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直接关心社会问题，用写实方法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创造社则推崇自我表现，追求浪漫主义抒情。夏志清说：“文学研究会是一个对文学抱着严肃态度，而深具学术气氛的团体。” [1] “严肃态度”，是反对鸳鸯蝴蝶派“娱乐”“游戏”，“学术气氛”则与创造社划清界限。一般来说，文学研究会比较注重学识、人格和道德修养。创造社更加相信天才、灵感和艺术感觉。不过创造社的小说家郁达夫（1896—1945），认为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对立是一种误解。“因为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 [2] ，在描写个人和民族的屈辱感方面——屈辱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核心情结——和文学研究会其实很有相通之处。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等人，都是留日学生，但都不读文学专业。郭沫若学医，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兵器专业，张资平是地质学。在新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狂人日记》是第一篇小说，郁达夫的《沉沦》是第一部小说集。 [3] 作为新文学的最初实践，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五四”与晚清的不同联系方式：鲁迅发展深化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郁达夫既突破又延续晚清的青楼小说传统。
如果沿用“看与被看”的线索来读《沉沦》，小说通篇也都在自述男主人公“被看”的感受——不过不是害怕被人看被人“吃掉”，也不是拒绝他人关心，而是抱怨“怎么没人看我”，特别是没有女人来看我。不受重视，不受关注，没有得到渴望的爱，这才造成了男主角的另一种孤独、凄清，甚至也是屈辱感。如果说作品里也有独异跟众人的对立关系，那么这个众人就是日本人，就是异国他乡的环境。小说的第一段：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你平静的轻纱，你这优美的轻纱）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4]
整整第一章都是这样的内容。直到第二章的第一句，还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文笔优美冗长，有抒情感少戏剧性。在今天读者看来，这个留学生不用打工，功课也不忙，在日本田野读英国诗，平白无故掉泪。为什么这部小说居然可以和《狂人日记》同时一举成名？
一 《沉沦》中的屈辱感：“穷国男人”的“现代病”
简而言之，《沉沦》写一个穷书生在异国的性苦闷。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书生除了才、情、愁，还要穷和病（见《银灰色的死》），才有道德优势，令人同情。二是性忧郁不仅是精神追求也有生理苦闷（证明两者的联系或不联系是郁达夫对青楼传统的传承与突破）。三是异国背景后来又可以发展为爱国主题。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这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 [5] 将忧郁病译成hypochondria，在时间意义上，传统的“士”的自艾自怜无病呻吟被翻译转化成一种似乎具有某种“现代性”的科学的疾病隐喻；在空间意义上，中外文夹杂的异国文化优势又反过来证实主人公的国族身份危机。hypochondria也可译成“疑病症”。《沉沦》主人公其实或许并没有病，性欲苦闷也是人之常情，小说的关键就在于疑心并忏悔自己有了病（在异国他乡损坏了父母给的身体还不能修齐治平）。这种疑心和忏悔才是病，才是表演的沉沦。
狂人反抗的礼教，也包含对情欲的压抑，鲁迅自己数十年的无性婚姻，也是“超人”的生活。《沉沦》男主角的孤冷忧郁，外表看又像冰心笔下的何彬。百年后的今天，与世抗争的狂人其实不多，感动超人的心灵鸡汤虽有市场，真的冰心也十分罕见。反而“郁达夫式的苦闷”（不妨简称“郁闷”），倒是现实中网络上的常见情绪。“郁闷”的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民族，一是“性”。当今中国网络，凡事牵涉民族，或牵扯性，必成热点，加在一起就几何级数地热。回到清末民初，中国的基本困境，是在与其他民族的碰撞之中的“被国家”——我们本来是“天下”，现在被迫要想象自己是一个国家（而且还是穷国弱国）。士大夫如何作为“穷国的人”（也是一种“穷人”）渴求或拒绝同情，郁达夫较早触及这个屈辱性主题，对后来刘以鬯、白先勇等作家一再描述士大夫的异乡“穷境”，都有复杂影响。而且，“穷国人”的心态也不会随着国家渐富而马上消失（有时自卑反而随自傲同步增长 [6] ），所以“民族·性·郁闷”在国民心理层次延续至今，也是“五四”的直接遗产之一。
《沉沦》中的民族屈辱感，主要通过女人“他者”的目光而感知。小说有四个关键情节，一是主人公因自慰而羞愧，二是偷窥房东女儿洗澡，三是在野地里听到路人做爱，四是在妓院写爱国旧体诗。偷窥文字有些笨拙：“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后来台湾学者水晶把这段文字作为反面教材，用来证明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的性欲文字如何精彩。其实郁达夫在《过去》等小说中，写性的文字也可以很细微。有趣的是，少女发现冲凉被人偷看，跑去告诉父亲，她父亲却只是哈哈大笑。或许大正年间，日本还有男女共浴的民俗，郁达夫写的偷窥，虽不高尚，却也无伤大雅。
如果说《三言二拍》某些篇章是以欣赏态度写堕落行为，《沉沦》则是以痛苦态度写正常人性。“五四”时期郁达夫写“性”，细节、文字、技术层面，其实没有超越古典小说，但是观念和态度有些变化。
郁达夫，本名郁文，浙江富阳人，1896年出生，也是早年丧父，小康家庭堕入困境，然后有旧式婚姻，后来又自由恋爱——这是很多“五四”男作家的共同背景。1922年3月，郁达夫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回国主持早期创造社，后来又到安庆、北京、武汉、广州等地教书。20年代前期，郁达夫小说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关心社会，描写底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二是书写青楼小说——《茫茫夜》《秋柳》。文学史通常只讲前一条线索，强调郁达夫回国以后，从“性的苦闷”转向“生的苦闷”，然后再写“社会苦闷”。
二 《茫茫夜》中的同性恋描写
在20年代上半期，郁达夫一方面鼓吹无产阶级文学，“我想学了马克思和恩格耳斯的态度，大声疾呼地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结成一个世界共和的阶级，百折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7] 他自己也的确创作了关注同情关注劳工穷人的小说。但几乎同一时期，他又写了一些青楼狭邪小说，《茫茫夜》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两年后又发表续篇《秋柳》。很多后来的《郁达夫作品选》，有意不选《秋柳》，大概觉得是他的失败之作。在我看来，这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茫茫夜》几乎没有故事，就是三个男人送于质夫上船，两个是二十七八岁的留日同学，大概其中一个的原型是郭沫若。另一个是19岁的纤弱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 [8] 男主人公于质夫对这个病弱的“小鲜肉”吴迟生，感情特别。送别过程当中，于质夫时时捏着迟生的手，又让另外两个朋友先回，留下迟生在船上道别。“他拉了吴迟生的手进到舱里，把房门关上之后，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同电流似的，在他的脑里经过了。在电灯下他的肩下坐定的迟生，也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尽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里。”于质夫想迟生跟他一起去安庆，被婉言拒绝。吴说我们分开两地，也不会疏冷感情，你难道还不能了解我的心吗？“听了这话，看看他那一双水盈盈的瞳仁，质夫忽然觉得感情激动起来，便把头低下去，搁在他的肩上。”一个男人把头搁在另一个男人的肩上，什么意思？
船开走后，小说倒叙过去几个月男主人公和迟生的关系。初见就迷上他，知他有肺病，便幻想带他到日本疗养，当然就是幻想（都是穷书生）。时不时就把迟生的手捏住了。有天晚上走在马路上，天气太冷，质夫就问迟生：“你冷吗？你若是怕冷，便钻到我的外套里来……”他不是把外套脱下来给他穿，而是叫他钻到自己的外套里。“迟生听了，在苍白的街灯光里，对质夫看了一眼，就把他那纤弱的身体倒在质夫怀里。质夫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从迟生的肉体传到他的身上去。”
于质夫说回国之后，他的性欲变了一个方向。但同时又说：“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外，以友情最美。”这是他对自己和吴迟生关系的理性定位。到底小说是不是在写同性恋？的确有几次捏着男人的手，头靠在肩上，甚至身体钻到他的外套里。文字感觉微妙，但再进一步的细节也没有了。
于质夫定义的男人之间的“友情”，似乎并不等同于男女性爱。他到安庆以后，想念了一阵吴迟生，但又跑去青楼宣泄他的苦闷。郁达夫写男人之间的肢体接触，笔调比较赞美、欣赏。相比之下，后期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描写大革命中左、中、右三种立场的女性，其中女性之间的性爱，基本上作为负面人物的行为特征。同性关系男的可以女的不行，这种有意无意的“男女有别”，是不是中国小说的某种“潜规则”？《红楼梦》里宝玉爱书童，或者古典文学中的文人断袖，都不算丑恶行为（当然也不会取代超越男女之恋）。女性之间的肢体接触，即使明明存在，比方春梅、潘金莲和西门庆在同一张床上，却还是男性的需求角度，并没有明显的女同性恋倾向。早期现代文学写同性关系是否也“重男轻女”？案例太少，不足以下结论。但郁达夫确是较早触及这个题材的作家，虽然只是点到为止，已经受到批判。1921年《最小》报发表张舍我的文章《谁做黑幕小说》，指责“那些以提高小说艺术价值的新文化小说家，竟会专门提倡兽性主义。描写男和男的同性恋爱。简直说一句。描写‘鸡奸’。读者不信。请看《创造》杂志第一二两册内郁某的小说”。 [9] 有心的“同志”真的找来看，恐怕会失望。
《茫茫夜》后半段写男主人公到安庆后十分郁闷，某晚到街上小店里买了一根针并讨来女店员旧手帕，然后回家用针刺自己的脸，“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珠似的血来。他用那手帕揩了之后，看见镜子里的面上又滚了一颗圆润的血珠出来。对着了镜子里的面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猩红的血迹，闻闻那旧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茫茫夜》的续篇《秋柳》进一步延续郁达夫的这种颓废艺术，而且跟《海上花列传》的传统遥相呼应。《茫茫夜》结尾处，于质夫被同事吴风世带去当地的一个妓寨鹿和班。人家问他要什么样的姑娘，他说了三个条件，第一要不好看的，第二要年纪大的，第三要客少的。结果真的就给他找了一个又笨又不好看的海棠。坐在那里聊天，一个小时以后就走了。
三 《秋柳》与青楼小说传统
《茫茫夜》1922年引人注目地发表在《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续篇《秋柳》同年7月已写成，内容更具挑战性，但到1924年10月才在北京《晨报副镌》上修改发表。说明这个阶段，郁达夫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又到北京教书，和鲁迅交往，创作上少了一点傲气自信，多了几分犹疑思考。小说开篇接着《茫茫夜》的情节，讲认识海棠的第二天，学校风潮，校长辞职。于质夫却在午饭时间又跑去鹿和班。（午饭时间？去食堂吗？）海棠有一个假母，40多岁很矮的女人，陪他说话。海棠表情木讷冷淡，隔壁乳母，又抱来一个小孩。（男人大白天去青楼，又是假母，又是小孩，找什么乐趣？）于质夫走后，碰到同事吴风世——他是一个章秋谷式的高手，说不是海棠冷淡，她就是忠厚老实。这样说法，反激起了于质夫的救世热情（“五四”知识分子喜欢救世救人）。“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可怜那鲁钝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海棠海棠，我以后就替你出力罢，我觉得非常爱你了……”
老残赎翠环时还半推半就，郁达夫的嫖界宣言竟大言不惭。当时文人扮侠客拯救风尘女子，好像问心无愧——他们不是独自寻欢，还有同事朋友在场。一开始貌似模拟《花月痕》溢美派，企图在风尘女子身上寄托真情寻找真爱，但很快破灭。中间也穿插溢恶派《九尾龟》章秋谷式的嫖客经验（他同事介绍怎么保密，怎么付钱，对方会不会有病等具体操作问题）。但总体而言，《秋柳》男主角，既没有碰到纯情妓女，也没撞上骗人尤物。小说不仅在写实基调上学习韩邦庆“近真”笔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延续《海上花列传》的青楼家庭伦理化主题。《海上花列传》里有几个故事都写青楼与家庭人伦之关系。恩客陶云甫说要娶李漱芳为正室。本来娶妓为妾已是好出路，陶云甫愿望虽好，但没成功。之后再想赎她为妾，漱芳拒绝，最后病死。女主角沈小红和恩客王莲生，互相不能容忍对方接近别的异性。妓女、嫖客的关系，变得像夫妻一样严肃。赵二宝得到兄长和母亲默许，下海为娼，格外悲惨。总之《海上花列传》里的欢场故事，大都写在妓院虚拟家庭伦理。青楼小说里男女交往方式，主要不是肉体，而是打牌、吃饭、抽烟、谈笑，还琴棋书画，恩客在一段时间内只跟一个妓女来往。这种行为关系一旦发展，就会变成对家庭道德的戏仿（李伯元、吴趼人小说里都不乏叫局演变成妻妾的例子）。《秋柳》中，于质夫和同事及校长，还有两个男客倪龙庵、程叔和，他们和鹿和班妓女们在一起。荷珠是姓吴同事固定女伴，15岁“清倌人”碧桃和于质夫整天打闹、嬉笑、说话。校长旧情人翠云是个年老的妓女。此外再加上貌丑的海棠，《秋柳》反复描绘的细节场景都是这些人一起打牌、喝酒、嘻哈、玩闹，还到游乐场去吃饭，并组成一对对男女“情侣”关系。众人逼迫于质夫在海棠处过夜。细节却一点都不性感，远不如他与吴迟生的肢体接触那么温柔。他原来都不想碰这个女人，后来改了主意，“本来是变态的质夫，并且曾经经过沧海的他，觉得海棠的肉体，绝对不像个妓女。她的脸上仍旧是无神经似的在那里向上呆看。不过到后来她的眼睛忽然连接的开闭了几次，微微的吐了几口气。那时窗外已经白灰灰的亮起来了。”
看到郁达夫的主人公最堕落的这一个时刻，读者至少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于质夫作为新派知识分子，在小说里是一直穿着洋服的学校教员，怎么向学生或者说向他自己解释去青楼购买性服务这个事实？第二，《秋柳》模仿《海上花列传》式的青楼生活家庭化，但两者有什么分别呢？或者说“五四”的青楼小说对晚清传统，除了传承还有没有突破？
同事倪龙庵，听说于质夫去了鹿和班，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你真好大的胆子，万一被学生撞见了，你怎么好？”于质夫回答说，“色胆天样的大。我教员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却不愿意被道德来束缚。学生能嫖，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那些想以道德来攻击我们的反对党，你若仔细去调查调查，恐怕更下流的事情，他们也在那里干哟！”说得好像理直气壮，“救世先救人，我先救海棠”，当然是自欺欺人。真有学生要来找他，请教如何办文学杂志时，“质夫听了他们那些生气横溢的谈话，觉得自家惭愧得很。及看到他们的一种向仰的样子，质夫真想跪下去，对他们忏悔一番……你们这些纯洁的青年呀！你们何苦要上我这里来。你们以为我是你们的指导者么？你们错了。你们错了。我有什么学问？我有什么见识？啊啊，你们若知道了我的内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来打我杀我呢！我是违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
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学生，对自己，哪一种是矫饰？哪一种是真诚？或者，两者都是矫饰也都是真诚的？
第二个问题，《秋柳》能否真的延续《海上花列传》那种模拟家庭伦理的青楼文化？正当男主角渐渐入戏，可能要变成海棠常客时，一场大火烧了妓院（《老残游记》里也有一场类似的及时火灾），也让质夫看清，胖乳母抱的是海棠的婴儿，婴儿的父亲，就是除于质夫以外，海棠的唯一一个四五十岁的固定客人。所以这个模拟家庭，晚上好像温馨，白天非常丑陋。所以《海上花列传》是欣赏、玩味青楼里的家庭气氛，“五四”以后的《秋柳》却是拆穿、解构这种传统性工业的道德包装。不仅说明“五四”作家新旧文人气质交替混杂，貌似救人其实是自救，也显示了晚清青楼狭邪小说传统，在“五四”以后的文学中如何得到复杂的传承及变化。在郁达夫时期还是延续“青楼的家庭化”，到张爱玲《第一炉香》及以后张贤亮《绿化树》、贾平凹《废都》那里就演变成“家庭青楼化”了。郁达夫的另一些名篇，如《过去》《迷羊》等，艺术上更精巧，其实也应该放在青楼文学传统这条文学史线索中去解读。
[1]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44页。
[2]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写于1923年5月19日，原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三号，收入《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35页。
[3] 其实，陈衡哲的短篇《一日》，发表在1917年的《留美学生季报》上，时间比《狂人日记》更早。鲁迅第一篇小说是文言的《怀旧》。而郁达夫的《沉沦》其实包含三个中短篇，最早一篇是《银灰色的死》。
[4] 郁达夫：《沉沦》，写于1921年5月9日，收入小说集《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引文据《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6—17页。
[5] 小说集《沉沦》，1921年10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6] 比如张承志《金牧场》主人公认为描写“穷国的人可以失礼”，张承志：《金牧场》，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
[7]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写于1923年5月19日，原载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三号，收入《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40页。
[8] 《茫茫夜》，原载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收入《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116—146页。以下《茫茫夜》引文，均依据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版。
[9] 参见孔庆东：《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谁主沉浮》，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203—204页。
