就简，随市就行。我们一开学，中国通史没有教材(大概过了半年多以后，才用上了南开大学刘泽华、王连升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完全依赖宋显昌老师在黑板上板书课程纲目和相关史料，我们在下面奋笔疾书，详做笔记。历史文献课程，是任课老师魏得良先生自己遴选古代史籍中的文献篇章，刻字油印，订装成册，发给学生，人手一册。唯有胡玉堂等三位先生主讲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是1977年8月就铅印成书的，属于成熟系统的课程教材。看了书末的后记，我们进一步知道了这已经是修改本，早在1973年，它就编写就绪，曾拿来用作当时工农兵大学生历史教学的教材了。后来又听说，高考恢复后，它曾被四十八所高校的历史系选作“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这门课程的教材，这更是让我们这些学生对编写此书的三位先生油然滋生崇拜敬仰之心。这中间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拥有正式的教材，对于莘莘学子来说，就好比军队的士兵穿戴有正规的军服，有了制式的军服，这才给人有正规军人的尊严与荣耀，否则，则不免给人落下近似乌合之众的印象。所以，至少是在我的心目中，这三位老师高大形象的树立，应该是从拿到这一册《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材开始的。
当然，真正让我对“强力三人组” 佩服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则是他们在其所在学术领域的“预流”及其角色扮演所产生的磁场效应。在我的印象里，当时要让同学们真正心仪和折服的老师，大致需具备四个要素，一是肚里有货，经典作家的语录与文献资料烂熟于心，能够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向他(她)请教问题时，可以旁证博引，毫无滞碍；二是大名经常在名刊上出现，气场十足；三是其关注与讨论的问题，都是当时史学界所聚焦的热点，有理论思辩与逻辑力量；四是口才便给，授课语言幽默生动，能引人入胜，具有使人有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的魅力。应该说三位先生都具备了这四个方面的特点，学识渊博、口才便给姑且不说，在名刊发文和把握史学研究主旋律方面，也是不遑多让的。举凡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诸如“何谓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封建制的内涵与实质应该如何界定”、“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意义当怎样重新认识”等等，他们都不曾缺席，皆有聚焦，他们这方面的思考与认识，都形成为精彩的文字，而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权威刊物上刊布，凿破鸿蒙，别开生面，他们的相关观点，总是能引起同道中人的普遍关注与讨论，对于一所地方高校来说，这显然是弥足珍贵的成绩，也让我们这些学生为母校感到由衷的骄傲！
三位先生在拥有学问好、敬业等共性之外，也各具独特的个性风采，而那些鲜明的个性特征，则使得“强力三人组”呈现出异彩纷呈、优势互补的和谐气象。
胡玉堂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厚重雍容。在三人之中，胡先生资历最深、年岁最长。他是绍兴人，是章乃器的妹夫，曾经担任过著名的春晖中学校长(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曾与天津南开中学同为全国中学中的翘楚，号称“南有春晖，北有南开”)。我们入学不久，他继沈炼之先生之后，出任历史系的主任。
胡玉堂先生的最大嗜好，似乎是抽烟，烟瘾极大，课间休息，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点燃烟卷，一根吸罢，再接上一根，腾云驾雾，乐在其中，这大概是胡先生最大的人生享受了。在课上，胡先生乡音未改，一口绍兴式普通话，娓娓道来，这在我这个绍兴人听来，真的是倍感亲切与温馨。胡先生他为我们主讲的是世界中世纪史的前半段。中世纪，尤其是欧洲的中世纪，素来被冠以“黑暗”形象化的符号，而中世纪的前半段，那更是这个“黑暗时代”中的“至暗时刻”，对我们这些初入历史之门的学生来说，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简直就是一团乱麻，要进行梳理，是茫无头绪、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什么矮子丕平、狮心理查，什么西法兰克、东法兰克，什么盎格鲁逊人、凯尓特人，让我们望而生畏，不知所措。但是，经过胡先生的认真剪裁和综合贯通，这一团乱糟糟的历史，变得有了头绪，有了条理，不再让人生厌了。
胡先生的讲课更突出的特色，是他对课程内容的驾驭，既能够兼顾全面，更注重突出重点。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他总是加以条分缕析，烛隐发微，让人豁然开朗，悠然会心。如关于“封建”“封建制”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与阐释，他曾用一节课的时间，进行了溯源与分析，使其原义与引申义得到很好的说明，我们从而得以明白此“封建”不同于彼“封建”。更让人钦佩的是，胡先生总是能将自己的新的研究心得及时反映到授课中，例如，“十字军”东征的原因，教材上写得比较简略，胡先生在讲课中做了必要和及时的补充，指出欧洲教会与统治者之所以要发动“十字军”东征，与欧洲的封建领主继承制度所产生的后遗症直接有关，在嫡长子继承制下，次子以下的子弟得不到爵位与财产，时间久了，统治集团内部不免矛盾丛生，内卷严重，为了转移矛盾，于是就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夺回“圣城”为名，发动了对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战争，所以，宗教之争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角逐。我认为胡先生这一分析，既合乎历史实际，也不无现实的启示。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逻辑，比单纯的历史知识介绍，无疑要有价值，已具备了思想方法论的普遍意义。这应该说是胡玉堂先生所授课程对我的最大帮助，每念及此，总是让我感激莫名，难以忘怀！
与胡玉堂先生有所不同，出身于教授世家的毛昭晰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睿智通达。换言之，在我的心目中，毛昭晰先生的全身上下，透露出的是“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的优雅风度，这不仅仅是指他俊朗神逸、风度翩翩的形象而言，更是一种出乎自然而又深入骨髓的儒雅与高尚。
毛先生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课程的首讲老师，讲授“古代”部分。他的授课特点，用二个字可以概括：即“灵动”。他那抑扬顿挫、优雅浑厚的普通话，有一种音乐的美感，给人是“陶然共忘机”式的享受。在他的讲述下，原本邈远难稽、生僻冷落的腊玛古猿、亚述帝国、腓尼基人，皆栩栩如生，好像是被重新注入了鲜活的生命，甦醒重生，变得那么亲切，那么活泼，听课的我们，似乎成了时空的穿越者，身临其境，亲眼见证那段历史，很显然，这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而是生动的艺术创造。尽管由于我们那年11月份才入学，第一学期学习时间被严重缩水，害得毛先生来不及开讲“世界古代史”中的重头戏“罗马史”，只能写一黑板的罗马史纲目让我们自修，但是，他的课程，让我们真正地感受了历史学的永恒魅力，已足以使我们对历史学这个专业产生强烈的眷恋与皈依了。
当然，我和我的同学们，佩服与欢迎的更是课堂外的毛昭晰老师。因为他是学者，但更是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导师。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典范事例，是他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了西方音乐欣赏的系列讲座。每场讲座，学校大礼堂近千个座位，人潮如堵，座无虚席，毛老师站在礼堂大舞台的中央，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全身心地投入，讲到关键处，就拿起讲桌上他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拉出动人的音符和优美的旋律，让听众在现场直观地感受那音乐的美妙意境，记得有一次讲座，他还让其公子(当时也就读于杭州大学)共襄盛举，由他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地讲解世界著名小提琴曲的艺术成就，而他的公子则为全场听众演奏了马斯奈的《沉思》等名曲，为他的讲解做形象生动的诠释。那悠扬的琴声，那精彩的演讲，可谓是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可以断言，这乃是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期间所亲身见证的美丽风景线之一。直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我的那点浅薄音乐常识，如何谓交响乐的第一音乐动机、第二音乐动机，《蓝色多瑙河》七小段舞曲结构是怎么递进与表现的，等等，都来自于毛昭晰老师的启蒙。文化，从本质上说，不是学的，而是熏出来的。毛昭晰先生深谙此理，所以，身体力行，纯粹义务，投入其中，使我们这些刚从文化沙漠中逃离的学生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其用心也良苦，其功德也博大！
不过，到了今天，毛昭晰先生最让我仰慕的，是他的“睿智”。“积精微而致广大，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哲学的大智慧，更是人生的真艺术。毛老师博洽的学问、优雅的风度、便给的口才，鲜活的生趣，像磁场一样吸引着我们这些学生，这种强大的亲和力，在我的印象中，我们的老师中似乎只有曾任我们班主任的范展老师可以相媲美。但是，毛老师其实很清醒，他可以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也不排斥众多学生成为他的“拥趸”，可自己还是有底线，有原则的。
记得我们读本科期间，曾经历了一次颇值得回味的事件，就是首次“县区人大代表”直选。这很新鲜，我们这些当时尚懵懵懂懂的年轻人，热情高涨，不知轻重，入戏太深了。于是乎，学校里各个系、各个年级都不乏有人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告奋勇，参选“西湖区人大代表”。为了推销自己，增加爆光率，提升知名度，这些同学，往往利用食堂午饭、晚饭期间，在食堂门口进行竞选讲演与辩论，有的人居然还将自己的竞选海报与所谓“竞选纲领”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墙上，招摇过市，吸引不少就餐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吃瓜”围观，闹腾出很大的动静。
一天中午，毛老师打学生食堂门口经过，被好事的一些同学见到，纷纷上前向他致意，其中一位同学脑洞大开，突然提议，我们请毛老师参选人大代表如何，人群齐声呼应，那太好了，毛老师才是最合适的候选人！毛老师听了大家的“劝进”，微笑地回答道：我感到太荣幸了，真的要感谢同学们的信任，不过，我弟弟是区人大代表，我妹妹是市政协委员，我们家已经占了太多的人大、政协机构的名额，我可不能再去竞争这个位置了。他的回答很得体，很到位，既没有给同学们的热情沷冷水，但也立场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不趟混水的基本原则，说得合情合理，无瑕可击，同学们也能予以“同情之理解”，不和他作什么纠缠了。毛老师举重若轻，化险为夷，其人生阅历之深厚，其处事方式之“睿智” ，于此可见一斑。也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睿智，他后来成为在“强力三人组”中，政治上发展最有成就者，从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到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兼浙江省文物局长，再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一路走来，水到渠成，更有意思的是，有关他的口碑，始终很好，非“极高明”者，实不能至此！
王正平先生中等偏高的身材，体态瘦削，双目炯炯有神，一看就是精明强干的模样，他的最显著特征，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严谨中正”，属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类型。
在本科期间，他为我们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的后半段，马丁·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捷克胡斯战争、意大利文艺复兴，等等，都是由他讲授的，他的讲课，体系完整、条理清晰、逻辑严谨，一板一眼，没有任何废话，都是实打实的干货，一如他的形象。
我与王正平先生有真正意义上的交集，应该说，乃是在我攻读硕士生学位阶段。此期间，王正平先生为历史系我们这一届6位同学开设“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研究方法论”这门课程，使我“零距离”领略了他的厚重理论功底与卓越思维能力。毫无疑问，王正平先生的史学基本立场是非常“正统”的，毕生都服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所以，面对当时“西潮澎湃”，历史学界新说泛滥，他希望我们能够摆正位置，坚守本分，不汲汲于赶时髦、趋新潮，为此，他开设这门课程，通过回归经典、回归文本，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体系，能初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这种良好的初衷，直到今天，我还是能完全理解和充分认同的。
不过，尽管王正平先生很“正统”，也很严肃，但是，他既不机械，也不空洞，更不僵化。换言之，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乃是辩证的，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的。他认为，形而上学是思想上的懒汉，寻章摘句是学习上的大忌。为此，他主张学生们读原著，真正回归文本，不要以读黎澍主编的《马列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这样的书为满足，他给我们布置的任务，就是仔细阅读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尤其是其中的恩格斯相关书信部分。他曾多次告诫我们，宣传与研究是两个概念，宣传是平面的，单向的，灌输式的，而研究是立体的，多维的，体悟式的，两者不可混淆。作为历史学的研究生，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掌握上，超越宣传式的阶段，进入研究型的层次，真正吃透辩证法的精髓，而不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有关论述当做标签来用。
这种理念，在王正平先生的具体教学中是得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践行的。一次课上，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接下来做了详尽的阐释：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作机械的图解，程式化地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模式，来讨论历史事件，揭示历史规律。这在恩格斯看来，乃是将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庸俗化了，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属性，抽掉了辩证法的精髓与灵魂，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于是，恩格斯表示他和马克思是不屑于同这样的人为伍的，如果这种人打马克思主义的幌子，那么，他和马克思就敬谢不敏，同他们划清界限。我想，王正平先生心目中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皈依恩格斯这种辩证能动的原汁原味的社会历史观。
这个例子，可以说是生动诠释了王正平先生的历史观。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他提倡独立思考，主张真理的追求，不拘泥于机械的教条，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用《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中的话说，这就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若夫离法而会法”！对于一位从特殊时代走过来的老先生来说，这实属是难能可贵。
《论语》有言：“大德不逾矩，小德出入可也。”光阴荏苒，转眼之间，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之所以能在诸多问题上基本做到中规守矩，但又能够拒绝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多少坚守住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底线，饮水思源，那就不能不归结于当年先生们的教诲和熏陶，而王正平先生则是这些先生中的不可替代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